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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斯伯格是谁？

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出生于1933年，2020年7月因恶疾住院，病逝于9月18日，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最高法院大法官。

她是1993年克林顿提名的，一位经常爆“金句”、全民偶像级大法官，偏自由派，坚决支持妇女堕胎权，1970-1980年间，曾参与过300多个性别歧视案子，有6个打到最高法院，并赢了其中5个，成功拓展了《宪法》十四条修正案的适用范围，从禁止种族歧视，延伸至禁止性别歧视。

2005年，金斯伯格频频采用当庭宣读“异见书”的形式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她公开宣布与多数大法官判决意见向左观点，被包括特朗普在内的人称为“勇士”。

但金斯伯格本人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火爆，相对冷静，甚至有点沉默寡言和害羞。她一辈子都在为女性权益鼓与呼，但绝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对于别人纠结用“女士”还是“夫人”称呼她，她从来不在意。

实际上，除了为女性争取权益，她也为男性争取权益。

1975年她参与的斯蒂芬·维森菲尔德案就是例证。一个孕妇生下孩子后，死于羊水栓塞，丈夫斯蒂芬独自抚养。他想申请一份单亲家庭社会保障金，却被告知：“母亲保障金”，男人不能申请。

金斯伯格觉得这就是性别歧视，通过一番努力，帮这个男人获得补助，也废了这条法律。

所以准确说，金斯伯格是一个性别平权主义者。正如她自己所说：“女人和男人只可能同时被解放。”只不过，在她活跃的年代，女性权益遭受损害的情况居多，她也就成了“女权主义者”。

在平权运动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70年代，金斯伯格这类自由派法官属主流，不过到了克林顿提名她当大法官的1993年，美国的风气早已转向。

此后二十年间，最高法院保守派始终占多数，她因此显得另类而孤独。

到了特朗普时代，美国保守氛围到达顶点，她跟时代风潮之间更是格格不入。加上年纪偏大，因此经常被人追问，何时退休？

她鄙视特朗普，打破最高法不干涉政治的传统，直接骂他“骗子”。

她直爽的个性，再配合高龄健身、主持同性婚姻等前卫作为，使她经常登上社交媒体热搜榜。去世前，她已是大众偶像，化身表情包和卡通符号，印在马克杯和T恤上，纹在年轻人的身上。

她因此获得一个摇滚味浓郁的网络诨名：“声名狼藉的RBG”。（模仿黑人说唱歌手克里斯托弗·华莱士的绰号“声名狼藉先生”，Notorious B.I.G）

布鲁克林的学霸

金斯伯格出生于纽约穷人区布鲁克林，父亲是个毛皮贩子，第一代移民，来自乌克兰敖德萨，母亲算第二代。

父母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但教会她为理想而奋斗，告诉她学习和教育有多么重要。

小时候的金斯伯格，像个男生，从一个屋顶蹦到另一个屋顶，从不参与女孩们的八卦闲聊。

17岁，高中毕业典礼前一天，她的母亲因癌症去世。金斯伯格说，母亲教给她两门“课程”：成为淑女、保持独立。

前者意思是，不要让无谓的负面情绪占据心灵；后者意思是，能遇到白马王子共度一生当然好，但没有也必须学会独立生活。

她考上康奈尔大学，并遇到未来的老公马丁·金斯伯格。1954年，两人结婚。

20世纪50年代，上大学的女性很少，康奈尔算风气比较开放的学校，男女生的比例也只能到达4:1。

有人笑称：如果你生了一个女儿，最好就送到康奈尔读书，如果她在那里都找不到恋爱对象，之后就更没什么希望了。

与金斯伯格约会男生很多，但马丁是第一个喜欢她可爱的外表同时佩服她学识的男孩。

马丁性格外向，喜欢社交，擅长烹饪，富有幽默感，小金相反，文静，害羞，鲜少与人交流。

多年后，马丁去纽约做税务律师，干得非常出色，小有名气。但随着金斯伯格的性别平权事业越干越出色，马丁主动辞职，回到华盛顿，负责“后勤”，全力支持妻子。

1993年，为帮助妻子竞争最高法院大法官，马丁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不辞辛劳，挨个访问拜访。作为“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非常称职了。

