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人文清华 人文清华讲坛 收录于话题#观点52个

民为国本。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官民之间的沟通———下情上达与上情下达是否畅达，乃是成败得失的枢纽。古代中国是如何听取民意的？近日，“人文清华”讲坛独家专访著名礼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一起来了解中国古代民本思想。

清华教授彭林：中国古代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要倾听民意

皇帝为何喜欢“微服私访”？

彭林教授把听取民意描述为一个“上情下达，下情上达，中间不能有梗阻”的过程。一方面，执政者的意图要不走样地传达下去，要防止：有人从中堵塞或削减，致使“下面”无法了解真实意思，思想无法贯彻。另一方面，只有“下面”的情况及时反馈，“上面”才能及时调整，其中同样不能有人阻挡。

“所以古代帝王经常微服私访，他就生怕中间有人瞒住不报，比如明明是灾荒却说是丰收。”彭林教授认为，微服私访是古代统治者了解第一手资料的方式，可以帮助统治者发现百姓的真实生活情况，了解其所想，了解社会问题所在，因此很受执政者重视。

“击鼓鸣冤”是古人唯一告状方式吗？

古代每级政府门口有鼓，如有百姓击鼓鸣冤，地方治理者就必须升堂受理。但彭林教授指出，古代中国民众表达诉求并非只有这一个方式，实际上“有一个体系”。作为制度上的保证，古人创造了多种方式。

首先是设立可以自由表达意见的场所。《大戴礼记·保傅》记载，先秦时期的太子在成年之后，每天例行的事务就是了解下情。相传尧为天子时，设置三个专门场所与民众沟通，每处都树有便于识别的标志：一旗、一木、一鼓。旗即“进善之旍”，人的思想都有局限性，故此应鼓励进献善言者，一旦他们站到旍下，太子要立刻前往倾听。木指“诽谤之木”，“诽谤”一词本义是批评，如把关于为政者过失的意见写在此木之上，统治者就必须要来受理。鼓则是“敢谏之鼓”，若要进谏可以击鼓，官员闻声当前来求教。这些安排，拉近了官与民的距离，使统治者可以及时倾听民声，随时修正施政方针。周朝的太子除了要模仿帝尧故事，设进善之旍、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之外，每天还要做另外三件事，加强对民情、民意的体认：一是“鼓史诵诗”，鼓是“瞽”的假借字，指盲人乐师，上古的乐师都由盲人担任，瞽者通过诵《诗经》，让太子感受历史上治乱兴衰之时民众的不同心声；二是“工诵正谏”，工指乐工，乐工背诵某些历史教训，直言劝谏太子：三是“士传民语”，士向太子传达民间当下流传的臧否时政的歌谣。这些周密的设计，使政府的最高层处处关注、步步留意民众的意愿，避免决策上的重大失误。

二是秋官的大司寇一职；大司寇执掌司法，负责纠察官府与万民。意味深长的是，大司寇的属官朝士，负责在外朝的左边设“嘉石”，平罢民；在右边设“肺石”达穷民。罢民是指不法之民；穷民与大仆所说的“穷者”类同。穷民随处都有，他们享有将意见上达王或卿大夫的平等权力，通常来说，他们的意见需要先经当地官府受理，然后上达。如果当地官府拒绝受理，则穷民可以坐在“肺石”上抗议。当地的有关官员，必须在三日之内过去听取他们的诉说，并上达王与卿大夫。对于从中刁难穷民官员，则要论罪处置。肺石是赤色之石，象征赤心诚意，意在要求小民不诬告官员。

路鼓与肺石的制度，为后世所沿袭。

“民意”和“天意”是什么关系？

彭林教授指出，“神本”和“民本”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区别。西方是宗教文化，神本思想，上帝是高居所有事物之上的“一”，人则是“多”。在周以前的中国，人认为天是不可测、不可知的神秘力量；周朝没有否定这个在民众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理念，而把民意实际上等同于天意。《尚书》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彭林教授认为这一理念的高明之处在于，它避免了民意和天意的矛盾，“民意一定体现天意，天意一定通过民意表达”。

为什么中国在周朝就有如此成熟的民本思想？彭林教授指出“中国文化是早熟的”。早在基督教和佛教传入前，《尚书》就指出要照顾鳏寡孤独者，《孝经》就提出了“博爱”思想。“现在好多人一提法国大革命，就说自由、民主、博爱，好像这些是舶来品，其实不是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文化。”

彭林，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全国政协“人民政协讲坛”特聘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法国人文之家、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访问学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仪礼》复原与当代日常礼仪重建”首席专家；曾获北京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清华大学首届“十佳教师”，清华大学“良师益友”特别奖，首届清华大学新百年教学成就奖等奖项。

原标题：《彭林：古代中国怎样听取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