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31日上午，新青年电影夜航船影评小组进行了第九次讨论，本次讨论的话题是“《城市梦》：纪录电影参与城市治理”。会议由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张珂珍主持，由20级硕士马晓龙、20级硕士周雨飞，19级硕士蒋乐来、20级博士董博天担任主讲，由20级硕士苏琦负责整理纪要，其他参与讨论的人员还有19级硕士黄嘉莹、19级硕士杨悦言、20级硕士潘柳言、20级硕士陈昱坤、20级硕士张毓祺及张慧瑜老师。
《城市梦》是陈为军执导的纪录片，于2020年8月28日在中国院线上映。该影片讲述了武汉市洪山城管局与违规占道经营多年的商贩王天成一家在一年中“斗智斗勇”的过程。陈为军是中国内地纪录片导演、编剧、摄影师，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1999年，执导个人首部纪录片《独立镜头》。2004年，执导艾滋病题材纪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该片获得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2007年，执导纪录片《请为我投票》，该片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单元。2008年，担任纪录片《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的导演 。2012年，执导纪录片《出路》，该片获得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2017年，执导系列纪录片《生门》。
（纪录片《城市梦》宣传照）
马晓龙
人文情怀：叙事书写的平等视角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马晓龙从叙事视角的平等性对《城市梦》进行了探讨。《城市梦》所反映的虽然是一种城市矛盾，但却是以一种喜剧的方式呈现出来的，大家在观看的过程中都会为王爹爹的各种行为忍俊不禁。这部纪录片并没有像它的题材以及上映的年份一样灾难深重，也没有我们印象中城管暴力执法的黑色故事，而是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幽默、调皮，或者说drama，这些可以从影片中的配乐中得以体会。
《城市梦》所突破和创新的是两种视角，第一种是以王天成为代表的水果摊摊主的生存视角；第二种是以城管为代表的管理者视角。该影片没有带有预先立场地对现实的武汉城市基层治理情况进行了真实记录。
王天成（影片中也被称呼为“王爹爹”），作为主角在镜头前的表现，可以称之为一种表演，甚至连他的儿子王兆阳偶尔也不无讽刺的说：“你这是演给谁看？”这一家人，老弱病残，王爹爹老伴重病在身，王兆阳残疾，在王爹爹的带领下，一家人从河南农村来到武汉，打拼了14年。他们以鲁磨路的一个报刊亭为据点，从卖报纸到卖皮带、衣服、杂货及水果等，但这却让管理部门头疼，他们无证经营占据公共道路，也让入室经营的其他商户觉得不公，因此就成了城管最头疼的事情。白天的王爹爹像一只母鸡，张开翅膀护着水果摊，他怒发冲冠、怒目圆睁、赤膊上阵，不管不顾拍城管的脸，追着城管跑，随时往地上躺。但晚上的他却卸下盔甲，为身患癌症的老伴煎药，把小狗送给儿子，“我儿子没伴，你去陪他。”他的这种戏剧化的表现，导致我们都快要遗忘他确实是一个老了的、病了的、艰难活着的底层人民。
（纪录片《城市梦》截图）
“他们是生活的弱者，我们是工作的弱者”，这是城管胡队长说的话。他们所代表的是让人眼前一亮的新一代城管，这也是导演的突破所在。在胡队长等城管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基层工作者的耐心与沟通能力，即使发生多次冲突，也还能更努力地与王爹爹的妻子、儿子沟通，提出解决方案。这种讲述方式完全打破了我们对城管执法的认知。导演镜头下的那些发生在武汉的人和事，都是典型的中国故事，他们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能看到的却时有忽略，没有“真正去看”的那些人。
这部纪录片以一种平等的视角去记录生活，陈为军是具有悲悯之心的导演，试图以敏感、包容、善良的心去认真注视这个城市的所有人，不管是强者、弱者，成功者、失败者，聪明的人、狡猾的人，还是刁蛮、不讲道理的人，他都以平等与理解的视角去记录，这比仅仅是批判讽刺更为可贵。试想，如果《城市梦》的结局不是一个团圆的结局，而是城管暴力执法，王爹爹一家流落街头或者被迫去别的城市打工，这部纪录片的主题是否会更加深刻？答案并不明确。这部纪录片告诉我们，真实的生活往往是比较复杂的，不是二元对立或非黑即白的更多的是模糊的灰色地带。我们所追求的城市梦，应该是所有人的梦，不是单纯底层人民的梦，也不是单纯执法者的梦。他们虽然存在冲突，但不是对立者。
董博天
