澎湃思想周报｜从诺兰《奥德赛》到史密森尼学会，美国反复上演文化战争
诺兰《奥德赛》的三重战场
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史诗巨制《奥德赛》于2026年7月17日在北美及全球陆续上映，影片制作成本约2.5亿美元，首周末三天全球票房2.64亿美元，刷新诺兰职业生涯最高开画纪录，超越2012年的《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烂番茄影评人新鲜度96%、爆米花指数97%，IMDb评分8.4，R级片的限制挡不住观众涌向IMAX影厅的热情。
《奥德赛》海报
《奥德赛》在商业上的成功毋庸置疑，但它引发的论战，远比其票房更加复杂。围绕《奥德赛》的论战至少涉及三个相互缠绕的战场：身份政治，艺术与AI的较量，以及一个更古老的问题——改编经典究竟意味着什么。
一、古希腊文明与黑皮肤海伦
《奥德赛》选角引发的风暴，早在影片上映前就已酝酿。露皮塔·尼永奥（Lupita Nyong'o）饰演海伦，以及跨性别演员埃利奥特·佩奇（Elliot Page）饰演西农，成为右翼攻击的靶心。
最猛烈的炮火来自埃隆·马斯克。根据《大西洋月刊》报道，马斯克称诺兰为“反白人种族主义者”。他在7月21日宣布，他的AI平台Grok Imagine将在2026年底前制作一部“历史准确”（historically accurate）的《奥德赛》电影，并发布了一段由Grok生成的视频片段，主人公全部由白人AI演员出演。
《大西洋月刊》撰稿人亚当·瑟维尔（Adam Serwer）在一篇题为《对黑人希腊人的恐惧》的评论中尖锐地分析了这种反应的本质。他指出，保守派的抱怨与历史准确性无关，“《奥德赛》是一部有魔法和怪物的奇幻电影”。只要热门电影的主角涉及有色人种，无论是美人鱼、霍比特人还是星球大战，同一批人就会炸锅，问题的核心不在于历史考据，而在于他们看不得非白人和白人共享同一个银幕世界。
《奥德赛》剧照
瑟维尔将这种反应追溯到右翼将人类文明成就视为白人专属遗产的倾向。他引用了斯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现任美国总统助理、政策副幕僚长和国土安全顾问）在保守派活动家查理·柯克（Charlie Kirk）葬礼上的演讲：“我们的血统和遗产追溯到雅典、罗马、费城、蒙蒂塞洛（托马斯·杰斐逊故居，世界文化遗产）。我们的祖先建造了城市，创造了艺术和建筑，建设了工业。”还提到梅根·凯利（Megyn Kelly，美国新闻主持人、记者及政治评论员）在海地难民身份案后对着镜头咆哮：“滚回他妈的海地去。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比你们的好，因为我们的职业道德、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价值观。”
瑟维尔的回应很直接：凯利和米勒都没有“建造这个国家”，他们与《奥德赛》的写作或西斯廷教堂的绘画之间的关系，“和我是一样的”，他们是白人这一事实并不会让这些成就归于他们。瑟维尔提醒读者，荷马时代的希腊并不像北美大陆那样远离非洲，现代种族概念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产物，在荷马死后数千年才被发明出来。古典学者弗兰克·斯诺登（Frank Snowden Jr.）早在1970年代就指出，《奥德赛》中至少有一个角色欧律巴忒斯被明确描述为“黑皮肤、卷毛发”。黑人在古希腊艺术中早有呈现，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的剧本都出现过黑人角色，甚至还有一部失落的史诗就叫《埃塞俄比亚记》，埃塞俄比亚王门农作为特洛伊的盟友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右翼这些人“赞美文明”的论调，不过是将后来的种族等级秩序，追溯性地钉到古代上去。
二、观众想要看到电影人在流汗
马斯克的AI电影计划提供了第二个战场的切入点。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米歇尔·戈德堡（Michelle Goldberg）指出，马斯克攻击《奥德赛》的真正动机，或许不只是肤色问题。诺兰的影片在AI泛滥的时代里，代表了一场“人类对AI垃圾的反叛”。
