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俞佳柠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俞佳柠
谏言与守卫者
上海滩上高手云集、竞争激烈。从学徒做起的俞佐廷,之所以能够在短短十数年间就在沪上华资金融界打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不仅在于他资产丰厚、事业昌盛,更在于一直紧紧跟随时代的步伐,思想认识从不默守陈规。从传统钱庄业到现代银行业、金融业,俞佐廷对于自己的专业始终悉心钻研,研究成果与时俱进。
1933年,他在《银行周报》上发表文章,围绕银行的营业和管理两方面,剖析存款放款、商业票据和有价证券投资、员工训练及奖励等问题,对如何使金融业健全发展进行阐述。1935年,上海金融业受到国内外综合因素影响,面临巨大风潮。上海市面萧条,银根吃紧,工商业实力日趋衰颓。随着谣言蜂起,提存之风令沪上钱庄业情势愈加紧张。此时,俞佐廷经杜月笙牵线,通过以房地产向中央银行等办理抵押借款手续,以取得的金融公债再向银行抵借现金的方法成功化解了恒巽等四家钱庄的经营危机。度过金融风潮危机后,经营回复平稳的俞佐廷并没有走回老路,他看到了钱庄业没落的趋势,于是逐步将投资重点转向了现代银行业。通过分析此前纸币由各家银行自由发行的隐患弊端,俞佐廷再次发表金融市场研究文章。1935年他以上海市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赴日经济考察团。回国后,写下《赴日考察感言》,对比当时国内工商业看重眼前利益,多喜逸恶劳、故步自封、业务萎靡不振的现状,呼吁国人做生意要勤位耐劳、谦和礼让。他也是为民请愿的民族经济守卫者。
作为上海市商会主要成员,他曾多次向市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关于救济国货、使用国货的倡议。1930年代中期,他在担任上海市商会主席期间主持扩建天后宫桥北(河南路)国货商场,招集30余家厂商参展销售,推动提倡国货。此举带动了上海和外埠的国货市场,有效抵制舶来品的倾销。
“孤岛”时期,俞佐廷虽深居简出,却从来没有因为战事而停止对中国金融经济发展的思考。1930年代末,他连续两年参与《中国战时经济特辑》及其《续篇》的审定并为刊物题词作序。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金融经济形势日趋严峻。俞佐廷不愿任伪职,与胞弟俞佐宸辗转前往重庆,参与支撑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经济。社会贤达热心公益《宁绍新报》记载,1940年代,无党无派之社会贤达人士俞佐廷年髙德勋,在沪甬两地深受民众拥护。1946年,俞佐廷以上海商会主要成员身份获选上海市首届参议员,在参议会首次大会后的感言中,向来很少发表政论的俞佐廷提出自己的期望——战后的上海百废待举,希望市政府各项用款务必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于是在1946年9月组成金融经济请愿团,认真商讨梳理出针对时弊的具体解救方案,并于10月自费前往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行政院、农林部等处请愿,提出十多条工商界建议挽救办法,请求当局迅速采取实际有效的措施稳定经济。然而,请愿团的相关建议并未受到国民政府的足够重视,请愿效果不如预期。
自奉极简 待人极厚
少时弃儒从商的俞佐廷十分看重教育,很早就看到了职业教育的意义。1931年,定居上海不久的俞佐廷就担任了宁波旅沪同乡会小学的校董。1934年当选上海市商会主席委员后,他定下了要在任期中完成的三大目标,其中设立商业专门学校、推广商人补习教育两条有关职业教育。在任期内,他开办了商业职业学校和商业补习夜校的劳动班,担任市商会商业职业学校校董、校长,培养商业人才。此外,1935年的赴日商业考察之行也让俞佐廷认识到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欲求国基巩固,势非注重教育不可,倘能施以强迫普及之策,则扫除文肓,提倡礼教,殆为当今之急务欤。”俞佐廷在家乡宁波捐资建设了同义医院、辛成初级中学、志成小学,并创设孤儿院和贫儿院。
俞佐廷个性开朗,善与人沟通,结交朋友。“自奉极简,待人极厚”的处事风格为他赢得了许多知交好友,虞洽卿、杜月笙等沪上名人都曾在关键时刻给予过他支持,助他渡过难关。他平日疏财重义,礼贤下人,不端架子,喜欢与年轻人交朋友。据笔者祖辈早年讲述,当代著名书法家胡铁生于1940年代也曾在一家与俞佐廷关系密切的金融公司中工作过,笔者祖辈也因此与他建立了多年友谊。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舜在2006年为俞佐廷胞弟俞佐宸之小夫人周竹君作自述整理资料《俞佐宸和我》,书中提到,1990年代末宁波俞宅老房子拆迁时意外发现了详细记载着1936年元旦俞佐廷、俞佐宸兄弟在宁波为母亲办七十寿庆盛况的四开四对版小报《吟梅山馆寿刊》。值得一提的是,俞母寿庆虽然场面浩大,实际开支却并不铺张。至于收到的礼金,则“贫者退还,富者移济灾民”。人生在世,潮起潮落,再辉煌的人生也有终结的一刻。
紫气东来,这幢百年石库门建筑,见证了近代上海民族资本金融业的起起落落。作为它的后人,有责任,也有义务为世人留存下更多历史和文化,让这些记忆成为城市历史的宝贵财富。
原标题:《沪上金融巨子,青云直上鸣九皋:石库门建筑群里的银行往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