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场百年接力：从《大上海计划》到“十五五”数智创新之心

● 任何设计、研究都需要历史视野。近代上海是理解今日上海的“根本性奠定”。研究五角场当下的再出发，要从它在100年前从一片农田中的崛起里寻找答案。

● “大上海计划”公共建筑群是华人自主造城的空间宣言，为上海的城市叙事补上了“自主建设”的重要一维。

●“三十六宅”的朴素适用，并非简单的经济制约，而是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变革主张——“新生活运动”在居住空间上的物质呈现。它不是“第一眼美人”，需要专家、政府、运营方共同“运维”才能让公众认知其价值。

“五角场”不仅是一个地名，更是一段承载着中国人尝试自主建设现代都市的百年记忆。

1929年，当上海最繁华的地带仍被列强租界占据时，一份雄心勃勃的“大上海计划”在五角场一带悄然铺开。中国人要在自己的国土上，建造一座足以与租界分庭抗礼的现代化新市中心。

百年风云变幻，这个因抗日战争爆发被中断建设的“市中心”，在迈入新世纪后重新站上了引领城市发展的制高点。它是《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01年）确定的四个城市副中心之一、《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2002年）确立的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江湾历史文化风貌区），也是上海商务楼宇更新首批十个试点单元之一，还是杨浦区“十五五”规划“两轴两区、一心一岛”创新格局中的核心“一心”。当年一张白纸上的蓝图，已绵亘为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那份未竟的规划，仍在以另一种方式塑造着这座城市。

规划原点：一张“1.0版本”的大上海蓝图

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一层，“上海历次城市总体规划概述”以时间为脉络，集中展示了自“大上海计划”至今的六轮城市总体规划。

上海城市规划馆一层，展示了自“大上海计划”至今的六轮城市总体规划。鲁怡 摄

上海城市规划馆一层的电子互动屏，显示了上海的“总规历程”从“大上海计划”开始。鲁怡 摄

1929年7月，上海特别市政府第123次会议通过了《大上海计划》。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将其称为“1.0版本的大上海”。据“上海市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记载，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都市发展总体规划，标志着上海在城市总体层面开展规划的开端，也是中国近代城市规划的重要探索之一。

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市中心计划，在市中心区划地1000余亩，建设行政区，形状为一“中”字。区域内包括市政府大楼、各局办公楼以及市立运动场、市立图书馆、市立博物馆等项目。二是市中心区域和附近的港口、铁路计划，规划在吴淞建造虬江码头，并建造新的铁路和客货运总站。三是将全市划分为五大功能区域，其中江湾市中心区为行政区；真如到大场为工业区；吴淞镇以南、殷行镇以北地区为商港区等。四是共分三个批次的全市道路系统计划。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张鹏教授是南京颐和路街区修缮项目建筑负责人，他告诉研究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立刻推出了雄心勃勃的城市规划，其中以南京的《首都计划》和上海的《大上海计划》为代表，是“中国人对城市发展、城市建设、城市规划最早的探索之一”。

不同于租界的“生长式”发展，《大上海计划》规划中的上海新中心，一开始就有完整的蓝图，旨在打破上海公共租界与上海法租界垄断城市中心的局面。“1.0版本”的上海市中心选址今五角场地区的翔殷路以北、闸殷路以南、淞沪路以东、黄浦江以西的土地约7000亩作为中心区，规划设有行政区、商业区、住宅区，以及相应的交通设施。

“大上海计划”，一开始就有功能分区。图片提供：诸大建

精神底色：一场华人“自主造城”实验

上海原为“东南壮县”，周长九华里的城墙圈起一座不规则的圆形城池。墙内为城（今老城厢），墙外为厢（今董家渡一带），城内街巷依水系与村落肌理自然蜿蜒，曲折狭窄，少有取直。

上海社会科学院周武指出，1843年开埠是上海城市史上的首次重大转型——这座城市从以埠际贸易为主的区域性港市，一跃成为外贸主导的国际性“互市巨埠”。

诸大建认为，在转型过程中，租界华界并存、两种洋人租界以及中国人对现代性的主动回应和追求，成就了上海的独一无二。他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一条S形曲线，代表黄浦江，江畔不规则的圆形，是老城厢。1845年英租界在城外设立，1848年扩至西藏中路；同年美租界设立，1863年两者合并为公共租界，至1899年达33503亩。法租界则于1849年成立，经三次扩张，至1914年面积达15150亩。