当地时间2026年7月11日，印度孟买，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出席环球影业电影《奥德赛》首映礼。视觉中国 图
诺兰的《奥德赛》全片使用IMAX 70毫米胶片拍摄，是首部完全以此格式摄制的长片。摄影师霍伊特·范·霍伊特马（Hoyte van Hoytema）告诉《纽约时报》，他们“花大量时间在真实的地点（拍摄），让镜头前有触手可及的东西”。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不是AI生成的，而是一个60英尺的机械动画木偶；塞壬只是远处的小小身影；拍摄时，诺兰让演员们在木船上经历真实的风暴，有人在船舷旁呕吐。戈德堡写道：“诺兰知道如何建造超现实的奇幻领域，但在《奥德赛》中，他选择了泥土感而非浮夸辉煌。”
恰在此时，AI生成的廉价视觉充斥银幕，观众反而渴望有质感、有肉身、让人看到创作者在流汗的影像。《好莱坞报道》的詹姆斯·希伯德（James Hibberd）观察到：“2026年的观众正在向电影人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我们要电影看起来像真的——而且你们在制作时要流汗。”年初以来，《女超人》、真人版《海洋奇缘》、《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古古》等AI感浓重的影片纷纷遭遇票房滑铁卢，而《痴迷》（Obsession）、《后室》（Backrooms）这类依靠惊悚前提而非视觉奇观的低成本恐怖片却大获成功。
诺兰本人对AI的态度毫不含糊。据戈德堡引述，他在接受《每日电讯报》采访时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一项所谓基础性的技术如此迅速地遭到彻底的大规模拒绝。”
但IMAX 70毫米胶片的稀缺性制造了一种新的不平等。《纽约客》撰稿人布雷迪·布里克纳-伍德（Brady Brickner-Wood）在专栏中指出，全美只有25家影院能放映IMAX 70毫米格式，预售票在影片尚未杀青时即告罄，二级市场票价炒至数百美元，诈骗随之而来。他在文中引述查克·克洛斯特曼（Chuck Klosterman）的预测：实体影院终将关闭，只剩下沉浸式体验影院，从而在能支付溢价和不能支付的人之间划出一道经济鸿沟。诺兰关于“（电影院是）价格最亲民、最民主的社区聚会场所”的理想，就此终结。
三、“不忠于原著”让史诗延续
如果说前两个战场是左右对抗和媒介之争，第三个问题则更本质：改编经典究竟意味着什么？
《新共和》撰稿人凯蒂·卡杜（Katie Kadue）给出了最犀利的批评。荷马的奥德修斯有一个著名的描述词“polytropos”，法格尔斯译本译作“狡诈多变的”，威尔逊译本译作“复杂的”，但在诺兰手中，他被简化成了“一个基本上不错、但感到难过的好人”。卡杜写道：“诺兰感兴趣的是粗粝的肉身感和同样粗粝的说教欲，而不是有翼的言辞（winged words）和道德含混。”
《卫报》首席文化撰稿人夏洛特·希金斯（Charlotte Higgins）语调更温和。她承认诺兰通过平行时间线和闪回推进出色地复现了原诗复杂的叙事结构，这是《记忆碎片》《盗梦空间》导演的长项。但她的批评集中在诺兰的“减法”上。瑙西卡被删除了，连同她谜一般的母亲阿瑞忒；奥德修斯的母亲也被删去了；珀涅罗珀也被抽走了一层肌理，她那种奇特的迂回不见了。（注：瑙西卡是沙滩上发现赤身裸体奥德修斯的少女，充满青春气息，荷马微妙处理了性张力；奥德修斯的母亲因思念儿子而死，冥界相遇是史诗中最残忍也最温柔的时刻；珀涅罗珀用婚床秘事验证丈夫身份，她的“迂回”是漫长等待中学会的自我保护。）
希金斯写道：“诺兰删除了黑暗和恐怖的时刻，比如女奴被勒死，但也删除了史诗的轻盈和机智。”她的结论是：“从电影中，你学到的是关于我们自己。阅读诗歌则将目光转向外面，转向另一个现实，它既为我们所辨识，又同时是陌生、狂野、奇异、美味、令人不安，而且如此不同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纽约客》影评人理查德·布罗迪（Richard Brody）则批评影片的视觉风格。他指出，诺兰的镜头语言只是中性地呈现动作，与他在《信条》和《盗梦空间》中注入的视觉强度相比，《奥德赛》的“朴素现实主义”更像是诺兰“将一个不可还原的古代感性理性化”的产物。布罗迪写道，如果诺兰去除诸神、去除暴力、去除仪式感，不过是为了让今天的观众舒服，那么他错过了一个根本问题：“荷马笔下的世界奇异而令人不安：诸神各有各的算盘，人类的生死祸福取决于他们的反复掂量和一时兴起。”压制这种自然与超自然之间的连续性，也就删除了荷马时代之所以独特的东西。
