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展开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人。23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接着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进军。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发展变化，对长江以南地区党的领导机构作了调整，并决定将中共云南省工委和中共桂滇边工委合并，成立中共滇桂黔边区委员会（以下简称边委）。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与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的滇南、思茅、滇东北、滇中、滇西北、滇西、滇北地区的人民武装合编，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以下简称边纵）。中共昭通党组织的工作和武装斗争，在边委和中共滇东北地委领导下，进入迎军、会师，配合解放军作战，实现中央关于解放西南地区战略思想的阶段。
一、昭通地方实力人物相继起义
在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时，蒋介石名义上虽已宣告“引退”，但实际上仍紧握权柄，继续掌控着中国大陆的国民党残余军队，这些残余绝大部分猬集在华南和西南。白崇禧集团据守湘、粤、桂地区，胡宗南集团和西南地方军阀据守川、滇、黔、康（西康省，今四川辖区）地区，这两大集团聚集了100万以上的兵力，企图组织所谓湘粤防线和西南防线，建都广州或重庆。蒋介石于1949年11月14日至30日及11月30日至12月10日先后飞抵重庆、成都，亲自部署其“大西南应变计划”，密令国民党贵州省主席谷正伦、保安副司令韩文焕派遣大批武装特务，携电台40多部，秘密潜留贵州各地活动；令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在西昌建立“西康省政府”，梦想以西南作为“反共复国”基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解放军进军西南作了周密的部署。第二野战军和华北第十八兵团全部，以及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在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的指挥下，11月1日发起西南战役，15日解放贵阳，30日解放重庆，由广州迁往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最后逃往台湾。12月9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经过中共中央和云南党组织的长期争取工作，在昆明率领所属93军、74军和省、市政府宣布起义。在起义军遭国民党中央军反扑后，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17军49师奉命驰援昆明，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四野战军38军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广西直插滇南，在边纵部队配合下，进行昆明保卫战、发起滇南战役，歼灭了国民党残敌。第二野第四兵团、第四野38军和边纵主力胜利会师。12月下旬，解放军胜利进行成都战役，歼灭胡宗南匪部主力，27日解放成都。1950年2月24日，中共云南省委在昆明召开全省第一次地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四兵团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赓庄严宣布：云南从今天起已完全获得解放。
在解放大军压境下，曾任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少将附员、云南有名的实力派头目龙绳曾（龙三），在民盟云南省委奉中共华南分局方“关于龙绳曾在云南的武装应设法派人参加进行控制”的指示，派遣丁维铎（丁达）、蒋阜南等，率领一批昆明民盟盟员和一批进步学生到达巧家县拖车，和龙绳曾会谈达成反蒋协议。龙绳曾于1949年5月将分布在昭通、巧家、永善及四川大凉山沿金沙江一线的3500人武装改番号为“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简称西革）自任司令宣布起义。12月4日，国民党云南省第一区（昭通）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东昭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安纯三接受中共滇东北地委、边纵6支队党委谈判条件，分别致电毛泽东、刘伯承司令员宣布起义。
昭通全境，除会泽属边纵已经解放外，专、县两级国民党政权也响应起义。
在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国民党在大陆土崩瓦解之际，1950年1月28日，蒋介石又派已经逃到海南岛的胡宗南飞抵西昌，成立西南长官公署，坐阵指挥所谓西南游击战争。他们收罗残兵败将及地霸土匪武装，在川、滇、黔、康边区建立反革命基地，发动反革命“总体战争”，其重点放在四省交界地区，昭通恰在四省交界的中心地带。1950年3月初，蒋介石又派其子蒋经国和国民党总参谋长顾祝同、国民党空军总司令王叔铭等飞抵西昌，落实其“应变计划”。
1950年3月3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15军43师进驻昭通城，标志昭通和平解放，从此昭通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但由于时任解放军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兼昭通警备总队总队长的龙绳曾接受蒋介石秘密委任的“滇东北军政长官”之职；安纯三暗地里接受国民党独二师师长罗湘培委任的“滇黔川边区游击总指挥”后叛乱，昭通及其周边地区的反动封建势力活动极为猖獗：大肆造谣威胁群众，抗拒人民政府对城乡政权的接管，抗拒征粮，公开暴乱，袭击新生人民政府，杀害解放军干部战士、工作队员、积极分子，抢劫商旅。为此，昭通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剿匪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人民政权得到巩固发展。昭通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有力支持配合了西南解放的总体作战。