宣传话语：王天成的抗争策略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博士董博天从宣传话语的角度对《城市梦》进行了分析。从王天成的宣传话语而言，一方面，王天成是一个很有宣传意识的人，他有比较强烈的共产党阶级斗争的思维，通过建立阶级对立，来唤起群众的同情。在对外的时候，他通过大声呼喊和写字（像大字报的形式）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弱者形象，但其实他本质上更向往强者，如抽烟斗的行为及用斯大林作为比喻，而自己的家人更像是他用来包装外表弱者形象的一种手段。例如每次争执的时候，他都会把儿子的残疾、老婆的癌症放在台面上说，这种做法是丝毫不顾及家人的感受的，而家人也渐渐默认了自己被当做宣传道具，因为这样的宣传某种程度上可以赋予他们在这里经营的一种心理上的合法性。但是另一方面，也暴露了王天成大家长式思维对家人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当王天成被几个拿着盾牌的城管围起来的时候，能感觉到儿子明显的无所适从。当儿子单独和城管交涉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王天成打电话。从这些行为，可以体会出王天成对家人的控制欲是非常强烈的。当然，也是王天成对外强硬的态度，才让家人与城管对峙的时候有了一个讨价还价的空间。
（纪录片《城市梦》截图）
从城管上级的话语来看，印证了王天成影射的阶级对立。当城管队长向上级汇报工作情况，说王天成家人对处理结果有点感动时，上级的第一反应是认为城管工作的责任不是达到感动，而是实现他们对处理结果的服从。所以这种阶级对立反映出来的基层治理思维，并不是解不解决问题，而只是想要就把一颗钉子解决后，这个地方不会再出现一个桩子。纪录片最后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满的结局的，但这个结局可能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常态。
此外，董博天还将《城市梦》与《悲惨世界》联系起来，谈到底层群众对于王天成宣传方式的冷漠。《悲惨世界》有片段描述的是新来的警察对于老警察执法方式的不满，在质问中道出底层街区拥有自己的运行生态和秩序规则的，通过分帮结派的方式达成一种团结。但是在《城市梦》中，对于王天成的大喊大闹、与城管的对峙 ，群众更多的是一种围观的冷漠态度，甚至当王天成打了城管的时候，有群众是站在城管一边的，所以在同一阶层中话语或许已经发生了断裂。
蒋乐来
直接影片：矛盾双方的对立冲突
新闻与传播学院19级硕士蒋乐来从直接影片矛盾双方对立的角度谈了自己对于《城市梦》的观看思考。《城市梦》作为直接影片呈现出了两个角色以及他们代表的群体之间的矛盾，分别是以王天成为代表的摊贩群体和城管群体。
首先，我们在新闻媒体中所接触到的对于城管群体的想象，其实跟影片呈现出来的形象非常不一样。当然导演陈为军可能刻意地做了一些主旋律性质的包装，背后隐藏了城市化和阶级矛盾的话题。从影片中我们能够直观看到“生活的弱者”和“工作的弱者”的二者博弈，这两个层面的结合也使我们能从更加多元的角度来看待城管群体。
其次，影片结尾穿插的胡队长对女摊贩执法的行为展现了影片矛盾最激烈的部分。在一个镜头中，胡队长与一位女性摊贩进行了强烈的争执，胡队长非常大声喊出了“不允许”，但女摊贩说的是“我就要”。如果我们从城市化的角度去观看这部影片， 这其实是其中最直观的一种冲突。
第三，影片的主题是城市梦，但它到底是谁的城市梦？是指以城管为代表的城市管理者或者城市人的城市梦？还是以王天成为代表的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底层人民的城市梦？对于农村人口而言，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城市人，而对于城市人口而言，他们希望向卫生文明城市、现代化城市进发。而这个过程加剧了城乡分离。那么，这个城市梦到底实现了吗？王天成一家是否最终获得了城市人的身份？当我们讨论城乡分离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时候，其实需要考虑到很多制度性的东西。其中，户籍制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一系列管理体制，从政治层面上对城乡分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一部分其实在影片中没有体现出来。
第四，比较有意思的是王天成儿子王兆阳的流动情况，他之前在五金厂打工，实现了从农村到乡镇企业再到城市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与90年改革开放伊始整个农村人口流动的情况比较一致。在这个流动进程中，王兆阳是被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发展推着往前走的，他甚至都不一定有一个主动的梦想寻求。从王天成的家庭来看，很明显能够看到三代人的鸿沟，以王天成为代表的一代是生长在农村的，以王天成的儿子王兆阳为代表的一代夹杂于城乡之间，而以王天成孙女为代表的一代可能已经完全以城市人的身份来认同自己，但实际上她可能又不能完全被城市所认同。所以能够很明显地从这个家庭的现实情况意识到阶级流动的困难性，甚至需要通过代际来完成。
最后，蒋乐来将《城市梦》与《被压迫者教育学》结合，发表了自己对影片中城管局局长与城管胡队长关于治理的对话片段的看法。蒋乐来认为局长指出城市治理不是为了感动而是为了服从，反映的其实是城市管理到底应该做什么以及如何推动底层人民实现城市化的问题。联系《被压迫者教育学》理解，城市管理者的话语逻辑是存在压迫性质的，这套逻辑要求的是城市外来人口作为被压迫者存在，应当认同压迫者，并且能够融入压迫者所制定的话语体系当中，只有这样才可能被城市接纳。而这可能也是农村人口在向城市流动时面临的一个根本困境。
潘柳言