《奥德赛》剧照
卡杜还给出了一个精辟的观察：在诺兰手中，原诗中狡猾的巅峰“木马计”变成了世界历史的原罪。影片暗示，奥德修斯突破“宾主之礼”（Xenia，受宙斯庇护的神圣契约）的行为，本身打破了一个世界秩序。这个解读相当诺兰，他把奥德修斯的个人负罪感放大为整个文明的创伤。但在荷马那里，最先破坏“宾主之礼”的是帕里斯劫走海伦，而不是木马计。不过卡杜也承认：“诺兰毫无顾忌地将故事扭曲为己所用。”
《奥德赛》上映两周来，围绕它的讨论早已超出了影评的范畴。
保守派骂它太“觉醒”，但卡杜指出诺兰的改编在骨子里是保守主义的，他在讲述“打破传统追求短期利益的灾难性后果”。左派批评它去除了荷马世界中一切令人不安的东西——奴隶制、暴力、含混——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更符合现代道德舒适区的产品。双方各有所指，也都部分正确。
那个号称要在年底前用AI制作“历史准确”版《奥德赛》的马斯克，恐怕要面对一个比荷马更古老的真理：从来不是一个文明选择经典，而是经典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攫住了每一个时代。诺兰的改编之所以引发如此广泛的讨论，恰恰因为荷马的诗本身就足够强大，强大到每一次“不忠”的改编，都能激发出新的能量。没有人是真正的奥德修斯，但每个人都在寻找回家的路。
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里的两军对垒
美国的文化战争远不止《奥德赛》这一个战场。就在诺兰的史诗大片引发争议的同时，另一场关于“谁的历史值得讲述”的斗争正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演。这一次，对垒的一方是特朗普政府，另一方则是拥有21座博物馆、14个研究中心和国家动物园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一个自1846年由国会立法创立、长期以来被视为超党派国家文化圣殿的庞杂体系。
7月24日，这场冲突迎来了一个颇为荒诞的最新进展。特朗普签署行政令，要求国家公园管理局在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外的步道上安装临时告示牌，警告游客馆内存在“不准确的信息”。行政令要求告示牌“告知游客，博物馆展品应根据《拯救美国故事》报告的结论进行整改”，并将参观者引导至“获取美国历史准确信息的场所和资源”。白宫在情况说明书中说，总统正在“反击，以恢复这个国家最伟大文明珍宝之一的创立使命，并在国家历史叙事中重建真相”。史密森尼方面拒绝置评，此前机构领导人已多次表示将维护自身独立性。
这一幕的直接导火索是7月4日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发布的一份162页报告，题为《拯救美国故事：意识形态俘获如何让史密森尼学会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抹杀我们的遗产》（Saving America's Story: How Ideological Capture at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s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Erases Our Heritage）。报告措辞激烈，宣称该博物馆的使命已“从直白的历史教育与学术，转向了旨在改变国家的极端政治行动主义”，并称：“如果史密森尼的旗舰历史博物馆（指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的每个入口都贴有一张标签——‘警告：本馆展品由不希望你爱自己国家的人制作’——对大多数美国人、尤其是带子女参观的家长们来说，或许反而更好。”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文斯·黑利（Vince Haley）此前曾表示：“我们至少欠开国先贤一个诚实而鼓舞人心的叙述——他们是谁、做了什么、建造了什么。”