二、中共昭通地方组织部署迎军会师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西南局指示，1949年12月7日，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向全区发出《关于做好南下大军和南下干部与地方党、游击队团结会师的指示》（简称指示），指出：“这次南下大军与南下干部和我们会师，不仅是军事上的会师，而应是思想上以至政策上的会师。又是南下大军与当地群众，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紧密政治联系，紧密团结合作，彻底解放边区以至全西南的重大关节问题”“南下大军与南下地方工作干部，多年来在党中央直接具体领导之下，对于政策的了解与掌握，思想的开展与深刻，经验的丰富与实际，作风态度的纯正与优良，各种制度的正规化，均足为我们学习的模范”“解放云南以至全边区，南下大军是主要的力量，是起决定作用的；而我们仅是次要的力量，只起配合与辅助的作用”“对于大军，应尽一切可能与力量，动员一切人力财力物力，帮助与配合大军，使大军行经之地，所到之处，均能了解情况，得到帮助，有茶水，有粮食，有慰劳，有安适驻地，有驴马可用，有好道路与桥梁可通，给予大军以行军和作战的便利，迅速歼灭蒋匪残余”。边委要求各级党组织和边纵各部队及民兵认真执行以下任务：边纵主力部队立即开到公路沿线两侧，迟滞疲惫敌军，消灭驻守之敌，并以伏击手段消灭运动之敌；组织民兵和群众，开展破交战，断敌退路，围困袭扰敌军据点，堵死敌军向外国逃跑之路；发动群众积极完成1万公石粮食的任务。各区县分藏于民间的粮食，从现在起相对地集中起来，接到通知后，立即送到指定粮站，供应入滇作战大军；从民间征用骡马，成立马帮运输队，凡能征用之骡马，用完后退还原主，如有损失，则按价赔偿；对已破坏之公路桥梁，可划分地段分工专人负责，待大军到来之时，即迅速修缮，以保证入滇作战大军顺利通行；各区县均应成立宣传队、劳军队、秧歌队、担架队、舂磨队等，并在大军所经之路和所驻之地，有组织地以茶水慰劳；抽调干部组成工作队，派到新解放区或城市，帮助大军接管新区或城市工作，并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我们号召全党向南下大军南下干部认真学习，学习南下大军与南下干部的政治进步，思想开展，了解与掌握政策，作风态度与各种制度的正规化，并以紧张热烈的工作精神去做好一切迎军工作，给大军解决困难。以此作为检验各地各级党的工作好坏的基本尺度之一。”边委宣传部还印发了《迎接大军宣传要点》，提出了“迎接大军就是迎接胜利”的口号。[1]
中共滇东北地委积极响应边委号召，1950年1月，在沾益召开地委会议，研究迎军、团结会师等工作，要求全力进行迎军支前工作，决定在昭通方面，派滇东北地委委员吴树森到沾益汇报工作的中共滇东特支书记孙志能迅速回昭通布置迎军工作。2月15日吴树森、孙志能返回昭通，向中共昭通特支委员传达中共西南局和中共滇桂黔边区党委指示。2月19日，吴树森向中共昭通县工委传达上级指示，研究工作：一是县工委决定由朱君和抓总，张凤吉、唐祖英抓城市，尹信国抓农村。二是派人和国民党昭通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安纯三谈判，把《滇东日报》改为《滇东民报》，利用报刊占领舆论阵地。三是县工委成立迎军筹备组。四是派员调查昭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进步社团等有关资料，由朱君和汇集整理。[2] 同时，派遣党员和骨干力量，深入到昭通县农村、永善莲峰、井底，巧家蒙姑、盐津、大关等地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对巧家县城、彝良牛街等地党的领导，发动农民群众，组织人民武装，壮大党的组织，先后建立了中共镇彝威支部、中共滇东北特别支部和巧家、昭通、永绥、盐大等县委（县工委）。政权组织有会（泽）巧（家）边区、巧家包谷垴、鲁甸桃源解放委员会等。人民武装有边纵暂编32团、威宁游击团、巧家游击大队、永（善）绥（江）大（关）边游击队，盐（津）大（关）游击队、昭（通）鲁（甸）边游击队以及党组织控制掌握的部分乡镇国民党民团武装。党领导的秘密外围组织有“民主青年同盟”“青年互助协会”，以及农民翻身会。各级地方党组织，认真做好组织和领导迎军会师的各项准备工作。
中共昭通县工委书记朱君和根据会议精神，立即召开特支委员会和工委会，进行传达，会议讨论确定，要以实际行动做好迎军工作。在县工委的组织领导下，昭通成立了有工会、学联、教联、商联等各群众团体负责人，已宣布起义的国民党昭通督察专员公署、昭通县政府、昭通县城关镇代表组成的迎军筹备组（后改为迎军委员会），下设组织、宣传、妇女、总务、联络5个组，分工负责，开展迎军工作，大力宣传《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要求起义的国民党昭通县政府，安排好解放大军入昭的临时住房和供给问题，迎军委员会为解放军准备好了猪、羊、鸡、蛋等劳军物资。县工委还深入调查昭通的政治、军事、经济、社团等有关情况，分头到学校、街道、农村、起义部队和报社等单位，采取多种形式宣传迎军的意义；组织昭通中学学生、妇女们到街上扭秧歌，走街窜巷进行宣传；发动各人民团体、社团等出墙报，认真组织工人、学生、店员做好护厂、护校、护店工作，防止敌特破坏和转移物资，用实际行动做好迎军会师的充分准备工作。昭通全城，特别是闹市中心，贴满了标语，表达热诚之意。[3]
三、解放军43师挺进昭通
1950年1月4日，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广西南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介绍云南情况。会议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和云南实际，提出第四兵团进军云南的主要任务是：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指示，解放云南，挺进边疆，巩固国防和粉碎敌人的逃跑企图，迅速歼敌于云南境内，做到不留一个敌人，不留一块地方，不放过一个歼敌机会，将革命进行到底。决定：第十三军提前出发，发起滇南战役，彻底消灭云南境内的敌人；由军大第四分校和各军及直属部队抽调干部和学员两千人，集中学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统一思想认识，为执行军队包干地方工作培训骨干，为接管地方工作做好准备。同时，还制定了适合云南接管、建设的政策，加强对部队进行“进军云南，建设国防”的政治动员，要求要深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树立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在一段时间内执行“包干地方工作”的任务。
2月5日，第四兵团和边纵领导同宋任穷、周保中率领的中央派往云南工作的地方干部会合，全面分析了云南的情况，进一步研究了城市接管工作，拟定《入城守则十四条》和《昆明市接管工作纲要（草案）》。
《纲要》指出：一、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立即进行城市接管，改造起义部队，征收公粮，剿灭土匪，支援进军西藏，挺进边疆，巩固国防。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改革，完成彻底消灭封建制度的战略任务。 二、完成上述任务的主要力量是依靠军队，军队必须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三、端正地贯彻执行政策，团结和依靠各族人民。军队要发扬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大力做好民族工作。
第四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云南省委各项指示和《入城守则十四条》《昆明市接管工作纲要（草案）》为解放军进军云南规定了明确的任务，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
