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话、写字、标点：古人如何交流？

古代的洛阳官话

经常有人问我，中国古代多个王朝的统治中心在河南，那所谓官话是否都是河南话？

说实话，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因为概念不清楚。所谓河南话，到底指什么时代的河南话？到底指河南什么地方的话？要知道河南很大，各个地域的读音并不一样。在先秦，河南被几个国家分割，政权塑造语言、塑造民族。春秋时期，郑国的首都在新郑，就是现在的郑州附近；周朝的首都在洛阳，离郑州也不远，但两个国家的语言已经有了差别。

《尹文子》里面讲过一个故事，说周朝有个人带着“璞”这种东西去见郑国商人，问：“想买璞吗？”郑国商人很高兴：“当然了。”周朝人遂摸出一只死老鼠，郑国商人吓得倒退几步，掩鼻大叫：“赶紧给我扔出去，尽是细菌。”周朝人很委屈：“你刚才不是很想买璞吗？我们国家的人把没有腌制成肉干的死老鼠称为‘璞’。”郑国商人骂道：“穷鬼，我们郑国人根本就不吃鼠肉干，我们把没有治理的玉石叫作璞，那才值钱。”

郑国的创始人郑桓公是周厉王胡的少子、周宣王静的异母弟，建国以来，几代君主都在周朝兼职，关系够紧密了，而两国的语言竟然会产生误解，可知所谓统一的河南话，在那时恐怕并不存在。

从甲骨文、金文一直到战国文字的书写和通假情况来看，从商朝到秦汉，都应该有一种统一的雅言，也就是普通话。鉴于商朝的政治中心在河内，也就是商丘、安阳、朝歌一带，因此不排除商朝的普通话是以河内方言为基础的。周国曾经是服从商朝的诸侯国，上层贵族也应该说河内雅言，这才便于朝聘。后来周灭商，估计依旧沿用商朝雅言，因为文字都是承袭的，涉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应该不会偏离太远。就像清灭明，也采用北京话为雅言。东周迁都洛阳，上层贵族的雅言开始不一定是当时洛阳本地方言，但肯定会逐渐受洛阳方言的影响。因此，学者多认为东周雅言的基础是洛阳音。由于周王朝天下共主的身份，各个诸侯国贵族阶层的读书音也应该是所谓的洛阳音，这才高大上啊！像楚国，那么靠南，但从楚简文字的通假情况来看，基本符合雅言读音系统。顶多有点自己的小特色，不影响大局。

汉朝的建立者刘邦是个泥腿子，平时可能说徐州方言，可他究竟是做小官的，必然能说官话；他弟弟刘交自小送到鲁国儒生那里学习六经，应该是一口山东普通话。刘邦的儿子刘盈，老师是齐国儒生叔孙通，当然也是一口山东普通话。他们的发音估计以洛阳雅言为主，山东腔为辅。山东方言和雅言的差别，就我所知，是经常丢掉辅音韵尾，另外可能就是主要元音开口要小一些。

刘邦夺得天下，起初想以洛阳为都城，大概觉得洛阳普通话味道最正——这是开玩笑，应该主要还是因为洛阳比较繁华。到了东汉，干脆建都洛阳。唐代，洛阳被称为东都，繁华程度不亚于长安，武则天常年住在洛阳，最后死在洛阳的上阳宫。总之，洛阳的地位很高大上，它的语言一定也是高贵的。

不过洛阳普通话本身也是一直发展的，和现在的河南话，包括洛阳话肯定不是一回事。上古的普通话大概有复辅音，韵母有ŋ、n、m三个辅音韵尾，声调有入声。中古没有复辅音，三个辅音韵尾还在，只是韵部分分合合，和上古不同，声调仍有入声。这些特点在现在的河南话中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少数方言点有喉塞音韵尾，属特例）。

秦汉时期的洛阳普通话，在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时，大量传播到了南京，所以南京的上层士大夫，普通话也很正。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一般认为是反映了当时的读书音，但随即就有很多人指出它和洛阳话有差别。陆法言也不否认，他说真正的读书音，即所谓雅言、官话，应当以金陵（南京）和洛阳为准，而南京尤其应排在洛阳之前。（其实《切韵》保留了大量古音，根本不是当时雅言的实录。）因为南渡的士大夫基本是知识家族，给南京带去了更正宗的普通话，比普通洛阳读书人语音更纯正；而洛阳沦陷胡尘，随着岁月的变迁，其本地读音早已不那么雅正了。所以，古代的雅言、官话，隋唐时期就不能数洛阳话了，更别提现在。

不过，不管是洛阳还是南京，它们的官话都在剧烈变化，反而有些逃到闽南、赣南、岭南的中原人比较保守。据语言学家研究，语言一旦传播出去，就会趋向保守，反而在其发源地无所顾忌，剧烈变更。比如美国英语的部分发音特征，就比英国的英语发音更古老。现在的洛阳乃至整个北方，基本没有了古汉语的主要特征入声（以山西地域为主的晋语除外），同样是类似的原因。