这场冲突并非一日之寒。根据《纽约时报》整理的完整时间线，自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其对史密森尼的施压便逐步升级。2025年1月，史密森尼在特朗普关于终结多元、公平与包容（DEI）政策的行政令下关闭了多元办公室。3月27日，特朗普签署“恢复美国历史的真相与理智”行政令。5月，他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解雇国家肖像馆馆长金·萨杰特（Kim Sajet），称其“高度党派化”。史密森尼坚称人事权归机构自身，但萨杰特随后辞职。7月，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移除了提及特朗普两次弹劾的标签。8月，白宫宣布对8座史密森尼博物馆进行大规模审查，并公布了一份约24件有问题的展品清单。2026年2月，白宫官员提议在特朗普官方肖像旁增设其他图像展陈，称“来自美国爱国者的作品，对人民的总统来说是重要的”。
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是史密森尼学会秘书（Secretary，实际行政首长）朗尼·G.邦奇三世（Lonnie G. Bunch III），他是一位历史学家，也是史密森尼首位非洲裔领导人。据《纽约时报》白宫记者玛吉·哈伯曼（Maggie Haberman）和乔纳森·斯旺（Jonathan Swan）的长篇报道，特朗普早在第一任期就与邦奇产生过节。邦奇在其2019年回忆录中记述了2017年初带特朗普参观非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的经历：特朗普经过一处展示荷兰在奴隶贸易中角色的展品时，唯一的评论是：“你知道吗，在荷兰，他们很爱我。”2024年特朗普胜选后，史密森尼的治理结构——17人组成的董事会（Board of Regents）中，美国首席大法官任会长（Chancellor），另有3名参议员、3名众议员、9名公民成员及副总统——本意是使其免受党派干扰。但2025年1月就职仅四天后，特朗普任命了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卡洛斯·希门尼斯（Carlos Giménez）为董事。在同年4月的晚宴上，希门尼斯拒绝表态支持邦奇，次日又提出了一个看似温和的问题：展品是否有审查流程？史密森尼庞大的组织架构并无统一流程，这让白宫找到了突破口。
2025年6月2日，邦奇和董事们（包括副总统万斯）召开紧急视频会议。特朗普在会议期间反复给邦奇打电话，迫使他一次次离席。据知情者透露，万斯在会上要求董事会遵从总统命令解雇萨杰特，并尖锐地补充：“钱袋子在他手里。”（He signs the checks）“这个机构应该为所有人服务，”万斯说，“我不是要求我们雇用一个右翼政治观点的人。我只是要求我们不要让这个机构的门面变成一个左翼疯子。”7月4日报告发布后，邦奇在一封内部信件中回应称，白宫的报告“并非对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工作和全貌的公正描述”，强调史密森尼的工作“以学术、准确性和讲述美国故事完整性的坚定承诺为驱动”。
保守派的思想阵地也为白宫的行动提供了正当性论述。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高级研究员迈克·冈萨雷斯（Mike Gonzalez）在5月撰文称，史密森尼近三分之二的资金来自纳税人，却利用机构“合法化”1619项目（该项目主张，美国真正的建国之年不是1776年，而应该是第一艘运送非洲奴隶的船抵达弗吉尼亚殖民地的1619年），在展墙文本中灌输“定居者殖民主义”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并将“黑人的命也是命”（BLM）骚乱遗留的杂物作为“艺术”收藏。他引用《纽约时报》前编委大卫·费尔斯通（David Firestone）的感慨——“每一个走出国家广场上那座壮丽建筑（指非裔美国人历史博物馆）的人，都带着羞耻感，并被那段历史久久萦绕”——指证史密森尼“培养耻辱感”，并反驳说，奴隶制在美国经济崛起中并非关键角色，称1619项目散布了谎言。
