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严经变和毗卢遮那佛的艺术形象

“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 经过唐宋元明清的深度融合，华严哲学也早已融入了中华文化。历代艺术家是怎样来表达华严经变呢？从大英博物馆藏白描华严经变、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的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以及敦煌壁画、古寺名刹中的造像，可一窥华严经变和毗卢遮那佛的艺术形象。

宋明理学奠基人程颢程颐出入佛老数十年，深知华严的圆融；王阳明因华严而悟心体，以《金狮子章》中金的譬喻诠解人心，推动了心学的发展；章太炎以华严哲学来解庄子，认为《华严经》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与《庄子》中“万物与我为一”的理念相契合，他以此阐释万物相互依存互为缘起的关系，为中国哲学提供了新视角；近现代学者马一浮先生更是以华严的思想来诠释儒家，使儒家开出新气象。那么艺术家们又怎样来表达华严经变呢？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的艺术形象常常是华严经变中的核心人物。毗卢遮那佛最难画，因为清净法身无形无相。

大英博物馆藏 南北朝《大方广佛华严经卷手稿》

经典来源

毗卢遮那佛的形象常见于《华严经》《大日经》经。“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华严经》的体相用思想宏富而辽阔，能打开瑰丽的生命格局，带来丰盈的生命建设，广展生命境界。自东晋佛驮跋陀罗翻译六十卷的《华严经》以来，唐代的实叉难陀翻译了八十卷的《华严经》，唐代还翻译了四十卷的《华严经》，国富民强的时候，特别容易理解华藏世界的重重无尽，经过唐宋元明清的深度融合，华严哲学也早已融入了中华文化。

 大英博物馆藏 传为北宋李公麟画 华严经变图上的毗卢遮那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唐代武则天喜欢《华严经》，深入《华严经》之后，写了这样一首震撼人心的开经偈，流传至今。大英博物馆藏有一卷纸本白描华严经变，34.6x1244厘米的作品传为李公麟作，以卷轴的方式画了《华严经》七处九会中的人物：最右边即是毗卢遮那佛端坐在狮子背上，经中诸神、菩萨们、阿修罗王、龙王、三十三天等一字排开，善财童子在最左，一一礼敬毗卢遮那佛，又像是《华严经》中的善财童子在五十三参。细看来，三十三天天主的天冠都各不相同。此画究竟是不是李公麟所作？这个问题，留待学术界去考证。但仅用白描人物就能在长卷上将《华严经》福慧庄严表现出来，真是令人叹服！也间接表现了中国人崇简的审美意趣。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也是华严经变，五代时期色彩的瑰丽，众多的人物，则特别展现《华严经》七处九会的大方庄严，表现出中国人宏富的美学特质。

 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 五代绢本彩绘《敦煌藏经洞绢画七处九会变相图》

千佛绕毗卢

十方一切佛，同一清净身。艺术上如何表达呢？历代造像的艺术家们虔诚地开出了千佛绕毗卢的总设计，诠释千佛和一佛的关系，将哲学上一与多的思想艺术化地呈现给读者。

上海震旦博物馆有一尊明代的毗卢遮那佛雕像，神情肃穆，手结毗卢遮那佛独有的毗卢印，上有千佛，当你明白一佛与千佛的关系，也就明白了千佛绕毗卢的艺术形象，乃在寓意一切佛同一清净本体。

 上海震旦博物馆明代 毗卢遮那佛 雕像

体用的思想，本是中华文化的基因。如《道经》的第十四章，河上公版称之为赞玄，乃是称赞道体玄妙无比，无相无形，无状无物；第十五章，河上公版称之为显德，有道之士难以描述，只好强为之容。“道”为体、“德”为用，体用思想提升生命的境界；所以般若多罗曾讲：“东土震旦（即中国），有大乘气象”，绝非虚言。石窟艺术中，最常见的表现体相用思想的艺术——常常是千佛雕塑。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河北石家庄正定隆兴寺 毗卢遮那佛

法报化的艺术形象最能突出体相用的思想。很多寺院都有毗卢殿，供的就是“千佛绕毗卢”的毗卢遮那佛，如北京的云居寺、法源寺、万寿寺、智化寺等。河北省石家庄正定隆兴寺毗卢殿供奉的毗卢遮那佛由万历皇帝所铸造，高6.42米，三层四身，整体采用分体浇铸，然后焊接而成,每层都有四身坐式毗卢佛，手结毗卢印，坐于千尊小佛之上，寓意三千大千世界都同一清净实相。