南北读音的分化从14世纪开始，北方方言奠定了现代普通话的基础，而不是所谓的古代的河南话。

刀笔吏与古人写字问题

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些人，比如某个历史小说家，某个学者，某位教授，信誓旦旦地说在先秦秦汉时期，中国人写字不是用毛笔，而是用刀在竹简上刻，所以有“刀笔吏”这个词。

这个知识“科普”险些没笑得我打栽，因为稍微有点文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刀笔吏”的意思完全不是这样。在先秦秦汉时期，也就是后世那种便宜好用的纸张发明以前，字都是用毛笔写在竹简上的。那些在官府处理文书的小吏，一旦写错了字，就直接用书刀削掉重写。所以，对那个时代的小吏来说，书刀是不可或缺的日常工具，就好像裁缝离不了针线。

不过用刀在竹简上刻字这种误会，古人也犯过。《考工记》里说：“筑氏为削，长尺博寸，合六而成规。”筑氏这种官，专门制造“削”这种小刀，长一尺，宽一寸。汉代郑玄注说削就是“今之书刃”，他没有说是刻字的刀，说明他还是明白的。但唐代的孔颖达就不懂了，他说：“古者未有纸笔，则以削刻字，至汉虽有纸笔，仍有书刃，是古之遗法也。”可见，他已经完全不知道所谓“书刃”不是刻字的，而是挖改错字用的。

孔颖达这么一说，流毒就开始深广了，后世很多学者都这么认为。宋代的林希逸写过一本《鬳斋考工记解》，他说得更引经据典、绘声绘色：“古人用竹简，先以火灼后，以削刀刻而为书，汉人犹曰刀笔吏，孔安国所写《尚书》，犹用竹简，是古制犹在也。”有关刀笔吏的意思，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了，完全不是他说的那样。至于孔安国用竹简写《尚书》，也是毛笔写上去的，不会是刻的，而且用刀在竹简上刻字，也不符合逻辑。竹简使用之前，都经过削治，去除了水分，除掉了篾青，刀刻上去，字迹哪里看得清？就算刻在石头上，也需要拓印出来才显眼啊！日常公文要这么干，还有什么效率？古人会做这种不经济的蠢事吗？后世书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闭门胡思乱想，可见一斑。

其实不单竹简，就算是甲骨文，也有先用笔写好再刻字的情况。可见，上溯到商代，已经有毛笔了。现在出土的战国竹简很多，都是毛笔书写的。况且那时经常用缣帛当书写材料，总不可能用刀在布帛上刻字吧？

学者之所以会误以为早期用刀刻字，估计还是受了一则传闻的毒。

《古今注》里说：“蒙恬始造即秦笔耳。以枯木为管，鹿毛为柱，羊毫为被，所谓苍毫。”于是很多人以为，毛笔是到秦代的蒙恬才发明的，还说后世改进了毛笔，用兔毛，精益求精。其实战国早中期的信阳楚墓已经出土兔毫笔了，比蒙恬要早两百年呢。商代肯定有毛笔，只是时代过于久远，腐朽不存罢了。

在竹简时代，有笔必有刀，就像现在小学生有铅笔必有橡皮擦，所以在秦汉时期的书中，“刀笔”一词挺常见。《汉书·朱博传》里说，朱博任左冯翊（近畿省份行政长官），听说府中的功曹（类似省组织部部长）为人不地道，收受贿赂，于是召见，丢给功曹竹简和笔，说：“仔细想想，你自己一生中犯过什么错，全部写下来，敢隐瞒半个字，我要你的命。”功曹吓得要命，把竹简写得满满的。朱博讯问了一番，知道对方没敢隐瞒，于是让其坐下，扔给他一把书刀：“这回就算了，以后可不许再犯，把刚才写的都削掉吧。”功曹还以为自己死定了，一听，感动得屁滚尿流，从此勤勉做事，再也不敢马虎。

到了晋代，纸张开始普及，越发便宜，从此小吏屁股上那把书刀就逐渐消失了，刀笔吏这个词也流进了历史的大河，再也没有回来。

古代的标点符号

有一个问题我也被经常问到：古代没有标点符号，如何断句？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疑问，确实让人困惑。我们所见的线装书大多数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出土的先秦秦汉简牍也基本没有什么标点。不过，古代虽然没有标点符号，却有别的办法断句。出土的竹简显示，简牍上的文字，遇到书写者预计阅读者有可能产生理解困难的地方，会画上一条短横，表示在那里点断，免得读者痛苦。这点在《侯马盟书》《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马王堆汉墓帛书》中都出现过，而且出现得很频繁。