自由派评论家恰恰在“复杂性”上为史密森尼辩护。7月8日和9日，《新共和》撰稿人蒂莫西·诺亚（Timothy Noah）连续两篇文章对白宫报告进行了逐条事实核查。7月6日，诺亚走进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报告说白宫声称“开国先贤”从博物馆“消失”的指控完全不实：大厅中央矗立着霍雷肖·格里诺（Horatio Greenough）创作的乔治·华盛顿大理石雕像；“美国民主：一次伟大的信仰飞跃”常设展中陈列着托马斯·潘恩的《常识》原版、杰斐逊在起草《独立宣言》时使用的便携写字台、华盛顿在制宪会议上使用的文件盒。诺亚写道：“当你走进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第一眼看到的是一尊巨大的半裸华盛顿像时，从何种意义上说，这是在轻视开国先贤？”他还发现，报告对馆长安西娅·哈蒂格（Anthea Hartig）的个人攻击超过了实质性内容批评，报告全文提及“哈蒂格”229次，而“访客”仅81次、“创始人”49次、“种族”38次。白宫甚至指控她使用“她/她的”（she/her/hers）代词签名（在邮件签名中标注自己的代名词，让别人不必凭名字猜测你的性别认同，后来慢慢变成了一种进步派的身份信号），并且她还曾说，希望“问题化”（problematize，意指把一个理所当然的东西重新变成需要追问的问题）250周年庆典。
当地时间2026年7月21日，美国，史密森学会国家历史博物馆馆长安西亚·哈蒂格在雷伯恩大楼出席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下属政府效率小组委员会听证会。视觉中国 图
半个多月后，这场文化战争从行政报告升级到了国会听证会。7月21日和22日，哈蒂格连续两天出席众议院两个委员会的听证会。共和党议员对她的质询火药味十足。伊利诺伊州众议员玛丽·米勒（Mary Miller）展示了博物馆曾展出的“同性恋解放”主题展品中的一件“胯部束具”（crotch harness）。米勒说：“你选择展示一个有着奇怪性癖好的极小部分美国人群体的恋物服饰，并且你欢迎儿童参观这个展览。”南卡罗来纳州众议员南希·梅斯（Nancy Mace）措辞更为严厉，称博物馆“展示恋童癖主题、向儿童灌输错误思想、在儿童面前宣扬不当性内容”。哈蒂格还拒绝回答关于她个人的政治捐款问题——她给民主党候选人和进步派组织的捐款多达数百笔，拒绝解释一份培训指南的由来——该指南将“客观性”称作“白人至上主义的工具”，并在被多次追问时拒绝定义“什么是女性”——“我们努力代表（represent），而非归类（categorize），所有美国人。”她的意思是，博物馆的职责不是下定义，而是呈现。
正如《纽约客》撰稿人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在2025年8月的一篇长文中所追溯的，1976年美国200周年庆典时，史密森尼举办了“万国一邦”（A Nation of Nations，或译为“多民族之国”）展览，用5000件展品讲述了美国联合与分裂的双重故事，从尤特笛子到三K党袍，从穆罕默德·阿里的拳击手套到写着“日本人滚出去，你们这些老鼠”的告示牌。莱波雷写道，当年的策展理念是展示人们“如何来到美国，从史前时代到现在”，以及“在新土地上的经历如何改变了他们”。半个世纪后，庆祝美国伟大的国家叙事与呈现历史复杂性的博物馆使命之间的裂隙，已从暗流演变为正面冲突。邦奇曾对CNN说，“当人们没有勇气面对自己的历史时，我感到害怕。某种程度上，你终究必须面对它。”他在给员工的内部信中写道，“作为公职人员和这座机构的看护人，我们有责任帮助国家找到理解、希望和澄明。”
双方争论的实质是一场关于“美国故事”的认知战争。对于白宫和传统基金会而言，国家博物馆的使命是巩固一个爱国主义的共同底线，在这个框架里，对美国历史的反思有边界，对开国先贤的批评有分寸。而对于邦奇和哈蒂格而言，博物馆恰恰应该是那个让国民面对复杂性的地方。在这里，公民有权利直面历史中的不体面，不是为了一再道歉，而是为了理解这个国家何以走到今天。
两种立场各有其逻辑，也各有其致命弱点：前者容易滑向对历史的粉饰和工具化，后者则可能因过于精英化的反思姿态而脱离它所想服务的普通公众。当诺亚走进大厅，看到188岁的华盛顿雕像昂然矗立时，他证明了“开国先贤被抹杀”是夸大其词，但他无法证明每一个普通游客走出这座建筑时，感受到的是“直面复杂性的清醒”而非“被说教的羞辱”。这场战争真正的战场不在国会听证会，不在白宫报告，甚至不在博物馆的展墙上，而在每一道仰望国家广场那座壮丽建筑的目光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