2月11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和第四兵团、边纵与中央派往云南工作领导会合后的部署，第四兵团15军43师在挺进西南途中，于贵州清镇接到军部转来兵团电令：“第四十三师由贵阳经大定、毕节、威宁进入滇东北地区，建设以昭通为中心的军分区。并以第四十三师师长张显扬兼任该军分区司令员，政治委员薛韬兼任地委书记。”[4] 第四十五师留贵州省西南部的安龙、兴仁、兴义地区剿匪；第四十四师经云南进入西康，参加西昌战役。
从清镇到昭通，一路崇山峻岭，道路崎岖。43师党委认真贯彻兵团党委扩大会议精神，组织全体指战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进行以进军昭通，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内容的思想动员，开展反“骄横”、反“三无”（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教育，认清解放昭通、建设昭通的重要性，认清昭通民族种类众多，各种教派齐全，具有“封建堡垒”之称的艰巨性、复杂性，使指战员加深了对“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的理解，克服了那种“大陆之敌已基本消灭，革命到底了，可以松一口气”的情绪和骄傲自满，止步不前的思想，牢固树立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明确部队进入昭通，执行包干地方工作，建设新区的任务和方针、政策。明确要搞好团结，不仅要团结好昭通地方党组织、昭通地方武装，昭通人民和其他部队，还要严格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贯彻“要团结、要改造，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团结改造起义部队，搞好与民主人士、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团结合作，把昭通接管好，共同建设好新昭通。在徒步行军集训中，43师用一个月时间分三批集训党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及干部，使1008名连队以上领导骨干的政治思想、政策水平大大得到提高。
沿途上，尽是地瘠民贫的山区，群众生活艰苦，部队供给十分困难，43师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为保证兵强马壮胜利进军，巩固部队战斗力，前有设营队，中有宣传鼓动棚，后有收容、救护队，保证部队吃好、喝好、休息好，伤病员能及时得到治疗。无论机关、连队都开展了思想互助和体力互助，党员、干部、老战士模范带头，争先恐后，为体弱带病的战士扛枪、背背包、挑油桶、背行军锅，团结友爱，亲如兄弟。师长张显扬、政委薛韬经常把骡马让给病员骑，带动了团营领导干部很少骑骡马，让给生病的战士骑。师、团机关干部深入连队，及时反映情况，总结经验，帮助工作；卫生部门积极采取预防疾病措施，组织力量及时治疗伤病员；师团报纸和宣传队沿途宣扬进军途中的好人好事。
路途中，部队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严格遵守《约法八章》和《入城守则十四条》，用实际行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每过一城镇，都举行庄严的入城仪式，使群众看到一支军容整齐、斗志高昂、纪律严明的人民子弟兵。部队走一路，好事做一路，广泛开展“三不走”活动（水缸不满不走，门板不上好不走，卫生打扫不干净不走）。当看到贫困山寨的男女老少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悲惨情景时，干部、战士们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仅有的衣物和食品送给穷苦人，不少干部、战士把棉衣心子掏出来给群众，自己穿夹衣行军。有的连队宁肯自己挨饿，把随身带的盐巴、干粮炒米送给群众充饥。还有的干部、战士将节省下来微薄的津贴买上盐巴、针线送给当地群众作为见面礼。据不完全统计，在向昭通的进军途中，43师送给群众的衣物达万余件。为了切实维护群众纪律，从师到排，各级都设有纪律检查组，做到进村了解情况，住下后进行检查，离村时组织评比，确实做到秋毫无犯，人民群众称赞43师是穷苦人的军队，是仁义之师，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1950年2月24日，43师在向昭通挺进途中，中共云南省委在昆明召开全省第一次地师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云南解放。同时，中共云南省委正式组成，根据中央关于云南工作应在省委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部署了会师、统一战线、财政经济等各项工作，云南开始进行各级人民政权的建设。
2月28日，43师第一梯队师直和127、129团，在政委薛韬、参谋长廖开芬率领下，历时46天，行程2477华里，胜利到达昭通，驻扎在昭通县城北郊水井湾、大院子一带休整。中共滇东北地委派到昭通指导迎军工作的委员吴树森、滇东特支书记孙志能等到水井湾向43师首长汇报昭通情况及迎军准备工作。薛韬代表师党委对昭通的工作表示肯定和感谢。
四、昭通人民热烈欢迎解放大军入城
1950年3月3日，解放军43师第一梯队127团、129团和师直指战员举行进入昭通县城仪式。
在中共昭通县工委领导下，学联、教联、工联、商联等群众团体人员，苗族、彝族迎军代表，昭通各族各界人民群众数万人，怀着激动的心情，穿着节日盛装，拿着小彩旗，列队盼望着亲人解放军的到来。
从元宝山到虹桥、迎风桥、西环城路、新牌坊、菜街子、西大街，再到泽东路、陡街、炭市街、北大街、北校场的两侧，到处是人的海洋，彩旗的世界。
“大军要进城了！”这个消息随着夹道欢迎的人群从五里外的元宝山脚迅速向城内传递，流动联络组成员蹬着脚踏车，来回穿梭传达解放军到达路段的时间。
上午10时，天空晴朗，阳光灿烂，在师政委薛韬、参谋长廖开芬的率领下，指战员们肩扛着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巨幅肖像，在军乐队的护卫和龙灯、狮子舞、高跷等地方传统节目开道下，高举红旗，扛着擦洗一新的机枪、步枪，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一队队开进城来。顿时，万众欢呼，鞭炮齐鸣，掌声、歌声、口号声此起彼伏。
43师是一支经过北征南战，转战数千里，战斗力很强，荣膺“太行儿女、淮海英雄”，渡江先遣军光荣称号，有着丰富地方工作经验的军队。他的前身是在抗日烽火中诞生的地方武装。1937年10月，秦基伟、赖际发率八路军129师教导团5连及部分干部，进入山西晋中地区，在地下党组织协助下，以工人、农民自卫队为基础，合编组成抗日武装正太游击支队。在八年抗战中，支队转战太行山北部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粉碎了日伪的疯狂扫荡，有力打击敌人，巩固建设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艰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解放战争初期，这支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参加了正太、白晋、平汉、豫北诸战役，横渡黄河，挺进中原，开辟建设了豫西三、四、五3个军分区，还抽调干部，协助开展地方工作，在豫西19个县，500万人口，33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上建立区、乡政权，组建地方武装，发展民兵组织。之后参加了解放郑州、淮海战役、渡江作战、解放广东广西诸战役，为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卓著的功绩。43师不愧是一支英雄的部队。
