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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语国别和区域研究院
北京语言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别和区域研究院。研究院成立于2017年1月，同时承担着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委托的“高校国别和区域研究工作秘书处”相关职能。在2019年，学院成功申请入选北京高校高精尖学科建设名单（区域国别学）。
土耳其研究中心希望推动全国高校土耳其研究和教学，为土耳其相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政服务和国际交流提供平台。中心编辑的《土耳其博览》不定期提供土耳其相关的动态、资讯及研究结果，从人文、历史、国际关系、政治、经济等视角全方位介绍土耳其。
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
作者简介
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库尔德研究中心荣誉成员，主要研究土耳其、库尔德问题; 菲利普·罗宾斯( Philip Robins)，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中东政治和国际关系。
内容摘要
土耳其的国家治理在埃尔多安时期显示出鲜明特点，如建立在经济增长基础上的社会繁荣，借力于宗教获取选民支持，置军队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通过欧盟践行自身的政治议程和寻求合法性，推行“零问题”睦邻外交等。2011 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的政治治理进一步暴露出脆弱性，折射了中东内生问题、土耳其自身结构性问题及对局势的误判。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埃尔多安政府在内政方面进行大清理、对外交做出大调整，将国家发展带入拐点，增加了其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
土耳其共和国的政治治理系统素未定型，而是摇摆于两极之间，一极是类似于凯末尔、门德列斯和埃尔多安这样的强人统治，另一极则是20世纪60、70和90年代软弱而短命的联合政府。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从 2002 年起已经主导土耳其政坛，尽管职位有过从总理到总统的变迁，但其权力真正掌控者的地位并未动摇。2016年，埃尔多安解除了达武特奥卢的总理之职不久，又成功挫败了“7·15”军事政变，并在国内展开了前所未有的肃清工作，其力度之大较之于军方在军事政变后的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再次凸显了埃尔多安对国家的超强控制力。土耳其的外交治理摇摆于西方和东方之间，尤其是在区域事务中陷入超脱和介入两个极端。当下，土耳其外交的严重失误已然造成溢出效应，使土耳其国家陷入一个脆弱期。本文拟考察 2002 年正发党执政时期以来或称埃尔多安时代的政治治理，以期厘清这个时期土耳其政治社会复杂变动的内在脉络。
一、埃尔多安政权强势治理的特点
埃尔多安是辨识度极高的魅力型政治家。他能极其谨慎而准确地权衡各种政治选择并展开政治博弈，以至在国内政治和对外关系方面都有强势表现。第一，刺激经济的持续增长以维持社会政治生活的繁荣、稳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埃尔多安成功地与国内诸多金融大鳄和大企业主结成巩固的联盟，其中包括后来出任土耳其副总理的阿里·巴巴詹( Ali Babacan) 和穆罕默德·希姆塞克 ( Mehmet
Simsek) 。埃尔多安积极支持穆斯林资产阶级的兴起，注重从安纳托利亚寻求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这样在成就了“安纳托利亚之虎”( Anatolian Tigers)的同时，也为自己培养了坚定的支持者。所谓“安纳托利亚之虎”，是关于土耳其内陆经济发展的一种形象说法，突出加齐安泰普 ( Gaziantep) 、昆仑( Corum) 和开塞里( Kayseri) 等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全国经济的引擎作用，这些城市的经济在21世纪初期推动了整个土耳其经济的发展。以“安纳托利亚之虎”为中心崛起的新兴精英积聚了庞大金融资产，支持正发党及其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是一股与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传统精英相对抗的政治力量，可以与世俗的精英阶层相抗衡。正发党由此扶植了伊斯兰色彩的政治、经济力量，可望逐步消解世俗主义在土耳其政坛的影响力，使正发党的选民基础缓慢生变。
