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评《战争回忆录：1914-1915》｜史学大师的未竟之战
《战争回忆录：1914-1915》 [法]马克·布洛赫著，考舸译，贾珺校，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23年3月出版，49.00元
1944年3月21日，一道无线电划破了里昂与巴黎之间的阴霾天空。维希警察向德国占领军报告，破获了抵抗组织“自由射手”（Francs-tireurs et partisans）的里昂总部。“自由射手”在里昂的首领、犹太人“莫里斯·布朗夏”被捕，在经历酷刑审讯后，于6月16日与其他三十名抵抗者一起被处决。在盖世太保的卷宗里，留下了这位抵抗英雄最后的照片——一位满脸胡须的老者，和一个“MB”的缩写签名。大名鼎鼎的“年鉴学派”创始人、“新史学”的奠基者、“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倒在法南初夏的夕阳余晖之中。沾沾自喜于拷打出了真实姓名的盖世太保，不学无术地在卷宗首页写上了“Marc Block”的错误拼写。
纪念马克·布洛赫的广场标志牌，上面写着“法国历史学家，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学派奠基人，被纳粹处死的抵抗者”。
长期以来，历史学者为撰写历史，被吊悬于时空之外。《法兰西岛》（1913）、《国王与农奴》（1920）、《国王神迹》（1924）和《致力于欧洲社会的比较历史研究》（1928）等作品，让马克·布洛赫这位中世纪史学者声名鹊起。1929年与吕西安·费弗尔（1878-1956）合办的《社会经济历史年鉴》杂志，更标志着年鉴学派的形成。在《法国农村史》（1931）和《封建社会》（1940）两部重要著作中，马克·布洛赫达到了自己作为史学家的最高成就。然而，他所身处的时代，本身便是各类思潮洪流激荡翻滚的巨大漩涡，我们印象中那个著作等身而与政治无干的“索邦教授”并不存在。马克·布洛赫一直在战斗着，在那些似乎与现世隔绝的中世纪史作品中剖析历史，微言大义；在一战战壕与二战敌后的里昂闪转腾挪，捍卫法兰西。而这一切，都从一部名为《战争回忆录（1914-1915）》的小册子开始。
“新史学”的“新史料”
有关一战的回忆录著作汗牛充栋，丘吉尔、霞飞、潘兴、麦克阿瑟、鲁登道夫、兴登堡，一帮窝在远离战场的指挥部里的将领高官挥斥方遒争先恐后，反而显得一战法国陆军步兵中士的战地日记弥足珍贵。作为一名巴黎高师培养出来的历史学者，法军底层“长毛兵”（Poilu）的生活被刻画得生动细致：行军时不知所向的迷茫，挖壕时无穷无尽的疲劳，开战时难以抑制的恐慌……当事人亲手写下这种种场景，还原战争给身陷其中者最真实、最直观的印象。1914年便入伍的马克·布洛赫，在这段回忆录里完整经历了从满怀激情到彻底幻灭的过程。“战争”由此成了“新史学”的一个入口：在战争前线，马克·布洛赫不得不以自己的身体和生命来体验战争，书写个人的战争史。他戏称在残酷的战斗中根本无暇思考，只得本能地从炮弹的落点、声音和烟雾来判断其种类，仿佛事实本身就会说话。而堑壕战士兵的处境，工具、武器、声音背景、地貌环境、谈话话题、战俘的家乡所在，这些都是传统史学所不容的史料来源。
到底什么是战争？是决策者在保险柜里的命令文件？是军事统帅在地图上的划线？古往今来多少历史学家皓首穷经，拼命钻营，谋求一窥“高层真相”“秘密档案”。但马克·布洛赫的前线经历改变了这一看法：他看到的战争、历史是鲜活的，来自于感官体验、记忆取舍与文字塑造。开战之初巴黎的空寂，前往集结点时乘坐的运菜车的气味，行军作战中阳光的温暖、雨夜的寒冷、干草的松软、土地的坚硬、堑壕的潮湿、不同特点的枪炮声，农妇送来的热咖啡给身患痢疾、整天滴水未沾的布洛赫带来的快乐，战壕里炮击下与邻近士兵叠在一起引来的争吵和咒骂。回忆录里没有宏大壮观的战争场景，没有英勇壮烈以一敌百的英雄事迹，大量篇幅描写的是行军、驻营、战斗和休整的过程，展示的是前线官兵忍饥受冻、挖掘战壕、长途跋涉。疾病、降雨、泥泞和沉重的武器弹药跟敌人一样威胁着官兵的生命。