华严三圣

一般情况下，毗卢寺都有毗卢遮那佛，华严寺都有华严殿供奉华严三圣：毗卢遮那佛、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这是华严经变当中最常见的艺术形象。洛阳白马寺清凉台原是汉明帝刘庄少时读书乘凉之处，也是《四十二章经》的翻译之所，一千九百年后，清凉台毗卢阁的毗卢遮那佛依然手握结毗卢印，左立文殊，手持如意，右立普贤，手持经书。这一佛二菩萨即“华严三圣”。华严三圣经常被误会为西方三圣或东方三圣，常见文殊菩萨骑青狮子，普贤菩萨乘坐大象。

 洛阳白马寺清凉台上清凉阁中的华严三圣

凡事皆有例外。大足石刻中，处于宝顶山核心区的华严三圣也常被人误会，原因是造像很不容易识别：左为普贤菩萨，头戴高冠，双手捧舍利塔；右为文殊菩萨，头戴高冠，左手捧七重宝塔，右手扶塔；宽袖袈裟披肩挂肋飘逸垂下，巧妙地将手中塔的重心引到像身；中间的毗卢遮那佛头有螺髻，髻上两道毫光，左手结说法印，右手前伸，正在演讲。这3尊高达7米的造像，身躯前倾20多度，当人们抬头观望时，菩萨好像也正亲切地俯身下来，注视着仰望者，造像与观众之间的视线交互，将佛菩萨的庄严与慈悲表现得淋漓尽致。

 重庆大足石刻 宝顶山华严三圣

宝顶山华严三圣背壁刻了81尊圆龛小佛，大小对比，层次丰富，更显庄严。大足石篆山石窟内的大日如来（毗卢遮那佛）则戴天冠，坐莲花，若不是手握智拳印，真易被人误会为化身佛释迦牟尼。敦煌的榆林第25窟主室东壁北段的毗卢遮那佛结禅定印，显禅定像，署名为清净法身卢那舍佛，也易被人以为是报身佛。实际上，佛有三身，即：法身、报身和化身，分别表示体、相、用。化身佛释迦牟尼，报身佛卢舍那，法身佛毗卢遮那。体是基础，用乃功能，相为呈现，三者不可分割，体现“体用不二”“性相一如”的哲学。

山西大同的华严寺大雄宝殿是现存辽金时期中国最大的佛殿之一，大殿建筑面积达1559平方米，正脊两侧的琉璃鸱吻高达4.5米，为中国现存最大的琉璃吻兽。始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于保大二年（1122）毁在兵火之中，金天眷三年（1140），原址重建，木构建筑，殿内供奉明代五方佛、十一尊菩萨及二十诸天彩塑，皆为明朝塑像。四壁绘有清代壁画，展现了汉藏文化融合的艺术风格；其中就有华严经变“七处九会”图，释迦牟尼佛在７个地方进行的９次课堂教学：大殿南北山墙上各绘4幅，西檐墙上1幅，共9幅；北尽间、末间还绘有“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为善财童子的求道经历，也是华严经变的核心。

大日如来

毗卢遮那佛的梵文含义是“光明遍照”、“最胜光明”，象征“法界体性智”，所以毗卢遮那佛又名“大日如来”，象征佛的法身如同太阳一般，智慧之光无有障碍，破除一切黑暗，利养万物。

《大日经》中云：如来、应、正等觉，非青非黄、非赤非白、非红紫非水精色、非长非短、非圆非方、非明非暗、非男非女非不男女。大日如来本来无有形象，但是众生总因有形有象的佛菩萨像而开启自心本具的智慧，所以佛教艺术一直生机蓬勃。

辽代铜鎏金大日如来坐像

辽宁慕容街的朝阳北塔令人想起金庸《天龙八部》的慕容复。这座宝塔经历了从三燕到辽代的风雨洗礼，被誉为“东北第一塔”，已经凝聚了北魏、隋、唐与辽的信仰、审美与文化交流。夯土的台基、砖砌的台座、稳健的须弥座、塔身、塔檐和刹顶，塔身的四方佛与塔心室内佛殿中央的大日如来，共同体现了中国人的五方思想；朝阳北塔像是辽宁的定心丸一样，矗立至今已经1600余年。