工人、学生、妇女抢着把鲜花向亲人解放军撒去，各族同胞举手高呼：“解放军是我们的救星！”“热烈欢迎解放军进驻昭通！”
老人、妇女、小孩争先恐后把糖果、鸡蛋、花生、瓜子、纸烟塞到亲人的口袋里，嗓子喊沙唱哑了，也难表对亲人的热爱，鲜花撒完了、手掌拍痛了，也难表对亲人的敬意。指战员们被昭通人民的热情感动得热泪盈眶，齐呼口号成了指战员们对昭通人民的最好回答，《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歌声响彻云霄，昭通城沸腾了。
昭通人民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一些地方还处在土司的残酷统治之下，他们兴奋无比庆祝昭通和平解放，更盼望得到永久的解放，做国家的主人，他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这一天，昭通城25个单位联合行动，开展迎军宣传工作：电信局、邮局免费发报、送信一天，医师公会发“免费治疗证”800份，《滇东民报》免费散发200份报纸，昭通总工会写了30封信欢迎和慰问解放军。苗、彝同胞自带干粮从百里以外赶来昭通城迎接解放军入城。43师第一梯队举行入城仪式，标准着昭通和平解放。[5]
43师入城后，中共滇东特支委员、昭通县工委书记朱君和带领部分党员、民青成员和各族各界代表到解放军驻地双院子慰问129团，向周政宜副政委赠送了昭通专区地图和有关资料。
入城第3天，43师师党委决定：召开第二届党员代表会议。中心任务是贯彻西南局、西南军区“依靠60万（指人民解放军进入西南的60万部队）、改造90万（指国民党起义、投诚和被俘的军政人员）、发动6000万（指西南7000万人口中的90%的基本群众）”等一系列重要方针，着重学习讨论中共云南省委、第四兵团党委指示，在清匪反霸的基础上，实行土地改革，完成彻底消灭封建的战略任务。从思想上进一步明确“剿匪是不可跳跃的历史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是西南反封建斗争的第一仗”。部队在剿匪斗争中，必须坚决执行“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这次会议有效地克服了部队麻痹轻敌思想和畏难情绪，增强了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在明确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的基础上，会议对接管城市，改造起义部队，迅速剿灭土匪，完成征粮征税任务，搞好春耕生产等工作，都作了具体部署。
五、43师和到昭通的各部队、地方工作队胜利会师
1950年3月10日上午，解放军43师第二梯队128团和山炮营在师长张显扬、副政治委员聂济峰率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昭通城。[6] 至此，43师10978名指战员进驻昭通。昭通人民用最高的规格和最隆重的仪式在北校场举行隆重的万人迎军大会。
“昭通解放了！”“我们胜利了！”“向解放军学习！”“向昭通人民致敬！”会场锣鼓喧天，歌声四扬，口号声连绵不断。
“迎大军哟迎大军，大军千里到昭通，北征南战打敌人，胜利会师步新城。迎大军哟颂大军，杀猪宰羊喜相迎，千歌万载情难尽，杯杯美酒敬亲人。”
在浓郁的气氛中，张显扬师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女学生向张师长敬献了鲜花，迎军大会主席团举着一面“献给人民的队伍、人民的太阳，你给我们带来了热和光”的红旗献给张师长，苗族、彝族代表抢着把写有民族文字的大旗献给解放军，各团体把20面锦旗和慰问品送给解放军。
3月13日，15军调昭通专区工作的刘琳、张允中等15人和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的陈光英等20人，在43师政委、中共昭通地委书记薛韬，中共昭通地委第二书记李德仁，昭通代理专员、军事接管代表李剑秋，43师副师长雷展如带领下到达昭通。
3月16日，中共昭通县工委在元宝山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昭通各单位演出30多个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歌颂解放军的文娱节目，进驻昭通的部队宣传队演出腰鼓舞等节目致谢，盛况空前。张显扬、李德仁和起义的国民党昭通专员安纯三、西革司令龙绳曾先后讲了话。
3月25日，边纵2支队（西进部队）6团，在团长王沛、政委姜克夫率领下，奉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宋任穷之命，调驻昭通，改编为解放军昭通警备区基干团。
这是一支虽然年轻，但经受过严峻考验的队伍，他的前身是1948年9月初宣威宝山中学、沾益播乐中学武装起义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3支队的4、6两个大队，多次与国民党26军进行战斗。1949年初，改编为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永焜支队，从陆良龙海山区北上，开辟了宣威、沾益、会泽解放区，建立了人民政权。8月1日，又与宣威、沾益支队奉命组建为边纵6支队56团。在蒋介石调集国民党8军、89军等重兵压向云南时，56团奉命改编为西进支队6团，进军滇西，到外线作战，在敌军前后堵击的情况下，英勇顽强的战斗，胜利完成了牵制敌军和炸毁怒江惠通桥的任务，以阻止国民党军从滇西逃往缅甸。之后，又配合解放军13军进行滇南战役，歼灭妄图外逃敌军的任务。
3月27日，张显扬、薛韬、李德仁主持，在昭通南较场举行进驻昭通的43师指战员和15军军部、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军大、边纵6支队26团、27团抽调入昭的干部战士，边纵西进部队6团全体指战员，以及滇东北宣威、沾益、会泽解放区抽调入昭的干部，与昭通党组织、昭通各族各界人民群众参加的军民万人大联欢和会师大会，标志着昭通迎军会师工作圆满完成。
六、昭通党政军机构成立
（一）中国共产党昭通地方专县两级委员会成立
1950年3月9日，解放军43师政委、中共昭通地委书记薛韬奉15军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通知到达15军军部驻地曲靖，与中共滇东北地委书记李德仁、委员李长猛、吴宗遥见面。在军首长主持的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云南省委和第四兵团党委决定: 撤销原滇东北地委，建立曲靖、昭通两个地委。昭通地委书记薛韬（43师政委）、第二书记李德仁（原滇东北地委书记、边纵6支队政委），地委委员张显扬（43师师长）、聂济峰（43师副政委）、李长猛（组织部长、原滇东北地委委员）、吴树森（组织部副部长、原滇东北地委委员）、钱东平（魏先扬、钱特生，宣传部长、原滇东北地委委员）、吴宗遥（秘书长，曾任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直属中共云南省委领导。[7] 1950年3月26日至27日，中共昭通地委在昭通县文昌街驻地（原昭通女子中学）召开县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会泽、巧家未参加），会议内容：一是由地委第二书记李德仁传达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关于云南工作的指示，讨论团结会师、统一战线、财经等工作。二是宣布中国共产党各县的县委领导班子。三是由昭通军事接管代表、代理专员李剑秋宣布派出到各县的军事接管代表名单。昭通县委班子成员和接管代表于3月24日进驻；绥江、威信两县因叛匪盘踞，县委班子成员和接管代表未能到达县城，分别滞留盐津、镇雄；其余各县县委班子成员和接管代表均在4月上旬前进驻，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各县委员会。