第二，借助宗教以获取选民的支持。埃尔多安的政治使命，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将宗教推到土耳其主流政治中。土耳其人口中大部分属于逊尼派穆斯林，这为埃尔多安利用宗教服务于政治提供了极大便利土耳其逊尼派认为，他们是奥斯曼帝国权力的继承者，国家的权力天然地属于逊尼派，决不能像叙利亚逊尼派一样失去权力，造成由居于少数的什叶派来掌控政权的局面。
正发党的民众基础有“泥腿子土耳其人”( Black Turks) 之称，以区别于代称世俗精英的“白领土耳其人”( WhiteTurks) 。他们具体可分为三个阶层。一是大城市郊区的工薪阶层; 二是前文所提国内保守的新兴精英———“安纳托利亚之虎”的代表，与极端民族主义政党祖国党( MHP) 在该地区享有共同的选民基础; 三是东南部库尔德人中的宗教极端虔诚分子( 区别于极端民族主义的库尔德人) 。只要这些所谓的“泥腿子土耳其人”对埃尔多安的支持不发生动摇，埃尔多安的统治就比较稳固。与此相对，忠诚于共和人民党的是“白领土耳其人”，该党为主要反对党， 依靠选民基础可称为阿塔图克和阿拉维什叶派的政党， 他们的绝对数量不小，但相对数量只占总选票的 25%左右。
第三，高效推进军队的中立化，以强化文官政府的统治，提升自身的权威。土耳其武装力量的合法性在于，它的利益被认为等同于民族的利益，军方的使命就是保障整个民族沿着西方现代性的方向前进。1946 年多党制推行以来，土耳其武装力量一直把持自命的共和国监护者一职，监控国内根本性的政治议程。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并不致力于将军队置于文官政府的管理之下，而是将武装力量与文官政府分离开来，二者之间的权力竞争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世俗主义则是武装力量的合法性支柱和行动原则。土耳其的世俗主义要求去除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建立国家管制宗教的新方式，在西化和现代化的基础上确立一种同质的民族身份。土耳其共和国在新世纪之前连续发生四次军人干政，凸显军队对政治的监管作用。尤其是1997年2月28日政变有“后现代政变”之称。军方意识到伊斯兰政治的威胁，高度警觉地维护共和国的世俗特性。埃尔多安则意识到管控军队的重要性和公开推行伊斯兰政治的危险性，致力于军队在政治中的中立化，强调要将军人限制在兵营之中，进而追求置军队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
土耳其正发党 2002 年执政以来致力于限制武装力量的特权和对政治的监管作用。2003年8月7日开始施行的民主改革方案，很大程度上削减了军队干涉文官政府的能力。国家安全委员会曾一直被认为是“影子政府”，上述改革法案剔除了该委员会的执行权力，将其转变为一个咨询性机构，并将其中的文官人数增加至占比多数。2004 年5月21日通过的第8号协调方案进一步提升了文官对国防预算的监管，从“高等教育委员会和影视最高委员会”中移除了军方的代表，废除了1980年军事政变的产物———国家安全法庭，也限制了军事法庭对于非军方人员的审判权。正发党领导的文官政府 2007年排除来自军人的阻力，使得居尔成功当选总统，这是埃尔多安政府推进军队中立化的标志性事件，军政双方之间权力竞争发生了有利于文官政府的变化。
第四，强力推动加入欧盟进程，借以增强国内统治的合法性，从而以西化为名实施埃尔多安的政治议程。世俗主义者往往强调西化和追求西方文明。埃尔多安执政后一反之前伊斯兰政党反西方的立场，强调通过西化服务于穆斯林民众。他效仿西方的基督教民主党，称正发党为穆斯林民主党，为伊斯兰政治穿上民主的外套，以期强化其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同时，世俗主义者在人权和少数族裔权利等问题上的犹豫从反方向扩大了正发党的群众基础，也加强了埃尔多安本人的权力。正发党总结过往的教训，着重在两个方面做出调整: 从话语上否认自身