长沙简牍博物馆，马王堆汉简《天下至道谈》（复制品）

在传世书籍中，这种标点就更多了，有圆点、顿号似的点、三角、方块等各种类型，非常丰富，有的和现在的标点几无区别。出土竹简中，还经常出现一个墨迹浓厚的符号，有点像现在的“乙”字，都写在一行的结尾，表示这段全部完结，要另起一行记述他事。《楚辞》之外，出土竹简中还经常出现用两条短横表示的重文符号或者合文符号，表示这个字其实是两个字，但用法很复杂。比如《侯马盟书》“盦章自质于君所=敢俞出入于赵尼之所=及孙=”，这里的三处两条短横是重文符号和合文符号，应该释读为“盦（熊）章自质于君所，所敢偷出入于赵尼之所及子孙”。也就是说，第一个“所”字后是重文符号，表示这个“所”字其实是两个“所”。第二个“所”的后面是合文符号，因为简中“之所”两个字写得很紧密，只占一个字的位置，因此这个合文符号表示这是“之”和“所”两个字。“孙”字后的应该叫重文兼合文符号，也代表“子孙”两个字，因为“孙”包括“子”字，所以为了节省笔画，干脆就合并成一个字形。

有很多古书确实没有标点符号，但不影响阅读，为什么？因为有很多虚词，比如“之乎者也”都位于应该句读的位置，相当于提示读者：要断句了哦。当然也有不少情况既无标点，又无虚词，就要靠现代人猜了。只是在当时，肯定不影响理解，否则就起不到文字的作用了。我们现在愤怒古书没有标点不好读，是因为我们文言水平低，读不懂。但没有关系，文言水平低，不等于文化水平低。做一个现代人，不大懂古文，也并不损失什么。

古人写书多顾虑

古代读书人少，但也有一些特别卓异的，读到一定境界，就想卷起袖子，自己当作者，也写那么一部。不过，在那个时代，写书非常麻烦，主要麻烦在，还没发明纸。当然，我说的是比较古的古代。

没发明纸，只能写在木头和竹子上。这两种材料都不能直接写，要先整治。木头贵，不如竹子经济，所以古代的书多称为“竹书”，或者“简书”，“简”是竹字头，本义就是竹片。我以前以为制作竹简很容易，把竹子斩下来，剖成一片片就行了。后来看出土的竹简，主要是楚国的竹简，那是两千多年前的真东西，唐宋以下的大儒们都没见过，才知道没那么简单。楚简削治得非常薄，非常窄，简直像睡觉用的竹席篾片一样，可见整治竹简很不容易。因此古代人家里穷的，实在想写点什么，宁愿剥树皮晒干了写字，东汉大儒贾逵就这么干过。有的则写在墙上、树叶上。总之，对穷人来说，著述特别不容易。

至于字数，每支简多的可以写四五十个字，少的二十多。汉代中期以后，《论语》是当时贵族的必读课本，因为很短，只有一万五千多字，而这种书，一般行列较疏，每支简的字数较少，比较讲究。以一支简二十五个字计算，也要写六百多支。竹子削得再薄，也是有一定重量的。所以，写一本书，势必很笨重。

东方朔当年初到长安，给朝廷上书，总共写了三千支竹简。估计他家不是太穷，否则每天谋生，累死累活，哪有闲工夫干这事？三千支竹简，大概能写七八万，甚至十来万字。当初公车令特别叫了两个精壮大汉来搬，累得气喘吁吁，只能勉强抬起，再也走不动一步。要运到皇帝跟前，恐怕必须跑几个来回。史书上说，秦始皇每天要看一百二十斤奏章，秦代的一斤等于现在的半斤（250克），一百二十斤则相当于现在的六十斤（30千克），似乎还没东方朔那篇奏书字多。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带着稿子去见他的出版商，虽然是用纸写的，却也写了厚厚几捆，请人搬到的出版社。要是他生在东方朔的年代，雇几辆车来运，一点都不奇怪。

最有意思的是东汉的吴佑。他爹叫吴恢，当过南海太守。吴恢是个喜欢读书的官吏，读了很多书，不满足，还想写一本。吴佑当时十二岁，劝老爸别写，吴恢奇怪地说：“为什么？著书立说可是千秋功业啊！”吴佑说：“时机不对啊！南海这个地方非常偏僻，远离朝廷，却物产丰富，各种各样的珍稀奇怪之物应有尽有，朝廷中不少人盯着呢。您写一本著作，肯定要费很多竹简。这些竹简非常重，他日您任满回乡，势必要用好几辆车来载送。这样一来，必然惹出麻烦。什么，您还是不明白？以前伏波将军马援也来过这边，看到这里的薏苡好吃，就专门装了几车，运回北方。谁知遭人诬告，说他运的是几车明珠。伏波将军那么大的官尚且被人诬陷，何况是您？还是尽量避嫌较好。”吴恢一听，抚摩着吴佑的背说：“我的遗传基因不错，竟然生出一个这么聪明的儿子！”

因此，吴恢没有留下任何著作，如果那时有纸张，我们就不会这么遗憾了。

（本文摘自史杰鹏著《古人的活法：中国古代生活常识》，华龄出版社，2026年1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