1.1950年3月24日，建立中国共产党昭通县委员会，书记陈克祥，委员陈光英、尹信国、张福崇、黄兰和（女）。
2.1950年3月28日，建立中国共产党鲁甸县委员会，书记陈仕林，委员周玺、王钦泰、金声云。
3.1950年3月28日，原中共巧家县工作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国共产党巧家县委员会，书记孙阳艾、副书记张刚，委员王文炳、杨霖、费跃、陈华。
4.1950年3月，建立中国共产党盐津县委员会，书记吕茂林，委员刘克光、马克让（未到职）、况明、王沛、姜克夫。
5.1950年3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大关县委员会，书记连青，副书记王一民，委员朱君和。
6.1950年3月，建立中国共产党永善县委员会，书记孙志能、副书记孔繁林，委员杨霖、胡仁惠、舒启莹。
7.1950年3月，建立中国共产党绥江县委员会，书记刘琳，委员朱君毅、周金国、王长积、蒋永彬、马恩祺。由于绥江县城尚被国民党残部占踞，县委成员未能进入，暂驻盐津，6月下旬绥江县城解放，县委成员和接管代表于7月2日到达绥江，宣布县委成立。
8.1950年3月，建立中国共产党镇雄县委员会，书记傅发聪。1950年5月中共云南省委调整了镇雄县委班子，书记范玉琦，副书记傅发聪。从1950年3月至1952年6月，镇雄县委委员具体任职时间不详，这段时间的委员有范金标、麻清义、赵曦、陈士林、房秋荣、尹信国。
9.1950年3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彝良县委员会，书记牛文连，委员伍谦之、陈兴魁、贾清水。
10.1950年3月，建立中国共产党威信县委员会，书记何成章，委员冯憬行。由于威信县城尚被国民党残部占踞，县委成员未能进入，暂驻镇雄，7月17日威信县城解放，县委成员和接管代表入威信后，10月宣布县委成立。
11.1950年3月，原中共会泽县委撤销，建立中国共产党会泽县委员会，书记薛振华，会泽县于1958年10月从昭通划归东川市管辖。
中共昭通地委建立初期常设工作部门：秘书处、政策研究室、组织部、宣传部、昭通报社。群团组织主要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昭通地方工作委员会、云南省妇女联合会昭通专区办事处、昭通专区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等。
（二）云南省昭通专员公署和各县人民政府成立
1950年3月9日，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昆明成立，即撤销昆明起义时成立的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奉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赓、副主任周保中电令“李剑秋为云南省昭通专员公署代理专员，代表本会接管云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昭通所属各县国民党政权”。[8]
3月22日，李剑秋率领陈季伯、原德民、罗平、高恕等干部，对国民党“云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进行军事接管。[9] 接管时，国民党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安纯三未参加交接仪式，由秘书孙子元代交。接管当日，即宣布成立“云南省昭通区专员公署”，李剑秋任代理专员（4月经中央批准任专员），张伯林任副专员。27日，李剑秋派出陈光英、周玺、王文炳、刘克光、朱君和、黄煜和（孙志能代）、朱君毅、范玉琦、伍谦之、冯憬行等人为军事接管代表，共计169名接管干部先后分赴除会泽以外的昭通、鲁甸、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镇雄、彝良、威信10个县，对国民党政权进行军事接管。会泽县原属游击根据地，已建立人民政权，未履行接管手续。
1950年3月，中共昭通地委成立后，即报中共云南省委批准任命了各县县长或代理县长，相继成立了各县人民政府。
1.1950年3月3日，解放军43师举行进入昭通县城仪式，标志昭通县解放。3月24日，昭通县军事接管代表、代县长陈光英率员接管国民党昭通县政权，宣布昭通县人民政府成立。
2.1949年12月初，边纵6支队32团进驻鲁甸。1950年3月28日鲁甸县军事接管代表到达鲁甸县城，标志鲁甸县解放。4月1日，鲁甸县军事接管代表、县长周玺率员接管国民党鲁甸县政权，4月26日宣布鲁甸县人民政府成立。
3.1950年3月12日，解放军43师127团进驻巧家县城，标志巧家县解放。3月13日，解放军44师131团和边纵6支队巧家游击大队进驻巧家县城和城郊。4月12日，巧家县军事接管代表、代县长王文炳率员接管国民党巧家县政权，宣布巧家县人民政府成立。
4.1950年4月5日，解放军43师基干团和43师教导队进驻盐津县城，标志盐津县解放。4月11日，盐津县军事接管代表、县长刘克光率员接管国民党盐津县政权，5月5日宣布盐津县人民政府成立。
5.1950年1月7日，边纵6支队永绥大边游击队进驻大关县城。1950年4月1日解放军43师基干团和师教导队进驻大关县城，标志大关县解放。4月4日，大关县军事接管代表、代县长朱君和率员接管国民党大关县政权，宣布大关县人民政府成立。
6.1950年3月9日，解放军43师129团进驻永善县城，标志永善县解放。4月3日，中共永善县委书记孙志能率员接管国民党永善县政权完毕（永善县军事接管代表、代县长黄煜和未到职），宣布永善县人民政府成立。
7.1950年3月成立绥江县人民政府。1950年6月19日由解放军43师129团3营在44师130团、131团配合下，攻克土匪盘踞的绥江县城，解放绥江。7月2日，绥江县军事接管代表、代县长朱君毅一行进驻县城，7月19日正式宣布绥江县人民政府成立。
8.1950年4月12日，解放军43师128团进驻镇雄县城，标志镇雄县解放。4月17日，镇雄县军事接管代表、县长范玉琦率员接管国民党镇雄县政权，5月5日宣布镇雄县人民政府成立。
9.1950年1月16日，解放军16军侦察营和边纵6支队威宁游击团攻克彝良。1950年3月20日，解放军15军43师128团3营进驻彝良县城，标志彝良县解放。4月4日，彝良县军事接管代表、代县长伍谦之率员接管国民党彝良县政权，宣布彝良县人民政府成立。
10.1950年3月26日正式宣布成立威信县人民政府。7月17日由解放军43师127团1营、128团1营、2营攻克土匪盘踞的威信县城，解放威信。7月18日威信县军事接管代表、代县长冯憬行一行进驻县城，26日正式宣布威信县人民政府成立。
11.1949年12月初，根据滇东北地委决定，边纵6支队对会泽县实行军事管制，成立会泽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成立会泽县临时人民政府。军管会主任钱东平、副主任陆子英，临时人民政府县长刘治熙（刘缉之，统战人士）、副县长陆子英，委员薛振华等9人。1950年4月，撤销会泽县临时人民政府，5月18日，正式成立会泽县人民政府，县长陆子英。