属于伊斯兰谱系，转而拥抱温和的非宗教话语; 推动入盟进程，目的不只是主导国内改革议程，而且要改变国内的权力平衡。埃尔多安所推崇的现代化中，明确包含了伊斯兰民主和积极加入欧盟的政治议程。更为深刻的是，埃尔多安撑起的这一文明大旗，即便是西方也无法对其公然否决，这恰恰是埃尔多安的高明之处。实际上，这是通过温和伊斯兰主义与民主的结合削减世俗主义在国内的优势地位。通过推动加入欧盟，正发党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有较大收获。政治方面，通过欧盟—土耳其协调的一揽子方案，彻底改组了国家安全委员会。换言之，入盟进程是实现文官政府管控军队的重要步骤。土耳其军队参谋总长指出:“70%的土耳其民众追求欧盟成员资格。无人可拒绝这样一个绝大多数的民意……我们愿意妥协并承担因适应欧盟标准而带来的风险”。通过经济繁荣保障选民基础是土耳其谋取欧盟成员资格的一个原因。此外，土耳其希望成为区域核心国家或者是区域大国，故而必须与欧盟这一最具凝聚力的联合体保持密切关系。土耳其外交界高层普遍认同的是: 欧盟 + 土耳其 = 世界权力。2008年金融危机前，土耳其外贸量的一半输往欧盟成员国，外资的大部分来自欧盟。
第五，推行“零问题”睦邻政策，以图改善与区域国家的关系，重塑自身的区域形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土耳其与众多邻国的关系中或许只有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可称友好。埃尔多安2002年上台后即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首先与欧洲多位政要进行了会谈，以此证明他与欧洲领导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中施罗德、贝鲁斯科尼和布莱尔等欧洲政要都相信民主与伊斯兰教可成功嫁接。其后，土耳其通过“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几乎改善了与所有邻国关系，扭转了之前的外交孤立状态。埃尔多安以智慧的地缘政治和“软权力”策略，使土耳其取得了外交上的小丰收，与周边诸国包括叙利亚甚至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在内都改善了关系。
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内政、外交方面的巨大成功赢得了广泛肯定，西方自“9·11 事件”后对“土耳其模式”称赞有加。然而，这一切随着叙利亚战争和土耳其军事政变而不断消散。土耳其当下确实站在了十字路口，其现代化进程再次面临关键性抉择。
二、埃尔多安政权强势治理的脆弱性
2011年中东剧变以来，土耳其的内政和外交状况迅速恶化，问题缠身。这种脆弱性在对外关系中体现得最明显，在内政领域持续爆发并对外延伸。在外交方面，土耳其的“零问题”睦邻政策逆转为外交孤立，与诸多国家的关系遭遇空前困难。睦邻外交的典范———与叙利亚关系，恶化至交战状态; 与埃及关系降至大使级之下; 与西方的关系也为诸多问题所阻滞，由此引发的争执使土耳其承受着来自西方的尖锐批评，尖锐程度或许是自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2015年度的调查表明，土耳其民众对于北约几乎所有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均持负面态度。同样，作为土耳其盟友的美国，公众对土耳其持友好态度者也只占到23%。同时，70%的土耳其受调查者认为，土耳其首先应该处理内政问题，只有20%的受调查者认为土耳其应当在中东扮演更为积极的角色。显然，土耳其民众对于介入中东事务表现出强烈的倦怠心理。土耳其在外交事务和社会心理上都在日益走向孤立主义。然而，叙利亚内战的巨大溢出效应尤其是恐怖主义和难民危机，使得土耳其难以置身事外。
在内政方面，土耳其更是显露出诸多不稳定的迹象。2013 年 6月爆发加齐公园抗议事件，2013年12月埃尔多安内阁的腐败丑闻曝光，2015年6月7日议会选举中正发党所获选票较2011年下降了9%。正发党在土政坛的绝对优势地位遇到众多挑战，2016年7月15日的未遂军事政变则将这些挑战推至高潮。更大的挑战在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之间的鸿沟再度扩大，世俗主义的力量急剧下降，土耳其政权本身的性质开始生变。“土耳其已不再是加入北约时的土耳其，也不再是上世纪末作为北约盟友的土耳其，而是一个伊斯兰色彩日益浓厚的国家，世俗主义者数量在减少，难以再次复活凯末尔主义。7月15日军事政变后，众多世俗主义者被清洗，民众大多数支持埃尔多安的这一举措。”民众对于正发党政策的完全认同，从一个侧面深刻反映了土耳其政权的转折性变化。