 辽宁朝阳北塔外观

这座塔的地宫存有历代的修缮历史，中宫供奉过佛骨舍利，天宫曾出土盛唐的金塔与波斯玻璃瓶，可见丝绸之路的文明交流成功地抵达过这座三燕故都辽代京畿。朝阳北塔天宫出土的文物中，有多件大日如来坐佛，都结智拳印，辨识度极高。精湛的雕刻技术只是审美之一种，层层套嵌的圆筒形结构还反映出前人的恭敬。如同1987年，重修法门寺清理塔基时，在唐代地宫后室中央发现八重宝函，里面盛放着佛骨舍利，如此郑重。第五重鎏金如来说法银宝函上也有大日如来，作智拳印，非常容易识别。

 莫高窟第36窟《华严经变・龙王礼佛图》

毗卢遮那佛所戴宝冠为“五佛冠”，寓意为五方佛。北京法源寺的毗卢殿里，将毗卢遮那佛置于最高层，中间层为四方佛。莫高窟第465窟的窟顶即是五方佛图的藻井，中间为毗卢遮那佛。榆林窟第3窟是西夏时期的作品，善用绿和白，南壁曼荼罗中台八叶院为中心的结构，中间便是大日如来，四佛四菩萨，呈现出同心圆结构，像是命运共同体的佛系表达。

《妖猫传》中的空海大师即日本京都东寺的第一任住持。空海曾随遣唐使来中国留学，拜西安青龙寺惠果为师，回国后创建东寺。历经千年，人们常感慨：东寺的每一块砖瓦都有唐风。可见，文以化人，文化融合，历代皆有践行者。

 京都东寺 头戴天冠的毗卢遮那佛

东寺讲堂内的须弥坛上安放有21尊造像，以大日如来为中心，形成立体曼陀罗：毗卢遮那佛位居中央，头戴华丽天冠，手结智拳印，坐在千叶宝莲上，背光中千佛随行，就如榆林窟第35窟东壁北侧五智如来曼荼罗的立体呈现。这尊大日如来像与五重塔、御影堂等代表了平安时代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是世界文化遗产，也见证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 《毗卢遮那佛图》

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元人毗卢遮那佛像，结毗卢印，和悦慈悲，内著法轮火焰纹袈裟，头戴宝冠，背光中则有五方佛，华盖下方左右皆绘有天人着汉服乘彩凤，令人想起王母娘娘，也说明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真是大有新意。

毗卢寺

我国现存六座毗卢寺中，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的这座最有名，始建于唐代天宝年间，以明代壁画闻名，被誉为“中国四大古代壁画”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永乐宫、法海寺壁画齐名。

508位人物，122组画面，将儒家的人伦、释家的法界、道家的自然，和谐地画入同一面墙壁，成为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庞大的明代水陆壁画体系。本体与妙用透过种种艺术形象，生动逼真地表现了体相用的思想。当我们鉴赏艺术形象的时候，从诸视觉形象反观其妙用的时候，也就豁然贯通了其中的艺术哲学：同一清净本性所展现的万象庄严。

河北省石家庄毗卢寺壁画局部

往古九流百家一切街市，往古孝子顺孙，往古忠臣良将，往古比丘、道人、儒家贤士，放在一起，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四海龙王等神众捧着夜明珠，庄敬之感也跃然眼前，朱砂和石绿的颜色明亮鲜艳，沥粉贴金的工艺又极华贵，玉皇大帝格外清雅飘逸，身旁侍女，皆眉目秀雅，典型的明代仕女画风，而毗卢遮那佛乃本体之意，焕发的妙用，呈现出如此庄严的妙相。

毗卢寺保留了大面积的沥粉贴金工艺。508位人物环绕着毗卢遮那佛，体相用三者相互依存、圆融无碍，共同诠释着本质、现象与功能。法身本如虚空，无一形象可描画，却能生各种各样的功能与效用，呈现各种各样的外在形象与艺术张力，如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如这508种生命形态。令人想起唐代吕岩的《绝句》： 

或为道士或为僧，混俗和光别有能。

苦海翻成天上路，毗卢常照百千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