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研究中心马军：汽车产业链真实减碳呼唤绿色选择

·在当前激烈的行业竞争和利润空间大幅压缩的背景下，降碳成本难以消化。根本上，还需解决减碳成本如何分担、绿色溢价由谁承担的核心问题。前提是各利益相关方对问题形成基本共识，推动环境成本系统性纳入经营决策。

·协助消费者理解不同车企产品碳足迹的真实表现及其环境和气候影响，通过降低参与门槛、放大真实声音，公众有望成为撬动汽车产业走向真实减碳的重要推动力量。当车企的降碳表现成为市场竞争的差异化因素，产业行为将发生改变。从知情到参与，再到形成市场动力，消费者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中心主任马军

当前，除了传统成本、质量等外，韧性、合规性及碳表现也已成为衡量供应链的关键维度。作为汽车供应链管理升级的“新抓手”，碳管理有利于提升供应链透明度与管理水平。不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研究发现，当前多数已开展低碳采购的企业，仅少数通过量化数据披露采购进展，以及相关减排绩效。同时，多数已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的车企，车型碳足迹披露显著滞后，其中在中国市场销售车型的披露尤为不足。

2025年12月10日，澎湃城市报告对话公众环境研究中心（IPE）主任马军，谈从公众侧出发，如何推动汽车行业真实减碳。马军认为，汽车产业链降碳责任应在形成共识的前提下，基于全生命周期碳足迹核算，明确不同环节的排放归属，由产业链各方共同分担责任。政府应通过碳市场、绿色采购、补贴及金融机构通过绿色金融工具发挥引导作用，且由于当前碳市场价格偏低，需多政策工具协同。同时需发挥消费端的撬动作用，通过绿色选择让车企碳表现成为市场竞争的差异化因素（differentiator），形成产业真实减碳的重要支点。

碳管理成为供应链管理升级的“新抓手”

澎湃城市报告：汽车供应链碳管理的核心是碳管理还是供应链管理？如何将碳管理作为优化供应商的手段，实现强链、降本？

马军：对汽车企业而言，供应链依然是核心议题。传统的供应链管理主要围绕成本、质量和交付展开，而在未来发展中，韧性、合规性以及碳表现正成为新的关键维度。无论是国内外日益收紧的法规政策，还是国际贸易规则的变化，以及消费者、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对低碳表现的关注，都在不断抬高供应链碳管理的重要性。

供应链碳管理并非单向的成本负担，也存在通过内部挖潜实现降本增效的空间。一方面，提升能效往往意味着“节能即降碳”，在工艺、设备和管理层面仍有较大改进余地；另一方面，材料循环利用、物流优化、多式联运以及新能源运输方式，也都可能在减排的同时释放成本优势。随着碳市场扩容、碳价提升以及国际碳边境调节机制等影响叠加，提前布局碳管理将成为规避未来成本风险的重要手段。

从长期看，碳管理还能显著提升供应链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早期在纺织行业的实践表明，通过环境与碳维度的系统排查，品牌方往往首次真正识别出二级、三级供应商的真实状况，并据此推动整改或实施优胜劣汰，最终强化了供应链整体管理能力。这一发展逻辑在汽车行业同样适用。通过碳数据和数字化工具，链主企业能更了解供应商能力水平，推动技术改进和流程优化。

澎湃城市报告：为了调动降碳积极性，有车企将降碳成效作为经营考核指标，如何看待这一做法？推行对供应商降碳存在什么阻碍？

马军：围绕企业降碳积极性的问题，外部约束与内部动力间仍存在明显落差。尽管碳关税、市场准入、电池法规等外部要求日益趋严，但仍不足以全面激发企业的降碳动力。将降碳纳入经营考核KPI非常值得肯定，这样企业的环境承诺才有可能从“目标”走向“落实”。但在实际中，这一做法难度较大，原因在于当前降碳压力主要集中在范围三排放，高度依赖供应链。由于主机厂自身难以单独完成目标，不得不将压力向上游传导。

从产业链上下游整体看，在激烈的行业竞争和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的背景下，降碳成本难以消化，“绿色溢价”缺乏稳定的买单方，成为制约规模化减排的核心难题。主机厂一方面要求供应商提供绿色、低碳的材料和零部件，另一方面却未必愿意为此支付更高价格，甚至仍在持续压价。在双重压力下，供应商很难长期承担额外成本，更不可能赔本推进降碳。这导致钢铝等上游高排放企业即便掌握了相关技术、生产出低碳产品，但由于市场无法消化，只能积压在仓库中，无法扩大生产规模。这一现象表明，当前制约供应链降碳的最核心问题，仍然是“绿色溢价由谁承担”。如果这一问题无法解决，其他技术性改进都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除成本外，标准和认证问题同样会对供应商降碳造成障碍。一方面，何为“绿色”“低碳”，不同体系和标准下的定义并非完全一致；另一方面，碳核算、碳数据收集和第三方认证也需要成本，有时认证费用甚至高于实际降碳投入。这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的积极性。因此，相关标准不仅需要持续完善，更需要逐步实现互认，推动认证流程向更高效、低成本的方向优化。

摸清碳排要靠真实碳数据，形成统一的数据平台和标准体系是大势所趋

澎湃城市报告：如何看待碳数据造假问题，汽车供应商是否有造假的可能性？如何规避企业为应付碳核算要求随便填报数据的问题？

马军：真实的碳数据，既是企业摸清碳排放家底的基础，也是未来进行战略部署、技术投入和路径选择的前提。对车企而言，这一逻辑相对清晰；而对部分供应商来说，是否具备这样的长期视角，仍与其生存状态和市场环境密切相关。目前，供应商普遍面临较大的成本压力。在缺乏合理成本分担机制的情况下，降碳要求往往难以规模化推进，甚至有可能诱发数据造假等风险。这主要与外部约束强度、价格机制和能力差异有关。

当减碳要求尚未成为刚性的采购门槛时，供应商面临的现实压力有限，数据造假的动机也不强。不过，一旦“碳绩效”被明确纳入准入条件，降碳成效影响到业务合作，而采购价格、订单节奏却并未同步调整，压力便会迅速向上游集中。碳核算本身具有较强的技术复杂性。由于碳排放量并非直接测量，而是依赖模型和因子计算，不同碳排放因子的选择，可能会对最终结果带来显著差异。调研中我们还发现另一种情况，部分供应商企业通过将绿电、低碳产能集中计入某一特定产品或要求降碳的客户，来满足这些客户营销“低碳”甚至“碳中和”产品的需求。这类碳数据掐尖（cherrypicking）的行为不能带来实质性减排，甚至有“漂绿”之嫌。

一般来说，大型供应商、上市公司，往往在自身碳管理能力建设上更具优势，有更多资源聘请专业第三方机构协助，也面临更多社会监督，总体披露质量更高。但对于大量中小供应商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这类企业本身生存压力较大，议价能力有限，甚至有时在价格被持续压低的同时，还要承担额外的碳核算、认证和减碳成本。对这些供应商来说，如果认真核算与随意填报碳数据并未拉开明显差距，投入更多资源却得不到相应回报，那么是否认真执行，就变成了考验企业的艰难选择。

针对潜在的碳数据造假风险，目前已有多种技术和制度手段，包括更严格的审核体系、第三方认证、物联网数据溯源、AI 与大数据交叉验证等。部分地方政府通过掌握物联网、电表等基础数据，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造假行为。信息公开可以引入社会监督，让阳光成为防腐剂，是遏制数据造假的重要手段。这也是我国对标国际可持续披露准则、构建企业环境和气候信息披露机制的重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