埃尔多安政权治理的脆弱性还表现在库尔德问题上。库尔德问题既是土内政问题，也是外交问题。由于叙利亚内战，泛库尔德民族主义情绪强烈爆发，库尔德人在区域内同时在政治、军事上实现了首次联合，“伊斯兰国”的凸现导致库尔德人摇身一变成了“受害者”和抗击极端主义的英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赢得了军事行动的合法性。2014 年9月科巴尼战斗中库尔德人的联合，是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拉克三国的库尔德人20世纪以来的首次重大联合行动，他们视科巴尼保卫战为库尔德人的“斯大林格勒战役”。
土耳其最大的忧虑无疑是库尔德人在区域内的联合，因而出现借力于“伊斯兰国”打击库尔德人的联合倾向，以致土形象受损、立场受到质疑。科巴尼遭遇危机初期，土耳其政府拒绝支援库尔德人的立场引发了库尔德人的反抗和游行示威，土东南部地区陷入 20 年来最为暴力的骚动，导致44人死亡。土耳其在抗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的立场饱受质疑。伊斯坦布尔马尔马拉大学的贝赫吕尼·厄兹坎( Behlun Ozkan)认为，土耳其在过去四年( 2012 ～2015年)已成为问题的一部分，而非致力于解决问题，叙利亚成了土耳其的阿富汗，土耳其扮演了类似于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角色，帮助极端主义分子穿过边界等行为导致了国内的不稳定。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地带发现了通道，被指用于伊斯兰武装分子出入土耳其和叙利亚。
在科巴尼保卫战中，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武装力量联合行动，使土耳其政府首次感受到区域内库尔德人整体军事行动的巨大威胁。而 2015年6月具有库尔德人族裔属性的人民民主党( HDP) 在选举中对正发党的挑战，是一个合法政党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的。如果说库尔德工人党对于土耳其的挑战更多地表现为武力的一面，人民民主党则是在与正发党争夺选民、走向政治崛起，这将影响到正发党的一党独大，也使正发党更加担忧对抗性民族主义的升级，乃至于损害国家统一。上述两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是，土东南部自2015 年 7 月以来再燃战火。“国际危机组织”认为这次冲突是 32 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2015 年7 月20日至 2016年7月19日， 土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的冲突导致 1，761 人死亡，其中平民 307 人，安全部队成员 582 人，库尔德工人党成员 653 人，不明归属的青年 219 人。显然，库尔德问题对土耳其的挑战空前严重，且呈现出新的特点。埃尔多安政权虽然在过去 14 年中已主导土耳其政局，但并非无懈可击。
埃尔多安政权治理的脆弱性既源于区域本身内生的诸多问题，也源于自身的结构性问题，埃尔多安与正发党难辞其咎，而叙利亚问题则是这一切的导火线。中东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和历史纠葛，尤其是《塞克斯－皮科协定》罔顾中东复杂的族裔、宗教和文化等因素，强行引入服务于欧洲大国私利的民族国家秩序安排，从而制造了众多新的冲突点和域外大国介入的理由。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对于中东的介入除了上述共同缘由外，还有诸多自身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土耳其外交中最为深刻的一组矛盾，当属欧洲取向与中东取向之间的对立。土耳其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外交上一直摇摆于欧洲驱动和回归中东之间。事实上，土耳其面临双重引力困境，即来自两个不同方向且行为规范不相吻合的拉力，而且这两种拉力难以协调。土耳其正发党进行了诸多努力，试图将土界定为东地中海新的国际次体系中的核心国家，但受限于自身实力，土无法改变“双重引力国家”的现实。土耳其无论是在欧洲大陆还是中东的次级体系中，都是一个不稳定的行为体。
土耳其在外交关系上并没有做到尽如人意。二次大战后，土耳其的外交显得特别具有扩张性，依附于西方，甚至试图将叙利亚从苏联阵营中拉出。20世纪 50 年代末期，土耳其认为美国对塞浦路斯的纵容损害了自身利益，国内因此出现过一些骚乱。土耳其尽管属北约集团，但还是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土耳其加入欧盟的征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启，进入 21世纪后提速。土耳其沉浸于欧盟的自由改革议程中，在 21 世纪推出了适应欧盟标准的诸多改革规划。