但刚刚毕业那几年，两夫妻中，却要数金斯伯格更辛苦。

当时马丁当兵去了，期间，小金一边带孩子一边学习。等老公退役后，夫妻俩双双考入哈佛大学法学院。

小金克服性别歧视和家庭负累，凭借优异成绩，顺利当选《哈佛法律评论》编辑（奥巴马当过主编）。要做这个法律编辑，非常不容易，530-540个法学院学生，排名前25才有机会。

就在这期间，马丁罹患上睾丸癌，金斯伯格一边照顾丈夫和幼女，一边转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进一步深造。

在新的学校，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小金，竟然能继续担任法律评论编辑，1959年，以全班第一成绩毕业。

但1950年代末，毕业找工作，这么一优秀女子，却没有一家律所愿意雇佣。即使她搬出《哈佛法律评论》编辑的履历，依然没有人愿意接受，仅因为她是女人。

一个哥伦比亚大学欣赏他的教授，为了逼迫联邦法法官爱德华·帕米瑞雇佣她，不得不放出狠话，“假如你不给金斯伯格一次机会，我就再也不向你推荐任何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生”。

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又因为怀孕被辞退。

种种奇葩遭遇，让金斯伯格立下宏愿：为性别平权奋斗一生。

与性别歧视斗争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至今只出现过四位女性，分别是奥康纳、金斯伯格、索托梅耶和卡根（后两位，均由奥巴马提名）。

但就是这样一位未来的大法官，竟然在毕业之初，连工作都找不到。

历经千辛万苦，1963年，金斯伯格终于在罗格斯大学找到一份教职，从事学术研究。她开了一门叫“性别与法律”的课程。因为工作出色，1969年，获得该学校的终身教职。

自此，她开始处理女性歧视案件，希望通过个案，推动国家法律改变。

金斯伯格刚出来工作的1960年代，美国的法律，充斥着各种歧视女性的条款。

比如，丈夫是家庭的主人、男主决定家庭住址，1973年大部分州法律甚至允许雇主以怀孕为由解雇妇女，女性申请信贷需要丈夫签字，另有十二个州的法律规定丈夫不可因强奸妻子而被起诉。

上世纪60-70年代，是美国自由派的黄金时代。在法制方面，厄尔·沃伦担任首席大法官的高等法院，也算是自由风气的开拓者。但有一个领域是例外，即女性权利，沃伦法庭算不上“自由”。

比如，1961年佛罗里达州立法规定，参与陪审团仅是男性义务，而不包括女性公民。按照最高法院大法官们解释，这是在“照顾”女性，因为“女性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但金斯伯格不这么认为，觉得这是歧视女性，区别对待。

在1971年“里德案”中，她曾为相同的事写下精彩的辩护状：“那些阻止女性充分参与政治、商业和经济领域的法律常常被描绘成‘保护女性’或是为女性着想……女性看似被捧在高台上细心呵护，但细看却是被关在伪装成高台的牢笼之中。”

歧视女性的男性大法官，并不能意识到歧视，相反，他们打心眼里相信在“保护女人”。这就为推翻这种法律增加了无形的难度。

其实一直到当上大法官，金斯伯格都常常跟一些扮演“好男人”的男同事气场不合。

说到底，金斯伯格终其一生要对抗的，除了那些恶意歧视女性的法律条款外，更多时候是与不自觉的性别歧视做斗争。

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打

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条款规定，“没有任何一州可以否认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

这条修正案主张的是人人平等，但其实主要针对种族歧视。

在担任大法官之前，金斯伯格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不断地告诉最高法院里的九个男性大法官：这条修正案不仅适用种族歧视，也适用于性别歧视。

一个连工作都很难找到的弱女子，要怎么唤醒男性当道的最高法院重视性别歧视呢？

金斯伯格选择的方法是，一个官司一个官司打，从最典型的个案着手，锲而不舍，以量变推动质变，慢慢推倒性别歧视的顽固大厦。也就是曾国藩说的笨功夫：“结硬寨，打呆仗。”