布洛赫在书中提及的战友二十九人中战死和死于疾病或事故的有十一人，接近四成。即便1914-1915年的一战远没有到最为激烈艰苦的时刻，布洛赫的文字就已经展现出了工业时代世界大战的残酷真相。通过这些迥异于传统战争史的记述，马克·布洛赫实际上指明了新史学史料选择的重要原则：历史学家要对历史事实进行选择和挑拣，要理解和判断历史，而不仅仅是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还强调，“历史学的对象本质是人。更准确地说，复数的人。单数容易导致抽象化的理解，复数是表达相对性的语法形态，它更适合于关于多样性的科学。……历史学试图把握的正是芸芸众生”（【法】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46页）。由此，新史料的范围被重新定义，“新史学”应运而生。
身着军装的马克·布洛赫
战场环境下的“社会心理”变化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然而这场战争真正终结的，是六千万无辜生命，是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的繁荣，是民族主义浪潮下国家间争强好胜的“荣耀决斗”。这在1914-1915年的马克·布洛赫眼前表现得如此激烈：拿破仑战争时代的鲜衣怒马、闪光勋带，在一战战壕的泥泞里变成了廉价肮脏的军服、肆虐的老鼠跳蚤；踏着鼓点前进的持枪队列、堂皇军容，变成了奋力挥铲挖掘工事，在黑夜和泥淖中惶惶藏身的散兵游勇。穿着红裤子骄傲踏上战场的“法兰西”被马克沁成片扫倒，坑洞里胡子拉碴顶着亚德里安盔的“长毛兵”胡乱放枪成了战场的常态。作为法国高等师范制度培养的精英知识分子，马克·布洛赫将他对国家的认同、制度的信心寄托于战争之上：“大战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之一，是战争动员之初的巴黎景象。”（第5页）庄严肃穆的城市，征兵站的长队，决绝的离别与红肿的眼眸，充满打动人心的力量。而当参军的布洛赫走上通向战场的“光荣之路”，战场环境的变化便引发了心境的变化：一而再、再而三的撤退，越来越残破的废墟，愈加野蛮暴躁的身边人，日益逼近的前线炮火，无不牵动着高度紧张的神经。9月6日，第一次见到返回的伤员；9月10日，第一次在炮火中向前推进；9月13日第一次因炸营胡乱开火；10月18日，第一次因战友的牺牲而被拯救生命；21日，在顶住了三轮夜袭后被称为“真正的长毛兵”并获得晋升。马克·布洛赫从巴黎街头的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变成了战场上融入军队的一员。饥寒交迫、精神疲惫的法军赶走居民占据民房，杀死牧人的绵羊犒军，过着“强盗的生活”，连布洛赫自己也偷走了一个烛台和一本诗集（76页）。
值得一提的是，译者从新军事史的角度，以环境史观点解读布洛赫对战场环境的记忆：泥泞潮湿，粗制滥造，无穷无尽地榨干士兵体力的“糟糕”战壕（48页）；提供不了多少阴凉，反而妨碍呼吸新鲜空气，还有子弹穿梭的颇具“危险气质”的森林（47页）；而“住在谷仓里，是多么奢侈的享受”（35页），“待在营房的休息日……都是沉闷枯燥中的乐趣”（37页）。换而言之，战争环境在塑造着记忆，而记忆则通过人这一主体对社会现实进行反馈，这恰恰是特定社会环境下群体心理变化的例证。一战战场上复杂多变的环境与形形色色的苦难，对于身处不同位置的同类人群——军人——造成了多元的影响，并反馈到战争的现实之中，超脱理性与逻辑造成了意料之外的选择：“堑壕战已经变得如此缓慢、如此沉闷且如此耗费心力，使得我们当中哪怕是最胆小的士兵也全心全意地盼望着冲锋号的吹响”（78页）；“大多数士兵害怕冲锋陷阵，尤其害怕对敌军的炮火做出回应；然而当他们身临其境的时候，却不再颤抖”。一战后，在战场上见证了无数生死关头离奇场景的马克·布洛赫开始以“社会心理机制”研究中世纪对于国王的信仰，即其通过触摸治疗顽疾的所谓“神迹”。而这种在病痛境遇下病人群体里产生的“精神氛围”，正是此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前身。恰如中世纪的瘰疬病患者虔诚地等待国王的治愈之手，一战士兵宁愿在被堑壕吞噬前从敌人的交叉火力中获得解脱。