但到 2005 年，土耳其入盟进程开始退潮，转而推行东向外交，强调和借助其“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成员资格， 致力于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兜售自己的改革议程，尤其是教育和技术的合作，扩大在该区域的影响力。土耳其在中亚和中东扩大其经贸和政治的存在，需要一个稳定的中东。中东区域局势的恶化对土区域外交的挑战，显然超出其应对能力，而土在相关问题上与西方政策的碰撞，则进一步恶化了其外交局面。
第二，土耳其不惜代价介入中东事务，是其内政外交局势恶化的肇始，源于其对局势和自身实力的误判。土耳其外交部战略研究中心主席比伦特·阿拉斯 ( Bulent Aras) 2011 ～ 2012 年关于“阿拉伯之春”性质的判断和对土耳其外交选择的分析令人玩味。他指出，“阿拉伯之春”是阿拉伯人寻求自身尊严、掌握自己命运的开始，阿拉伯人民自 20 世纪以来首次有望与世界其他地区同步前行。面对着阿拉伯人的觉醒、地区秩序的重大重组和美国霸权在中东的衰落，土耳其可以利用自身地缘、历史等独特性中所蕴涵的价值和积累的软实力，在中东发挥建设性作用。具体而言，土耳其可以将“零问题”睦邻外交版本升级，即由先前强调的通过渐进改革逐步改变中东社会，转变为遵照人民的意愿来进行改革，并不排除激进的方式。正是基于类似的考虑，土耳其选择了积极干涉区域国家事务，但最终陷入外交孤立局面。
叙利亚危机引爆了诸多问题，土耳其实际上面临两难，一则是被迫接受俄罗斯和伊朗势力对叙利亚的介入，再则是无法在叙利亚问题上催生出有利于自己的结果。土叙关系的改善曾被称为土耳其“零问题”睦邻外交政策的成功典范。由于叙利亚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庇护，土耳其与叙利亚在 1998 年几乎诉诸战争。这一问题的松动或者解决立即促使双方关系改善，突出表现为土叙外交关系和双边贸易的长足进展，2000 年叙利亚政权更迭之后双边关系进一步提升。“阿拉伯之春”的上演从根本上损害了土叙友好关系。埃尔多安试图效仿英法在利比亚以及美国在埃及的所谓成功，希望在叙利亚大展身手，从而凸显其区域大国地位并借此实现有利于土的地缘政治安排。逊尼派在叙占多数，埃尔多安希望可以安排叙的政权更迭，在叙建立逊尼派的统治。然而，阿萨德家族在叙利亚长达 45 年的统治是地缘政治、硬实力和反对恐怖主义等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很难想象只是由于国内的骚乱就可压阿萨德家族轻易让权。
具体而言，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在两个关键节点上判断不够审慎，加之库尔德问题宽广的辐射力，使土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积累了诸多矛盾。第一个节点是 2011 年 9 月，土在叙利亚问题上鲁莽地转向推翻阿萨德政权的立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2012 年3～ 12 月间，特别是在美国拒绝了土耳其关于建立“安全区”和“人道主义走廊”的建议后，土叙关系逐渐恶化。第二个节点是 2014 年中旬“伊斯兰国”崛起后，土秘密支持“伊斯兰国”的立场部分地成就了库尔德人的事业，扩大了与西方的分歧。美国及其盟友认定，土在支持伊斯兰好战组织，试图通过支持“伊斯兰国”以削弱叙政权。然而，土的好战只是口头上的，结果却引来伊朗和俄罗斯的介入。到 2015年，土再次回到类似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状况，唯一的朋友只有格鲁吉亚。
第三，从土耳其国内政治看， 2015 年 6 月是一个关键时期，库尔德问题和平解决的愿景受到严重掣肘。埃尔多安和正发党迎来第四个选举周期，据估计将会在选举中大胜而继续执政，对于埃尔多安则意味着他发起的宪政改革将顺利推进，他本人作为总统的权力进一步加强。然而，选举的结果出乎预料。正发党不像在 2002、2007 和 2011 年的选举中均赢得了议会 550 个席位中的绝对多数而独立组阁，在 2015 年 6 月的选举中仅获得 41% 的选票和258个席位，无法独立组阁; 最大赢家则是以库尔德人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党( HDP) ———库尔德人和左翼的联盟共计获得 12．5%的选票，从而成功跨越土议会选举既定的 10% 的选票门槛，得以跻身议会。这次大选终结了埃尔多安改变土政体的抱负; 同时，以人民民主党跻身土耳其议会为标志，库尔德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获得了以政党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其政治诉求进一步合法化。
