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书法家沈定庵辞世，推崇与古为徒，师古能化
澎湃新闻获悉，知名书法家沈定庵先生因染时疫医治无效，于2023年元月25日（正月初四）凌晨辞世，享年九十六周岁。沈定庵是徐生翁在年逾古稀时收的弟子，也是徐老唯一的入室弟子。他曾说，“师从古人，更多的是要学习他们对艺术锲而不舍的探索，而非一笔一划的点拨。”
沈定庵
沈定庵，1927年2月1日出生，号小山，浙江绍兴人，当代隶书大家，书画幼承庭训，六岁习字即受邑中书画大师徐生翁先生嘉勉，一生受持。早年事师冯凌云、林众可诸人，后叉得徐生翁指授。学书临汉魏诸碑，善于兼取并蓄。擅多种书体尤以隶书见长，所作伟而秀、雄而润，力厚骨劲，气韵生动。
沈定庵作品：人书俱老
沈定庵作品：云鹤
沈定庵著有《沈定庵书法作品选》《沈定庵隶书两种》《沈定庵书法作品集》《定庵随笔》及增订本，《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徐生翁卷》《徐生翁先生书画艺术》《徐生翁先生年表》《沈华山书画集》《伊秉绶书光孝寺虞仲翔祠碑》等。书法作品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故宫博物院、中国美术馆、辽宁省博物馆、浙江美术馆等所收藏。
沈定庵作品：古越龙山
沈定庵曾任中国书协第二届理事、浙江省书协首届副主席、兰亭书会会长。现任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书协顾问、浙江省佛教协会咨议委员，绍兴市政协第一至七届委员。
2021年被中国文联授予“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荣誉称号。
沈定庵先生在兰亭书会
沈定庵是徐生翁在年逾古稀时收的弟子，也是徐老唯一的入室弟子。入门时，沈定庵已是青年，可两人的师生情缘可追溯至更早。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说，“我6岁时，徐老在我家客堂里看到父亲命我在他作的画上写的几个字，问这孩儿体出自谁手？”沈定庵回忆说，徐老跟家父讲，这孩子要好好地教导，将来可以有点成绩的。“大概是我那时写的歪七扭八的字和他那’东倒西歪’的字都有一种天趣吧。”
沈定庵作品
不过后来，沈定庵与其师在笔墨、书体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书法大师沙孟海曾这样评价：“上海有个王蘧常，写的字也不像他的老师沈寐叟。你们两位是典型。”
沈定庵作品
沈定庵作品
“我于徐师，既学书艺，更师人品。”沈定庵推崇学古而不泥古，与古为徒，师古能化。“我青年时临伊秉绶作品几可乱真。经过漫长反复的磨炼，时机成熟后，我就要逐个’背叛’他们。”他曾说，创新是书法家的生命，必须要形成自己的风格面貌。师从古人，更多的是要学习他们对艺术锲而不舍的探索，而非一笔一划的点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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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定庵 | 恩师徐生翁
三百年来一枝笔，青藤今日有传灯
徐生翁
从师前，与先生之缘
我六岁习字，家父作班禅额尔德尼九世活佛造像，命我题字，并悬诸室中。
一日，越中大书画家徐生翁先生过访，见造像题字注视良久，后问我父亲题字为何人所书？答曰：“小犬所涂。”先生喜悦赞许，说此儿之字出诸自然，具天真稚朴之气，嘱我父善加诱导，以求进步。
抗日战争初期我离开绍兴，万里寻父于广州湾(今湛江市)，先生则在绍兴，天各一方。但父亲不时地向我讲述生翁先生的人品艺品，令我敬仰不已。
由于小时先生对我的嘉勉和启导，故我在家破人亡的遭遇下，仍不废书画练习。
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我从湛江返回绍兴，并携劫后余物——两幅先生早年书画作品拜访先生，不意先生阅后自谦不够惬意，愿以新作调换旧作。
此举令我十分尴尬，因这两件书画是先父珍藏之物，但又恐拂老人意，只得唯唯从命，心甚怏怏。
