濒危野生动物药材“替身”破局，仿生已有突破尚待推广落地

穿山甲被剥下甲片，黑熊被插入导管引流胆汁……这些残忍的画面曾长期隐伏于部分中医药实践背后。如今，一场旨在用科学“替身”挽救濒危动物的努力，正从零散尝试走向系统突破。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从香港大学近日举行的第四届中医药保护野生动物研讨会上获悉，仿生羚羊角粉和仿生穿山甲粉的研发已实现“从0到1”的突破。这两种替代品在有效成分和药效上均实现了与原药材高度一致，将为更多濒危动物药材替代品的研制提供了可复制的科学范式。

为何必须寻求“替身”？

濒危动物药材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与国内法律约束。我国于1980年加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同时，《野生动物保护法》持续升级保护力度，穿山甲等物种已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中国工程院院士庾石山指出，我国有23种濒危动物药材受到保护，它们支撑着300多个经典名方和100多个名优中成药的生产，包括片仔癀、安宫牛黄丸等国宝级药品。然而，原材料短缺已导致部分品种停产。

“野生动物入药导致走私猖獗。真正的中医开不出这些濒危药，但很多人打着中医的幌子贩卖野生动物制品。”中医药保护野生动物联盟共同主席、美国弗吉尼亚结合医学大学校长劳力行在研讨会上直言。

数据触目惊心。以穿山甲甲片为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助理教授王易孚博士调查发现，2023-2024年，穿山甲甲片的实际消耗量与合法库存消耗量严重不匹配。2024年后政策规定年库存消耗量需控制在1吨以内，仍相当于年消耗2000只穿山甲，这些穿山甲及其制品均来自野外捕猎。

“无论从政策还是生态上，中医对穿山甲甲片的需求都难以持续。”王易孚说。

因此，面对生态保护与传统传承的双重压力，找到一条可持续的供给之路，已成为中医药行业必须直面的核心课题。

科学研究已实现突破

过去，受限于技术，中医药行业长期采用“简单替代”，如水牛角代犀角、羊角代羚羊角。但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峥涛坦言：“这些替代品与原药材在化学成分和药效上差别巨大，临床疗效受影响很大。”

真正的科学替代，必须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即中药里的“有效”究竟是什么？

庾石山院士团队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范式：全面解析药材成分与构效关系、明确药效物质基础、通过生物合成等手段高质量“重建”。这为破解濒危药材困局提供了关键的技术路径。

事实上，濒危动物药材替代此前已有成功先例。澎湃新闻此前报道，作为濒危动物药材替代的典范，人工麝香的研发历经数十年。早在1975年，卫生部就组建了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牵头的课题组，最终成功研发出人工麝香，并于1994年获新药证书。目前，含麝香成分的433种中成药中，有431种完全使用人工麝香替代，替代率超过99%，其疗效与天然麝香基本一致，挽救了大量野生麝的种群。这一案例证明，科学替代不仅在技术上可行，在临床上同样经得起检验。

替代之路“卡”在哪？

尽管技术取得突破，但推广却步履蹒跚。除了人工牛黄、人工麝香等少数例外，多数品种的替代进程缓慢。

王峥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直言，很多中医师，尤其是有话语权的保健体系专家，坚持认为野生的更好，这种传统观点根深蒂固，但缺乏严格的大数据支持。但同时，要开展野生与替代品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面临法律和伦理障碍，即野生药材已受保护，无法合法获取用于对照研究。

香港大学中医药学院教授冯奕斌分析：“黄金熊胆（一种人工熊胆产品）的化学配比已非常接近，药理学和临床证据表明其效果相近甚至更好。但永远存在一个声音——你的药可能在这个病上有效，但在其他病上不如天然的。科学替代一定是一个过程。”

企业研发动力不足与经济风险也是替代之路的卡点之一。王峥涛指出，研发一个替代品新药，仅药效和安全性评价就需要数千万元投入。企业担心万一替代品达不到预期，等于“自己挖坑”，“现有产品只要能卖、不出事，企业就没有动力去变革。”

审评审批的严格性与基础研究的扎实度之间也存在差距。企业常抱怨替代药品研发按新药标准审批太慢。王峥涛则认为，国家层面已在“开绿灯”，审评标准并非苛刻，“真正难的是基础研究数据是否扎实。”

他举例，企业提供的样品若换一批原料效果就不稳定，则无法通过。而完全生物合成的新物质，因无既往药用标准，审评会更谨慎。

国家战略层面，替代研发已被提上日程。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珍稀濒危中药材替代品的研究开发。2023年6月，国家药监局成立濒危动物药材专家委员会。2024年12月，两部门联合公告，明确对羚羊角、熊胆、穿山甲等重点药材加大资助，加快审评审批。

王峥涛指出，若不加强基础研究，不推动科学替代，中药的市场份额将被不断挤压。“最终可能像京剧、脸谱一样成为‘遗产’。”他呼吁业界共同努力，“让中药事业源远流长。”

冯奕斌则持乐观态度，他说：“政府将出台更有力的政策，但政策制定需要足够的科学数据积累，同时兼顾产业现状、公众认知与动物伦理。”

他呼吁科学界、民间组织、产业界与政府形成良性互动，共同推进濒危动物药材的科学替代。这不仅是拯救濒危物种的生态之战，更是关乎中医药未来生死存亡的自我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