未竟之战
严格说来，马克·布洛赫的这部《战争回忆录》并不完整：1914年的记载如日记碎片一般缺乏线索泛泛而谈，1915年部分更是只有草草开场。幸得译者之助，我们得以在导读中一窥布洛赫之后的一战岁月：多年血战，四枚勋章，从“真正的长毛兵”到“优秀的预备役军官”“卓越的长官”，以上尉军衔见证了一战结束。
我们今天所熟知的，是间战期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一战后，布洛赫来到刚刚收复的阿尔萨斯，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以《国王与农奴》获得博士学位，执教中世纪史。在之后近二十年相对稳定的研究时间里，他转向进行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并与吕西安·费弗尔等人为“年鉴学派”开宗立派，“在时间中研究人类的历史”。然而，无论是战争还是学术，布洛赫的战争似乎都没有迎来终局。
正当学派兴起、巨著迭出之际，年富力强的学者马克·布洛赫不得不再次面对“总体史”对个人命运的转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克·布洛赫以军官身份进入法军参谋本部，却只来得及见证法国在闪电战下的迅速投降。沦陷后一度沦为战俘的他曾因敦刻尔克大撤退脱身来到英国，又因不能忘却祖国和历史而回国执教，终于在1940年被希特勒在维希法国推行的反犹法令所驱逐。对于声名赫赫、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他可以前往纳粹鞭长莫及的阿尔及利亚避祸，抑或远遁当时仍持中立立场的美利坚藏身。然而，他选择的是留在故土隐姓埋名，与法兰西命运与共。在最后的岁月里，《奇怪的战败》（1940）、《历史学家的技艺》（1941）相继问世，为身为战士和学者的布洛赫发出最后的呼声。然而，恰如其一战回忆录，《历史学家的技艺》这部学术生涯的总结亦未完稿。
是法国的战败让他失望了吗？是历史学在现实面前的无力让他放弃了吗？作为经历了一战的残酷艰难，在战败阴云下奋起抵抗的战士；作为主张总体史、长时段、综合研究的“年鉴学派”旗手，马克·布洛赫之名不容以这般浅薄的心理揣摩。《历史学家的技艺》未能完稿，在于布洛赫再度投笔从戎，加入地下抵抗组织成为里昂的联络人。而自1914年参战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一直在积累有关战争的史料和个人记录——他从未将1918年看成大战的结束，“总体史、长时段”的研究视野使他看到了未来更宏大的冲突，并预先做好了见证历史的规划，为战争的真正结束与历史和解精心准备。
在《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开篇，一个小男孩对他的历史学家父亲提问：“爸爸，告诉我，历史究竟有什么用？”正是当年这个名叫埃蒂安的小男孩，于2006年整理出版了作品集《历史、大战、抗战》（L'Histoire，la Guerre，la Résistance）。这部汇集了马克·布洛赫多年积累的作品，厚达一千一百七十六页。1994年，一个以马克·布洛赫为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拔地而起，统揽欧洲的社会科学研究，而其所在地，是德国柏林。
马克·布洛赫的未竟之战，在他身后获得累累战果。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二战敌后城市抵抗史比较研究——以里昂和上海为例》的阶段性成果，批准号：2019ELS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