时隔不久，先生以一字一画见赠，画为红梅，书为录陶渊明诗《归园田居》其二，落款都写着“定庵世兄”，我感奋不已，一直保存至今。
当时就听说，先生收回旧作后，即加销毁，因感先生对艺术如此认真自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曾想“立雪徐门”，能有这样一位严师该多幸运。其时先生已年逾古稀，却从不收授一个学生。
听说当时绍兴有位高官和一位日本书法爱好者都想拜生翁先生为师，但都被婉拒。为此，我不敢启齿，只有不时登门求教，承先生不弃，赐以指点，获益良多。
直到1956年，我蒙王贶甫（周总理表弟，绍兴市副市长）、陶冶公（鲁迅先生留日同学、著名民主人士）、朱仲华（绍兴乡绅、爱国民主人士）三位前辈的引荐，生翁先生始允收余为入室弟子。
忆我六岁即受先生嘉勉，时隔二十多年，才执弟子礼，书坛一时传为佳话，师生之缘可谓深长。弟子于先生，既学书艺，更师人品。
徐生翁旧居
今先生虽早归道山，而仰之弥高，谆谆教诲，矢志不忘。
书风，另辟蹊径
生翁先生是我国近代一位异军突起、风格独特的艺术家，他在诗、书、画、印诸方面都卓有成就，而其书法尤出类拔萃，独具匠心，享有很高的声誉。
有清以来，碑派书家相继而出，书风为之一变，如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沈曾植及李瑞清等。然而，在一扫清初恶尚之余，也呈矫枉过正之弊。
生翁先生则能于碑学另辟蹊径，探溯本源，传承创新兼具。作为一代书家，他的艺术实践为现代书学开了一条新路。
徐生翁先生早年初习“颜”，后即师法汉隶，以隶书为根底，兼工四体。自谓习隶二十年，以隶意作真又十余年。
他吸收汉碑之长，取资特别广泛，尤擅《石门铭》及《史晨》等碑。且用笔多取西汉简牍，篆意很深。故他的隶书写来极空灵，又极舒展，初看似觉平淡，实则平中显奇，气韵不凡。
其次，徐生翁先生的行楷取法北魏和六朝墓志造像，力厚骨劲，气苍韵永，潇洒飘逸，静穆可观。与通常碑学书家那种粗犷习气是分道扬镳的。
徐生翁先生的行草亦有其特色。他的行草有篆书笔意，集分隶之变，笔处处转，又处处留，时方时圆，具体而微，变幻莫测，空灵飘逸中又显得迟涩，古朴，使两种不同的感受得到和谐统一。
他的篆书出入周秦籀篆，用笔以隶书的方法作篆，提起按倒，富于变化，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结体呈扁方而圆转，古拙而有奇趣。
民国报纸上的徐生翁简介
书法，师古不泥古
先生书法崇尚自然，自云：“天地万物，无一非书画粉本。”他又精绘画，擅篆刻，工诗文，故为其书法开辟了新的境界。
先生晚岁书作往往不受书家法则所限，画用书写，字作画看，天地氤氲，山川灵秀等感受都汇集腕下。
凭着画家的灵气，激情作书，往往显示出其特有的光彩及魅力。从现存书作看，其书法演变的脉络是比较清晰的。
他的书法风格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年是打基础时期，取法以秦汉为主，旁及北魏、六朝，这个基础体现于以后各个阶段。至以“李徐”署名者，则是博采众长，广泛吸收营养之时，但也有主有次，仍以秦汉为重点，而融合汉简、吉金及六朝墓志造像中雄伟开张一路书风。
中年以“李生翁”署名者，则是陶冶百家，消化吸收的阶段，虽面貌众多，但都雄劲开张，务追险绝。字画风棱，气势夺人，以冀融会贯通开创自己的面目。
晚年徐生翁先生的书风，则戢锐于内，振华于外，由纵而敛，能纵能敛，由力气十足向天机真率，雍容大雅发展。书体渐趋于单一和稳定，用笔结构都显得炉火纯青，并构成了独自的风格。
徐生翁先生在书法上的成功，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
首先，是他对书法艺术传统有精湛的领悟，同时又有深厚的功力；其次，是徐生翁先生的胆识与艺术独创性。他我行我素，师古不泥古，敢于创新，正如他的性格一样，在艺术上同样是嵚崎耿介；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广博的学识与多方面的素养。
先生作书，信手拈来
先生作书形式以楹联为最多，数以万计，且句无雷同。能见景生情，词泛意切，妙趣横生，如“又有石榴才一幅，时见松栎皆十围。”“湖山奇丽说不尽，篆隶高能世莫知。”“荣名知自鄙，闻道岂独难。”等等，不胜枚举。