2015年 11 月 1 日，土耳其提前举行大选，库尔德问题是舆论关注的焦点。此前土耳其已经被认为逼进了叙利亚内战的泥潭，步入“世界末日的善恶大决战”。埃尔多安为了在大选中获得多数选票，断然终止了此前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和平进程，严重损害了与库尔德人的关系。埃尔多安对选民的承诺，尤其是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利用，使得其重新获得占议会多数的席位，再次证明了其无可挑战的政治地位。人民民主党的得票率则从13%下降到11%，小党失去了生存空间，土耳其政坛的极化程度随之加大。有评论指出，正发党迅速加大了土耳其的伊斯兰色彩。而库尔德人虽不至于建成国家，但足可以成为土政治变化的催化剂。“库尔德精灵”已经释出，库尔德人很可能获得梦寐以求的自治地位，只是祈求他们用不流血的方式达成这一目标。
2016年 7 月 15 日军事政变上演，将土内政和外交推向一个极其脆弱的时期，土耳其的前景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这似乎印证了美国中东研究所( Middle East Institute)“土耳其研究中心”创始主任格尼尔·托尔(Gnül Tol) 在 2015 年所做判断，埃尔多安正在推行一项高风险战略，搭进去的或许不只是其本人的政治前途，还有土耳其的未来，土耳其或将再现 20 世纪 90 年代的动荡期。由此，土耳其内政和外交面临着尖锐、深刻、多层次和全方位的挑战。
三、土耳其国家走向的不确定性
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经历着深刻调整，中东剧变凸显这一调整的深度和难度。土耳其是重要的区域性国家，但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增加了其国家走向的不确定性。尤其是土国内的不稳定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民众对于其国家未来充满担忧。2016 年7 月的民调显示，土耳其民众认为，未来土耳其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国家和社会的分裂，民众对未来的预期更多的是怀疑和失望。土国家走向的不确定性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土军人在国内享有极高声誉，军事政变失败后政变士兵的各种负面形象以及军人与警察、民众的对抗有损军人名誉，而埃尔多安政府对军队的大规模清洗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军队的战斗力。埃尔多安政权在周边和国内安全环境恶化的当下，对众多士兵、警察和法官采取了拘捕或停职措施，其中诸多军官曾经在抗击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斯兰国”战斗中战功卓著，因而这些举措显然是非常危险的。由此，土耳其军队与政府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军队掌权是在凯末尔辞世之后的事情，真正的表演则是 1960 年的军事政变，军队与共和人民党之间有一种相互补位的关系，即在共和人民党因大选落败而无法护卫世俗主义的大厦时，军队随即补位并承担起这一使命。2003、2007 年埃尔多安政府联手居伦派已经在较大程度上管控了军队和其他世俗主义力量，“7·15 政变”后军队更是遭到了整肃。然而，土耳其军队素来就是世俗主义的最后堡垒，并与西方有密切关系; 暴风骤雨式整肃有引发巨大反弹的可能，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和外部支持即有可能再次发动政变。由于难以在政治上找到合适的代理人，土军队如果再度发动政变，其性质和模式将会迥异于之前的四次军事政变。
其次， 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间的较量不断上演，伊斯兰主义者内部也出现了很深的裂痕。埃尔多安与居伦之间的斗争就是最好的诠释。埃尔多安将会加速启动新宪法的制定、推进总统制，围绕未来政体的争论将进一步撕裂土耳其社会，最根本的是引发凯末尔主义者的世俗主义使命与埃尔多安主义者的伊斯兰议程之冲突。