昭通专署成立初期常设工作机构和省、专区企事业单位：专署秘书室、专署调解处、专署公安处、专署机要科、专署民政科、专署人事科、专署财政经济委员会、专署财政科、专署税务局、专署工商科、专署粮食局、专署建设科、专署文教科、专署卫生科、人民银行昭通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昭通中心支行）、昭通邮电中心局（电信局、邮政局）、省林业工作站等。
（三）解放军昭通警备区成立
1950年3月25日，奉西南军区、云南军区命令：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区，设中国共产党昭通警备区委员会，[10] 由中国共产党43师委员会兼。4月1日，云南军区（由第四兵团兼）在昆明正式成立，与此同时，43师兼昭通警备区在昭通正式成立，建制仍属15军。同期成立的还有滇南卫戍区（由13军兼）、滇西卫戍区（由14军兼）及各军分区。昭通警备区隶属云南军区，警备区领导成员由43师、昭通地委等有关领导担任，司令员张显扬，政委薛韬，副司令员雷展如、龙绳曾（1950年6月18日叛变被击毙），副政委李德仁、聂济峰。师领导机关兼昭通警备区的领导机关。43师兼昭通警备区委员会由薛韬任书记、张显扬、李德仁任副书记，雷展如等8人任委员。
根据云南军区命令：边纵2支队6团，改编为云南军区昭通警备区基干团。边纵永焜支队32团归43师127团指挥（后编入127团）。4月，奉西南军区命令，将龙绳曾的西革整编为昭通警备区警备总队，龙绳曾任警备区副司令员兼总队队长。4月23日，边纵6支队威宁游击团改建制为昭通警备区特务团。
由此，昭通警备区下辖127、128、129、基干团、特务团共5个团。同年，先后建立11个县警卫营、公安队，警卫营营长、政委分别由各县县长、县委书记兼任，全区共有干部战士15244人。[11] 奉中央军委1951年12月29日命令，43师建制于1952年6月撤销，所属部队分别调归13军、14军和云南军区建制。1951年至1952年6月，先后成立了解放军各县人民武装部、昭通警备区公安团和公安团党的委员会。
昭通警备区成立后，在云南军区和昭通警备区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驻昭通各部队，全面展开军事接管、征粮征税、改造起义部队、剿匪作战和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恢复发展生产等各项工作。
七、解放军43师分片包干地方工作
进驻昭通的各部队、地方工作队、昭通地方党组织按照中共云南省委、第四兵团党委：“军队必须牢固树立起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要以军队为主要力量，立即进行城市接管，改造起义部队，征收公粮，剿灭土匪，建设政权，开展新区工作。”和部队做好地方工作，要实行分片包干的重要指示，中共昭通地委和43师党委，从1950年3月6日起分别开赴昭通、鲁甸、会泽、巧家、镇雄、彝良、威信、盐津、大关、永善、绥江11个县，进行接管、建政，开展征粮、剿匪，建设新区工作。至此，处于地下时期党领导的昭通全区革命斗争胜利结束，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新时期。
43师对各部队担负的任务和包干地区作了规定：127团（欠1营），包干巧家、会泽、鲁甸三县；128团包干镇雄、威信、彝良三县；129团（欠1营）包干永善、绥江两县；127团1营和129团1营为师机动部队，驻昭通、鲁甸，师直包干昭通县。边纵2支队6团和师教导队包干盐津、大关。命令：127团政委张振军、参谋长马玉芳率领部队向会泽、巧家开进，团指设巧家，应有效控制金沙江渡口，保证主力渡过金沙江，并协同友军进行西昌战役。128团（欠1营）由团长范金标、副团长郝世贵率领接管彝良、镇雄后，进而解放威信县城，团指设镇雄，应堵防川南、黔西北地区残匪流窜入境。129团（欠1营），由副政委周政宜、副团长马恩祺率领进驻永善，团指设永善城，主力进抵永善县西北金沙江东岸，待西昌战役发起后，相机夺取四川雷波，以策应解放军主力西昌方向作战，任务完成后，再分兵解放绥江县城。边纵2支队6团，由团长王沛、政委姜克夫率领进驻盐津、大关，团指设盐津，保护昭通通往四川的重要交通要道。师教导队由队长周安福率领进驻大关县城。要求各团击溃沿途土匪武装的袭击挠乱，按规定时间向各自防区开进。
对在昭通起义的地方实力派人物龙绳曾、安纯三适应潮流，顺应民意的行为，中国共产党、解放军和云南各族人民表示真挚的欢迎和高度的重视。43师进驻昭通之初，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第四兵团兼云南省军区政委宋任穷，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第四兵团兼云南省军区司令员陈赓，特邀龙绳曾、安纯三赴昆明，昭通地委书记、43师政委薛韬和43师师长张显扬陪同前往。陈赓、宋任穷二将军，对龙绳曾、安纯三弃暗投明、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功绩寄以慰勉，希望他们带领所部，实行整编，接受改造，支持地方政府工作，真正成为一支革命军队，成为人民中的一员。并明确告慰龙绳曾：“经西南军区批准，将你所部番号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昭通警备总队’，委任你为昭通警备区副司令员兼警备总队总队长之职。”[12] 并内定待云南省政府成立后委任龙绳曾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同时告之，在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后，安纯三将调省政府工作。龙绳曾、安纯三当即表示： “诚恳接受教诲，绝不辜负厚望。”昭通成立剿匪委员会，龙绳曾任委员。但龙绳曾、安纯三在反动思想支配下背信弃义，拥兵自重，在公开打着“起义”旗号的同时，又暗地里秘密接受国民党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委任，与区内外土匪相勾结，组织名目繁多的“抗粮军”“反共救国军”“反共自救军”等数十个反动组织进行反革命暴乱，袭击解放军和地方工作队，暗杀党、政、军人员和各族人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武装抢占威信、绥江两县城，公然对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政权进行挑衅。
由于反动势力活动极为猖獗，围绕着接管与反接管、征粮与反征粮、对国民党起义部队的改造与反改造斗争十分尖锐，中国共产党刚刚建立起来的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进驻各县的解放军、地方工作队和地方干部，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对云南提出的“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政和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征粮政策，对叛匪实行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紧紧依靠各族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了昭通历史上规模最大、清剿最难、持续时间最长、展开地域最广的军事行动。这场反封建的剿匪斗争，从1950年3月19日巧家葫芦口激战开始，到1955年10月26日击毙镇雄顽匪朱德香为止，历时5年零7个多月时间，解放军投入参战部队15000余人，参加的民兵和农协会员近20万人次，进行大小战斗597次，歼灭土匪37541人（其中毙匪2292人，伤匪923人，俘匪13582人，投诚自新20744人），缴获军用飞机l架，各种炮36门，各类机枪217挺，各种长短枪35870支，炮弹、手榴弹和各种子弹611509发（颗）。武装解放了威信、绥江和原西康省宁南、雷波4座县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集团妄图以川滇黔康毗邻地区为其“反共复国基地”“西南反攻大陆基地”，建立“西南总体游击战”的阴谋，保卫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土地改革等民主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