又用古诗句集联，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文革后期，我参加绍兴市清理查抄书画工作，见先生所书楹联多达百数十件，余于间隙时一一抄录，也无重复之句。
先生信札，读来亲切感人，如致友人函：“劣书问久稽，甚歉。闻欲重印画人传，是否即瞻民著者？如果是瞻民著本，吾绍尚有数人，应须加入其中。区区一条，亦欲酌改。此意经讬淡园兄转告，有暇才希见示。专此，并颂吉祥。弟生翁上，三月六日。”于此更可见先生虚怀若谷，画友相亲的高尚风格。
又如先生给五子翁雁的手书：“翁雁来禀收阅。一切事已详我三十日函中，画萃不佳。如旧货摊上遇有徐天池、陈白阳、李晴江等粗笔印本，如价值便宜，随便买几本。但不必特地去寻觅也。一切事须谨慎。父字，十一月三日。”
书画之印，皆出自家
生翁先生的篆刻同样是敢于创新，戛戛独造。他不拘泥于用缪篆治印，而以碑额、小篆入印，使印文的书写性更强。他的篆刻以简质胜，朴茂沉雄，风神流转，不以仿效斑驳蚀缺、颓然古趣为能事。
书画所钤之印，皆出于自家手镌。早年，一代篆刻大家吴昌硕先生曾为生翁先生治印，然由于两者的风格不协调故未采用。
先生早年刻印，能得汉印挺拔、朴厚的趣味，而又能潇洒飘逸，以十分经意入手，复以十分随意出之。
晚年所刻章，刀法简括，浑穆劲健。先生的书画，再加上他治的印章，遂成一件谐美的艺术佳品。邓散木先生在《徐生翁》一文中曾说：“单刀正锋，任意刻划，朴野可爱。跟齐白石异曲同工。”
先生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得力于书法，而篆刻上的成就又给书法增添了新的意境。先生晚年曾赠我一方手刻印章，阳文：“生翁所作”，青田石质，高5.5公分，周2.5公分，结字简约，气息淳厚，看似平淡，却厚朴可爱。
先生除自用印章外，从不为外人刻印，自用印也不刻边款。我在编辑《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徐生翁》卷中，收录了先生自用印九方，阴文五方。孙洵著《民国篆刻艺术》收录徐生翁先生印两方。于连成编《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收徐生翁先生印鉴四方。
此外我在1933年仲冬先生所作《梅石图轴》见右下角盖一闲章，状若图案，不解其意象。余所见及收藏先生书画，罕用此印。又日前作者晤先生爱孙是杭兄，言及早岁齐白石先生曾寄画作及图章给祖父。
生翁先生的画一如其书，极重气韵，亦极讲究布局、章法，非常得势。他画松针、梅枝如作篆、隶，凝重刚健；画荷、菊一如大草，奔腾飞舞，处处渗透着金石、书法的功力。
如果把他的绘画和书法对照起来看，就更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书和画相融相通，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就是他的特征。
书“不染"，以明志
生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以鬻书、画为生，虽生活清寒，却不失耿介之性，昔北洋军阀河南督军赵倜，出重金要先生去做他的代笔，被先生严词拒绝。
先生为人敦厚正直，从不趋炎附势，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绍兴沦陷，爱子被日寇杀害。国仇家恨，令老人悲愤不已，因先生一家食口众多，无力远避，乃去附廓小云栖寺暂寄。
日惟靠糊火柴盒，种些园菜苦苦度日，敌寇、汉奸迫其写字作画，先生默然以对，后汉奸楼某出巨资索字画，先生凛然拒绝。
有人以先生一家嗷嗷待哺相劝，先生说：“我不要这种造孽钱。”铮铮之言，掷地有声。与此同时，先生曾作荷轴，寄赠远在浙西后方的挚友沈红茶先生。画上题：“不染”以明志。
明末的乡贤王思任曾说过：“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先生也说：“身为越人，未忘斯义。”亮节高风一脉相承，蠡城有光。
“三百年来一枝笔，青藤今日有传灯”——20世纪20年代绍兴著名词人王恕常(素臧)对徐生翁先生的评价，是十分精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