埃尔多安与居伦的斗争代表了穆斯林世界两支最温和力量之间的较量，它将损害土耳其的国家利益。埃尔多安曾经与居伦派有良好的合作，2012 年在居伦的支持下对土武装力量进行了清洗，并加速控制媒体; 2013 年夏季土政府镇压和平示威后，与居伦派分道扬镳，居伦派因此指责埃尔多安的专制。2014 年，舆论关于土耳其政府官员贪腐的指责，矛头甚至指向埃尔多安的儿子，这种指责据称是居伦派所为。正是在 2014 年，土政府指责居伦在组织“另外一个国家”，并开始从政府机构中清除其支持者，同时要求美国引渡居伦回土接受调查，这使土与美国关系更加复杂。居伦派力量广泛存在于大学、军队、法院等世俗主义的机构中，“7·15”政变后1577 名大学的系主任被迫辞职， 4．5万名军官、警察、法官和公务员被开除、监禁或者停职，这很大程度上是在清除居伦派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对土耳其与美国等多国的关系产生冲击，加剧其外交孤立状态。
再次，土耳其社会内部的族裔冲突存在泛化的可能。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与区域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持续联动，合法的库尔德人政党的地位和权力不断上升，皆与土正发党政府强硬的库尔德人政策难以相容。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布伦特·阿里罗扎( Bulent Aliriza) 评论称，一个以库尔德人为主的政党进入大国民议会，是土耳其政治史上的核爆炸。人民民主党党魁塞拉赫丁·德米特拉斯( Selahattin Demirtas) 则指出，“从现在起，人民民主党是土耳其的政党， 土耳其是人民民主党的土耳其。”然而，这并不能掩盖土耳其社会内部沿着族裔分界线出现的断裂不断加深的趋势。人民民主党与正发党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人民民主党建立于2012 年，提出在库尔德人居住区实现民主自治， 或者说是实现“新生活”，以此来医治土耳其社会内部的断裂和极化。这种“新生活”意在建立一个全新的土耳其，既区别于凯末尔式的“传统土耳其”，又区别于正发党式的“新土耳其”。
它所说的自治和对库尔德人运动政治身份的承认，与正发党所追求的土耳其逊尼派穆斯林属性有内在的冲突。在正发党看来，人民民主党追求的民主自治与库尔德工人党追求的自治并无本质区别，无法接纳。叙利亚库尔德人居住区自 2014 年1月业已开始践行民主自治，考虑到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领袖厄贾兰( Abdullah Ocalan) 对叙利亚库尔德居住区的诸多影响，这种自治的实验某种意义上讲是厄贾兰思想的实践。土政府则自 2015 年起重新打击库尔德工人党，并有宣布人民民主党为非法政党的可能性，而库尔德人则认为土政府正在背离 2009 年开启的解决库尔德问题的“库尔德人动议”， 部分库尔德人青年在靠近叙利亚地区设置路障，甚至宣布部分库尔德人居住区的自治。这一意识形态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冲突，有可能将导致土国内族裔冲突的泛化和激化。
最后，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充满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在于土耳其对俄关系的改善与土对西方的关系存在矛盾。土耳其极有可能进一步强化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关系，同时发展与以色列的关系。埃尔多安政府认定的头号安全威胁仍然是库尔德问题，它预防库尔德力量在叙利亚进一步壮大的主要盟友是俄、伊而非西方。因而，借助俄、伊的力量防止区域内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进一步壮大， 并减轻由于在抗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的不作为而承受的西方压力，是埃尔多安政府当下外交的优先选择。土耳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底线，是维持叙利亚和土耳其领土的完整，争取叙利亚新组建的内阁中逊尼派占据一定比例。对于伊朗而言，接纳埃尔多安也是最佳的选择。改善与以色列关系，则同样可以抵消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支持，也可适当保持与西方的关系。然而，中东局势的多变性使得任何预测都需格外谨慎，正在因摩苏尔问题而急剧变化的伊拉克局势就可能改变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