摄制技巧：戏剧表达深描人物形象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潘柳言从情节设置、文本语言、画面拍摄等方面谈了自己对于《城市梦》的看法。情节设置方面而言，纪录片中存在两对冲突。第一对冲突是王天成和城管的冲突。第二对是王天成和儿子的冲突，纪录片前期，小王说父亲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保护着他们，但是纪录片后期，儿子其实是倾向于城管一方的，也希望能够更换摊位。这时候王天成非常生气，认为这是一种背叛，甚至对儿子说“我这棵树罩不住你了”。
文本语言方面而言，该纪录片的画面语言拍摄生动刻画了王天成饱满的人物形象。例如，王天成在纪录片中其实有很多金句，表现了他幽默的形象；王天成叼着烟头说自己要做强者而不是弱者的时候，体现了他偏执冥顽的形象；王天成对着镜头说自己死也要死在武汉，展示自己对死无畏的心态；王天成每天和妻子搬运货物到摊位，笑着说“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表达了他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
（纪录片《城市梦》截图）
画面拍摄方面，有两个镜头的运用较为巧妙。第一个是空镜头，当儿子倾向于城管对摊位进行下一步的改动时，王天成跟儿子起了冲突，然后把儿子水果摊上的葡萄都撒在了地上，离开之后又把自己身上的零钱撒在了地上。这个一地零钱和葡萄的空镜头，体现了王天成一家一种一地鸡毛的无奈和无助。第二个镜头，是在纪录片后期插入了行人背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片段，这个片段把对美好社会的想象悬置在了这个很让人棘手的现实上面，一方面可以说这是真正的一个城市梦的体现，另一方面是一种黑色幽默，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大家都在用一种很僵硬的方式去背诵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东西。
此外，潘柳言也提出了自己的反思，她认为当我们去责怪社会治理中过程某一个群体的的无理取闹时，我们淡化的是制度对个人生存发展的限制，当所有人都该为自己的境遇负责时，真正应该反思和改革的东西就永远透明了。
周雨飞
以小见大：城市化进程的微缩景观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周雨飞以“以小见大”为切口谈论了《城市梦》所反应的城市化进程中存在的治理问题。《城市梦》以王天成一家的小故事来表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大问题，这个故事其实是武汉进步发展中的一个微缩景观，而透过武汉的故事，我们也可以窥见其他成长中的城市正在面临的问题。周雨飞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大量矛盾都可以放在城市化的框架中审视，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阵痛，是在社会发生根本变革时无法避免的。
一般而言，我们经常可以在新闻和网站的一些视频中看见城管部门和占道经营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媒体塑造的这种接受语境下，《城市梦》既没有“博眼球”，也没有给矛盾的哪一方“洗地”，而是通过完整地呈现出一个生动的样本，让观众摘下有色眼镜、抛开刻板印象，直观且清晰地感受到现实生活的错综复杂，从而给观众提供更多冷静思考的空间。所以，在观看《城市梦》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产生代入感，不仅仅是为影片中的城管人员和王天成一家设身处地地思考，也为中国的城市治理而思考。实际上，中国当代的文明进步史其实就是无数个王天成家庭的城市化史。
城市化在中国近四十年的历史进程中是重中之重，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化国家转变为一个全面城市化国家，城市人口超过了农村人口，而人口的变化就会带来社会的变化。《乡土中国》中描述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不流动的、稳定的，乡土社会里的人们依靠血缘和地缘形成了紧密的联系。但当农村人口开始大量流入城市，他们就会经历一种失去了旧身份、但新身份还未建立的模糊状态，他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城里人还是乡村人，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和文化归属，成为了“无根者”。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稳定性消失了，但新的秩序又没有完全建立，社会的不稳定性就一下被放大了。比如影片中的王天成一家，他们不可能再回到以前的农村家中，但想留在武汉市又无法澄清自我认证。他们能有什么样的生存权、应该有怎样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怎样才能融入社会、怎样才能获得生存价值的保障，这些才是他们真正的“城市梦”所在。但这种“城市梦”却受到了主流“城市梦”的威胁。