租界的持续扩张，最终造就了上海“三界四方”的割据格局——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的南市与闸北，各成体系。横亘市中心的租界，将华界南北阻隔，使其无法形成统一规划，发展处处受制。空间被挤压、割裂之外，市政建设更是落差悬殊：租界早在1860年代便已通煤气、铺水管，而华界直至20世纪初仍“道路不治，沟渠淤塞”。

转机发生在1920年代。在《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中，白吉尔在“大都会（1912～1937）”中提到“1920年代的经济奇迹”，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全球竞争格局，而上海特殊的租界环境为资本和人才提供了难得的自由发展空间。1927年，中华民国政府在租界以外地区设上海特别市，归属中华民国行政院直辖；同时并入江苏省上海县、宝山县17市乡，1929年，当局正式推出在江湾另建新市中心的“大上海计划”。

根据大上海计划图，可看到“大上海新市区”沿黄浦江而设且比租界更靠近入海口的地理占位。图片提供：诸大建

于是，沿着黄浦江奔流入海的方向，在呈不规则圆形的上海县城外，先被布下英、法、美租界，然后在更靠近入海口的新江湾，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市中心。其中，英租界呈棋盘式格局，体现开埠之初欧美城市道路建设对上海的影响，新城区则结合了周轴对称、棋盘式及巴洛克式，在空间格局层面诠释“中西合璧”的城市精神。

呈“中”字形的市政中心，继承了中国都城以中轴线为骨架的布局传统；道路系统则将巴洛克式的放射状路网与欧美棋盘式街区融为一体。诸大建特别指出，正是在这张蓝图上，五角场应运而生：淞沪路、翔殷路、黄兴路、四平路、邯郸路五条主干道在此交汇，形成一个放射状的路网，当地百姓形象地称之为“五角场”。

行政区采取中国都城以中轴线为骨架的“中”字形布局，道路系统将巴洛克式的放射状路网（五角场）与欧美棋盘式街区融为一体。图片提供：诸大建

黄浦江下游，一个“中”字与放射状路口形成的五个“角”，勾勒出中国人对现代性的主动回应和追求，构成了“海纳百川”、“中西合璧”的海派内核。诸大建指出，海派文化贯穿于租界、华界以及两者互动的整个城市肌理之中，华界并非文化的被动接受区，而是海派文化自主性生成的关键场域，“大上海计划”正是对海派文化自主性的空间宣言。

“《大上海计划》的操盘者多为海归，工具来自西方现代体系，但政治理想是中国的。”张鹏以“中山装”来比喻这一百年前的城市规划，虽然来自西装，但其不乏民族符号——它让上海在“都市化的童年阶段”，就有了中国人的自主思考。

物质地标：一部“民族觉醒”的空间宣言

《海上华章-近代中国建筑师在上海》封面上写道：中国建筑师的觉醒时代，一代人与一座城……是他们亲手打造了上海城市最早的现代化进程。

当各国资本在上海群雄逐鹿，中国第一代海归知识分子也在金融、教育、建筑等各领域探索自主性与现代化之路。上海银行同业公会、上海建筑师协会，均诞生于1920年代。

1925年，庄俊在上海开设了第一个中国人自办的建筑设计所，董大酉回国后即进入该所工作。1929年，董大酉被推选为中国建筑师学会会长，并于翌年受聘为上海市中心区域建设委员会顾问兼建筑办事处主任建筑师。

市政府新厦是“大上海计划”中最先开工的标志性建筑。当时，市政当局特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方案，董大酉在一等奖方案的基础上，博采众长，最终造就了一座歇山式屋面、庑殿式屋顶、“涂彩飞檐梁柱式”的中国宫殿式大厦。钢筋混凝土的结构撑起民族的外衣，让传统形制在现代技术中获得新生。

这座大厦与江湾体育场、旧上海市图书馆、旧上海市博物馆共同构成了“大上海计划”的公共建筑群。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评价这些建筑“能呈现雄伟之气概”——这些中西合璧的建筑典范，是一个民族在废墟中重建尊严的见证。