土耳其与西方关系仍将持续紧张，双方非但未能解决旧有问题，而且面临新的冲突，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退潮则会导致土与西方的紧张关系常态化。双方在库尔德问题上存在根本的分歧。在土耳其看来，库尔德工人党和叙利亚“人民护卫军”( YPG:People’s Protection Units) 对土构成的威胁远胜于“伊斯兰国”，这样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再回之前的和平谈判状态近期可能性不大。西方视“伊斯兰国”为首要敌人，而把库尔德人当成可利用的力量，但是难以容忍与俄、伊朗过度接近的土耳其。
因此，西方进一步支持库尔德人，甚至于适度敲打土耳其，都是可能的选择。一方面，美国依然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人民护卫军”，土耳其则致力于打击库尔德人武装力量，土美双方在该问题上背道而驰。近期，由于摩苏尔问题导致的土在伊拉克北部的驻军问题，再次助燃了土美冲突。有人就预言: “迫于多方压力，下任美国总统对于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军事存在将会采取更为强硬的反对立场。”另一方面，西方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不可能轻言放弃土耳其，土自身长期的制度性的西化更是无法远离西方。“为了有效应对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存在，以及掌控和管理整个中东格局，土耳其与美国必须合作。”正反两方面的力量使得土耳其与西方短期内将维持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土难以摆脱西方对其内政和外交的结构性影响。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世俗主义在土耳其的退潮是影响土美关系的深层和长期性的原因。土耳其本身就拥有一个伊斯兰社会。奥斯曼帝国时期，国家是世俗的，但其社会是伊斯兰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曾试图促进社会的世俗化，但最终结果还是国家和官僚的世俗化，以及与之相对的社会伊斯兰化。土耳其 20 世纪 50 年代民主政治的开启使得伊斯兰主义得以回潮并在 80 年代后获得了合法性。
马丁·范布鲁因森指出， 20 世纪 80 年代军事政变后军方曾希望再次确立凯末尔主义的正统地位，但凯末尔主义已经被社会所抛弃。法国中东问题专家哈米德·博扎什兰在 2005 年前后指出，现在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土耳其共和国建立过程中的两个敌人———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 后者现在转变为新自由主义或保守的右翼政党) ———前所未有地强大。它们事实上已经取得了合法性，凯末尔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合时宜。2007 年作为世俗主义最后象征的总统职位也为伊斯兰主义者居伦获得， 伊斯兰化从社会领域推进到政治领域， 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明显加大。美国一直关注世俗主义在土的命运，防止土的伊斯兰化是美国对土政策的底线。西方无法容忍一个抽掉世俗主义之根的穆斯林民主，埃尔多安则无法容忍土耳其式的穆斯林民主被否定。土耳其与欧盟关系也面临严峻挑战，德国指责土耳其已经成为伊斯兰主义活跃的最大舞台。诸多因素导致土耳其与西方关系将会布满荆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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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排版：杨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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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土耳其博览 | 土耳其埃尔多安政权的强势治理及其脆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