在剿匪建政的同时，昭通各级党政军组织，积极筹措物资、平抑物价，保障供给、稳定金融，带领全区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退押、土地改革、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群众性运动，抽调部队，支援解放西藏，赴朝参战。用了3年时间，基本实现对全区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奴隶制、封建制并存的昭通，一步跨越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社会制度和人民翻身做主的根本性变革。
八、昭通解放初期面临艰巨复杂的民主改革任务
（一）组建各级党的领导班子
为了及时控制昭通全区局势，43师进驻昭通后，中共云南省委和第四兵团党委及时宣布了中共昭通地委的领导成员，组建了各县的县委领导班子，派出赴各县接管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接管代表。各县县委成员和军事接管代表主要由15军军部到昭通工作的干部、部队赴各县的团级领导干部、原昭通地方党组织和边纵以及西南服务团的领导骨干组成。除绥江、威信因叛匪盘踞未能到达县城，其余各县县委成员和接管代表均在4月上旬到达目的地，建立了各县的县委。
（二）接管国民党政府建立人民政权
昭通的和平解放虽然避免了军民的伤亡和战火的破坏，但是统治人民的封建官僚体制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一些死心踏地的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官僚打着“起义”的牌子，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一些地方封建实力派人物迫于大势所趋宣告起义，但当其既得利益与人民革命事业发生冲突时，又转而站到反革命的立场上。中共昭通地委、昭通专员公署、昭通警备区派往各县的军事接管代表、部队指战员和地方工作队员，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对起义人员本着既往不咎的方针，竭力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的工作，在生活上采取“包下来”的政策。1950年3月底至4月上旬接管国民党昭通专署、各县政府时，阻力重重，安纯三和不少国民党县长不愿亲自到场而委托代理人移交。移交中，除接收了印鉴、公用房屋和一些办公用具外，急需的钱、粮等几乎一无所有，接管下来的是一个破烂摊子，使新生的人民政权困难重重。加之威信、绥江两县仍为原已宣布起义，后又叛变的叛匪陇承尧、陈超盘踞，直到7月平叛后，才正式接管，建立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政策，对原已宣布起义的国民党专署和各县县政府的公职人员，除个别要求回家的外，其余都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保留原薪，继续留用，全区共有“包下来”人员688名。
由于昭通是新解放区，干部十分缺乏，派往各县的接管人员，多的有26人，少的只有4人，平均每县16人，而人民政府担负的任务十分繁重。各县县委和军事接管代表到达后，及时吸收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农村积极分子参加人民政府工作，他们在后来的各项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绝大多数成为工作中的骨干。
（三）整编国民党起义部队和反蒋武装
根据西南局、西南军区改造起义部队方针：“宜集不宜散，宜养不宜赶；集中整编，认真改造；分别对象，逐步处理；使之各得其所，不使其散之四方，且不为蒋介石利用，扰乱社会治安。对起义较早之地方实力派，政治上给予适当照顾；在经济上按照政策法令办事，不得特殊；在军事上允许保留原有部队，按实有人数进行整编，给予番号，干部可以其原有者为主，由解放军派少数得力干部去帮助改造；如系混乱中改编的部队，则应交出，分别改造；对国民党嫡系部队，因受反动教育最深，而又是在被迫条件下起义的，在总方针上是逐渐做到彻底打垮其反动体制，分散编入解放军；对游杂特务部队，首先收缴武器，将其各级军官调离部队，经集中整训后，根据不同对象分别处理；对地方团队调离本地，集中教育后，视情况遣散回家生产，或留在县区武装部队当兵”。43师兼昭通警备区对在昭通起义的国民党武装进行整编，这些起义武装主要有：
1949年5月，曾任国民党滇黔绥靖公署少将附员、云南有名的实力派头目龙绳曾，将其装备精良的3500余武装分布在昭通、巧家、永善及四川大凉山沿金沙江一线，改番号为“西南人民革命军尹武纵队”自任司令宣布起义。
1949年12月4日，曾任国民党师长、国民党云南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兼东昭区警备司令部司令安纯三宣布起义，他在公开成立“滇东北军政委员会”的同时，又秘密组织“滇东北应变委员会”，并对所辖11个县保安中队做了应变计划；在淮海战役被解放军打垮的李弥残部仝登文团1200余人，被安纯三收编为保安二总队。
曾任国民党师长、地霸土匪头目龙奎垣自任“西南人民革命军第三纵队”司令，并任龙绳曾的“西革”副司令，约1500人驻永善。
国民党镇（雄）彝（良）威（信）三县联合“剿共”指挥官，号称“西南人民革命军第二纵队”副司令的陇承尧带1000余人驻防镇雄、威信。
曾任国民党护路大队长、红帮头子的江瀛洲率部1000余人，活动于盐津、大关。
昭通还有名目繁多的起义军近万人。
为了整编改造这些起义部队，中共昭通地委、昭通专署、昭通警备区认真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西南局的方政、政策和中共云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军区的指示精神，派员对龙绳曾、安纯三部队进行整编改造，二人表面接受，只以少数部队应付，在反动思想支配下，他们将主要部队分散，拒绝集中整编，暗中保存实力，和区内外土匪相勾结，伙同仝登文、陇承尧、龙奎垣等匪首先后率部叛变。
（四）开展艰巨复杂的剿匪斗争
昭通地处川滇黔康4省结合部。蒋介石溃逃离开大陆前夕，曾亲自部署在4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还派胡宗南、蒋经国飞到西昌，督促检查这一反动计划的实施。因此，在昭通及周围邻近省、区，纠集国民党残余军队和地霸土匪武装10余万人，他们妄图踞险顽抗，维持反动统治，实现建立“反共复国”基地的梦想。解放军43师兼昭通警备区在西南军区、云南军区的统一部署指挥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和西南局的方政、政策，与邻省邻区部队协同作战，经过1950年至1951年剿匪作战，基本歼灭了昭通区内外大股土匪，之后又为净化小股土匪进行了4年多的斗争。剿匪斗争的彻底胜利，掀掉了千百年来压在人民头上的石板，保证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使各项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在剿匪斗争中，解放军43师129团政委李锋刚、参谋长曹瑜瑛，128团副团长郝世贵，特务团政委陆宗棠等350余名部队指战员、地方干部、民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344人流血负伤。