承载民族觉醒印记的建筑群在保护与活化中焕发新生。2014年，旧上海市政府大楼、江湾体育场、旧上海市图书馆、旧上海市博物馆等核心建筑被合并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旧上海市图书馆经修缮扩建，于2018年作为杨浦区图书馆新馆重新开放，不仅修复了原建筑，更扩建了当年董大酉手稿中未实现的部分，完整再现其“中国复兴式”风貌。馆内专设“上海近代市政文献主题馆”，成为传承百年市政历史的文化地标。

生活样本：一场被战争中断的“新生活”变革

《剑桥中华民国史》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有过这样的描述：“绝大多数中国人至多不过勉强维持生存而已……许多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不到向来的那种水平。”

“大上海计划”留给城市的遗产，不止是“中”字形的空间骨骼与彰显大国大城形象的公共地标，更有试图回答“中国人如何现代地生活”的居住空间如何呈现。作为“大上海计划”中遗留下来的最大规模住宅区，“三十六宅”可谓百年前中国人对“职住平衡”的探索，是这一未竟的都市蓝图中最具烟火气的人居注脚。

据《五角场镇志》记载：“规划大上海计划时，从农民手中以每亩200元的价格，征用到土地5400余亩，于镇区北部东沿市兴路（已废），西至市京路，南靠民府路，北临民壮路这块土地，由信谊信托社建造了36幢高级花园洋房。”作为当时新市府大厦的配套，建成于1933年的“三十六宅”距离该地标仅800米。

2024年起，张鹏教授带领学生开展 “三十六宅”研究。他比较了近代上海涌现的石库门里弄、高层公寓、花园洋房等住宅建筑，认为“三十六宅”是“独一无二的样本”，其独特性与开发建设的模式和民国政府的需求相关，是“民国风、中国风”在上海的独特创造。“平面不像别墅，面宽窄、进深小，体现集约用地和经济适用。张鹏将其概括为“将新式里弄的平面布局以稍宽的间距置入花园洋房的场地中形成的别墅区”，既脱胎于租界住宅传统，又结合新市区场地特征，呈现出独特的混血特质。

在文化意涵上，“三十六宅”是“新生活运动”所倡导“整齐、清洁、简单、朴素”理念的物质呈现。张鹏将1920至30年代民国政府主导建设的面向社会精英的独立式花园住宅提炼为“民国风”住宅，其关键特征为“西体中用”、新技导入和朴素适用，“三十六宅”即为此类典型，与南京颐和路住宅区具有高度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颐和路居住者多为政要显贵，如汪精卫、阎锡山，而“三十六宅”的目标客群主要为行政官吏、大学校长及医生、律师、作家等，折射出民国时期城市中产阶层居住理想的物质化表达。主持了“大上海计划”的时任工务局长沈怡便定了一所丁种住宅，面积七分五厘（约500平方米），楼下有客厅和饭厅，楼上有两间卧室，屋里还有浴室、厨房和汽车间，屋前有一片小小草地。

《沈怡自述》一书还原了当时的居住日常：“不仅空气好，环境清静，地方到底宽敞多了”，到了晚上，“纵纵横横的马路灯火通明”，“照耀得好似每一条街上都有着游人如鲫的那种意味”。这样快意的新生活随着“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从虬江码头登陆戛然而止。上海沦陷八年，“三十六宅”一直作为日军军官官邸。抗战胜利后，沈怡路过这片曾承载一代知识分子对新生活想象的住宅区，只见“屋宇倾侧，荒草没径，房子只剩了三分之二”。

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建设的重点转向支持工厂区的扩建和数十万产业工人居住区的建设。随着杨浦区“工业基地”的定位叠加五角场地区的功能调整，“三十六宅”居住者由此变为“200多户劳动人民”，这个与思南公馆、张园等同时期的住区，也变成了名副其实的“七十二家房客”。相似的起点，却走向了不同的命运轨迹——新天地、思南公馆、张园等风貌建筑相继更新焕活为城市名片，“三十六宅”却尚未从历史的灰烬中拾掇出来，发挥其应有的历史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