所以这部影片其实把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如何把这些农村流动人口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如何抓住城市化的机遇塑造更多中国的新城市人、新公民？虽然影片最后是Happy Ending，但并不代表现实中会有这么多Happy Ending，而这正是影片需要大家深入思考的地方。
黄嘉莹
身体表演：悲情的英雄主义情结
新闻与传播学院19级硕士黄嘉莹从底层视角和身体语言两方面对《城市梦》进行了探讨。首先，从底层视角来看，王天成反复向群众诉说家庭的悲惨情况，其实是希望通过底层的悲惨境遇叙述来要求获得城市管理上的经营授权，以此寻找一种逃脱城市管理的合法性。
其次，从身体语言来看，王爹爹有一种悲情的英雄主义情结，这也反映他突出的表演型人格，比如他会冲动地摔水果、打人，那条他所摆摊的街道仿佛成为了古希腊戏剧当中的露天舞台，街边的群众就是台下围观的观众，观看着王爹爹卖力的表演。当然群众对于王爹爹行为的态度大部分都是很冷漠的，甚至有些人以看热闹的眼光来凝视他，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黑色幽默。王爹爹是一种很悲情的角色，他就像一种权力的殉道者或者牺牲者，想以一己之力尤其是以极端暴力的自我毁灭方式来对抗强大的国家机器。但是从底层抗争而言，这种身体语言对他的反抗是非常不利的。
王爹爹的身体语言抗争是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比如在城管来整治的时候他想要自杀，当他自杀的时候，他还要考虑怎样自杀才更有戏剧性、更能引起轰动、更能引起群众的同情。联系到农民工讨薪或其他一些底层的抗争行为，底层人民是没有话语权的，他们只能通过极端暴力的自我毁灭方式，才能够争取到一些掌握话语权的精英和其他上层阶级的关注，才能够争取到在媒体中被呈现的可能性，才能够推动问题的进一步解决。但是这样容易形成一种负面循环，底层人民的行为越极端越惨烈，反而越容易提高媒体报道的阈值，使得一些不够偏激、夺人眼球的事件被媒体所忽略。
王天成一家是比较幸运的，他们能够被陈为军导演所发现并被立体呈现了真实的生存困境。同时，黄嘉莹认为这部纪录片值得后续跟进拍摄，以此更好地反映中国城市化基层治理进程已经解决的和新出现的社会结构问题。
思考与讨论：王天成孙女是否算武汉人？王天成是不是被拉到底层的？
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陈昱坤根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就《城市梦》产生了一些联想。首先，他谈到了陈为军导演的一些纪录片作品，如《世界最大的中国餐馆》反映的贫富差距问题、《请投我一票》影射的政府投票问题等。其次，陈昱坤就自己在武汉的求学经历谈到了武汉的城市化治理问题，政府的城市化治理构想与实际的治理举措是存在较大的时间差的。再次，他认为《城市梦》中武汉市城管的“感动式”治理行为并非常态化的，或者也有面对镜头前的表演成分。最后，他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王天成的孙女是在很小的时候被抱到武汉的，而非武汉本地出生，那么她的户籍还可能留在河南，影片最后她就读了专科院校，那么她算不算是武汉人呢？第二，纪录片中的王天成既懂阶级斗争又了解斯大林，既识字又懂法，是否存在他是由于一些生活困境而被拉入底层的可能性？
就这两个问题，新闻与传播学院20硕士苏琦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针对这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向当事人考证才能得知，但是就目前的猜测推理而言，首先，王天成的孙女虽然认同自己是武汉人，但是如果户籍没有迁移到武汉的话，她很难参加武汉的高考，所以她可能是心理层面上的武汉人，而非现实情况的武汉人。其次，对于第二个问题，王爹爹是否是被拉到底层的？苏琦认为从王天成的学识来看确实存在这种可能性。此外，苏琦还将《城市梦》与何苦导演的《最后的棒棒》联系起来，讨论了纪录片关注底层问题的意义。
同时，新闻与传播学院20级硕士张毓祺也就这两个问题做出了回应，她认为不能单从纪录片去推测这两个问题的答案。首先，即使王天成的孙女最后进入了专科院校，也不能因此推理她是因为不能参加高考而进入的。其次，在王天成那个时代，贫农是很可能被当作积极分子来培养的，所以他可能是受过组织教育的。最后，张毓琪联系贺雪峰的《新乡土中国》谈到了乡村调解员的作用，但是随着乡村的衰弱，调解员也消失了。底层贫困人群失去这种调解机制后，面对政府机关严格的管理时，只能运用自己的生活智慧进行斗争。
在影评会最后，张慧瑜老师谈到独立纪录片的发展从90年代开始存在一个脉络，即所谓的地下独立纪录片，从底层、弱势者的角度来批判体制、权力。《城市梦》与原来的独立纪录片存在的较大差异之处，在于它增加了一个视角而实现双视角叙事，一面是站在底层摊贩一家，一面是站在城管一方，该纪录片就成为了展现双方各自逻辑的平台和协调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城市梦》是一种参与社会治理的宣传，城管可以利用纪录片的方式改变以往的腹黑形象。
本文编辑：孙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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