（五）国民经济得到基本好转
在国民党统治下，昭通匪患猖獗，交通闭塞，物资紧缺，特别是群众生活必需的食盐、布匹等十分缺乏，物价猛涨，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保障进驻昭通的解放军、地方工作队、起义人员的生活供给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昭通各级党委和政府在经济战线上进行了艰苦复杂的斗争。1950年3月昭通解放后，立即着手征收1949年公粮。征收实行合理负担的征粮政策，得到了负担较少的广大贫下中农和部分中小地主、富农的拥护，但却遭到占有大量耕地，负担较多的大地主、恶霸的拼力抵抗，他们威胁群众，煽动抗粮，甚至组织暴乱。在市场物资十分紧缺的情况下，一些奸商大肆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加之国民党实行恶性通货膨胀，货币金元券贬值成为废币，在群众中造成对人民币亦不信任的影响。在组织物资，平抑物价，保障供给，稳定金融过程中，不时遭到地霸土匪的武力反抗。如1950年4月，贸易公司从昆明运往昭通的18辆汽车的食盐、百货，在解放军37师一个排押运护送至贵州省威宁县黑石头时，被安纯三匪部近千人全部抢劫，押运指战员英勇抗击，40余人除4人外，全部壮烈牺牲。
为解决严峻的经济问题，新生的人民政府及时建立税务机构，征收工商业税；废止一切苛捐杂税，实行减租退押，减轻农民和工商业者负担；国营贸易公司以物资作后盾，同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不法商人作斗争，以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国家银行采取坚决措施，禁止银币流通，提高人民币威信，稳定金融；国营贸易公司和国家银行采取加工订货和发放贷款，扶持工商业的恢复发展；政府开办厂矿和举办社会福利事业，帮助城镇闲散人口劳动就业；以发放救济粮款，以工代赈等办法，使灾民摆脱困境；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派出医疗队，同时收容游民乞丐，禁毒戒毒，在短时期内，扑灭了各种传染性疾病。这些卓有成效的措施，加上剿匪斗争的胜利和各项民主改革运动的胜利完成，使昭通全区国民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社会秩序稳定，人民安居乐业，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威信大大提高。
（六）整顿党组织开展各项民主改革运动
1950年冬，昭通各县先后召开农民代表会议，贯彻落实党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方针政策，选举产生县的农民协会。代表会后，采取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等方法，发动贫下中农，建立乡、村农民协会，成为乡村两级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与此同时，组建新的乡村政权，取代国民党时期的保甲制度。在贫下中农初步发动组织的基础上，普遍开展“减租退押、清匪反霸”的群众运动。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区大张旗鼓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采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残留的土匪、国民党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恶霸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予以打击。
为了保障民主改革任务胜利完成，根据中央方针和云南省委指示，1951年秋，开始整顿党的组织工作。昭通全区在地、县两级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地下党和边纵党员干部，于1951年秋、1952年春分两期到云南省委党校学习；1951年10月，昭通地委建立了党校，组织区、营以下党员参加整党学习。整党中，专、县、区领导干部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变动。通过整党学习，使长期远离中央进行革命活动的原地下党、边纵的党员在思想水平、组织观念、政策观点等方面都得到显著的提高。不足的是，对一些党员的组织处理，缺乏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作出了错误处理，不少同志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得到彻底平反纠正。
1951年冬，全区按照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分期分批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秋，首先在昭通县5个乡进行土改试点。1952年分两批在昭通、鲁甸、会泽、巧家、盐津、大关、永善、绥江、彝良全面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与此同时，昭通县开展了城市民主改革运动。1953年在镇雄、威信开展土地改革。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辟了道路。
重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上），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15页。
［2］《昭通地区剿匪斗争史料》，昭通军分区、昭通地委党史办编，1990年版，第73页。
［3］《昭通地区学生运动史料选编（民主革命时期），中共昭通地委党史研究室编，1992年版，第43页。
［4］［6］［12］《四十三师在昭通》，四十三师军史编写组编，1989年版，第275-276、278、47页。
［5］《昭通解放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7］［8］［9］［10］《中国共产党云南省昭通地区组织史资料》1928.1－1987.10，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09、217、48页。
［11］《昭通地区志》（中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往期精选
▶▶▶▶▶▶▶▶▶▶来源丨@昭通日报 微信（ID：ztrbwx）丨翟昭明，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丨昭通日报社北纬29度梦工厂出品 设计：马燕
审核丨@晶姑娘 马燕
运营总监丨@俺是大笨蛋
责任编辑丨@俺是大笨蛋
原标题：《云南昭通解放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