萨莉是一位生活在爱达荷州的单亲妈妈，十多岁的儿子斯基普身患残疾。1967年3月29日，斯基普去探访父亲西斯尔，结果开枪自杀了。

痛苦的萨莉，无法理解儿子为什么要自杀。当前夫西斯尔抢着申请获得儿子保险赔付时，她开始有所怀疑。

萨莉申请应该由自己而非西斯尔，作为儿子保险金的管理人。但爱达荷法院否决了她的申请，理由是州法律早有规定：此类争端，“男性优先，而非女性”。

案子打到了最高法院。金斯伯格主动要求为该案撰写案情摘要。

她在摘要中写道：“女性拥有完整的公民权，且有资格获得法律保证的生命与自由权，以及平等的法律保护”。

最终，最高法院全体法官一致判定，爱达荷州法条违反《宪法》第十四条。

从该案起，最高法院算是终于承认，性别歧视跟种族歧视一样违宪。这个案件，也完全扭转了最高法院对性别歧视不闻不问的傲慢态度。

萨莉案只是个开始，此后，金斯伯格处理了一系列涉嫌性别歧视的政府条例。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维森菲尔德案。

此类案件积累够多后，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金斯伯格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希望将以前处理的性别歧视案件打个包，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只可惜，这个修正案并未像禁止种族歧视修正案那样获得通过。

不过，尽管缺了这“最终一击”，她多年努力实际已经让立法者和整个社会都意识到，再也不能制定任何性别歧视法律。

在这段奋斗的激情岁月里，她个人的地位，也在突飞猛进往前发展。

1972年，她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第一位获得终身教职女性。同年，她成为ACLU女权计划（Women's Rights Project）的第一任理事长（director）。

1980年，受吉米·卡特总统任命，她成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法官，这一干就是13年。

堕胎法案

1970年，美国自由之风正劲，两个年轻的女性主义女律师威丁顿和科菲，突发奇想，准备向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的反堕胎规定发起挑战。

他们精心物色了一位希望堕胎的孕妇当原告。这名孕妇的名字叫迈康维，时年21岁，未婚，意外怀孕，处境艰难，没有钱到堕胎合法化的州做手术。

这年3月，迈康维化名为罗伊，起诉达拉斯市检察官韦德，指控德州反堕胎法违宪。案子审了好几年，经过诸多周折，最后上诉到最高法院。

1973年1月22日，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以7票对2票，通过堕胎合法化的裁决：妇女受宪法保护，有权决定是否为人母。这个判决，引用的条文是正是《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保护妇女隐私权条款。

此案标志着堕胎合法化运动的开启，然而，该案的判决，同时也解锁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左右之争。争论之激烈和久远，在美国法律和政治史上极其罕见，至今未息。

从判决甫一生效，保守主义者就不断呼吁推翻判决，全面禁止堕胎。是否认同堕胎合法化，成为左右阵营之争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衡量一个人自由还是保守的标志。

近些年，随着保守宗教势力得势，反堕胎声量变得更大了。

尤其特朗普上台后，“捍卫生命”（Pro-life）反堕胎阵营声势大振，阿拉巴马州、路易斯安纳州相继通过禁止女性堕胎法案，而且没有剔除强奸和乱伦导致怀孕这样的特殊情况。

问题是，在怀孕6周内，很多女性根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怀孕，从而可能错过堕胎期。但保守派不管这些，目前包括阿拉巴马州在内，佐治亚、俄亥俄、阿肯色、肯塔基、密西西比和北达科等6个州，都已通过严厉的反堕胎法。

金斯伯格坚定不移支持女性自主堕胎权。

不过作为一名审慎的法官，她并不完全认同1973年最高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的判决。在她看来，认同女性堕胎没错，但过于泛化、非针对性的判决，容易招致保守派有组织的抵抗，不利于一步步推进保护女性堕胎权。

正是这份审慎，使得她的意见更显专业，也更加令人信服。

2013年，一家私人公司以违反《恢复宗教自由法案》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反对强制适用《可负担健保法案》。该公司认为，该法律规定的提供给女性员工的20种避孕措施保险中，有4项与宗教信仰不符。

为此，金斯伯格发表了长达35页的“异议”，坚决捍卫女性权益，反对剥夺女性堕胎权。

她的理由一如既往，“这是剥夺女性的平等权。堕胎权平衡了女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自主义务。平衡了她作为一个独立、自立、平等的公民与男性、社会乃至国家的关系”。

从年轻到年老，金斯伯格始终坚守着美国自由派底线不动摇。

但随着金斯伯格的去世，保守派恐怕会占据上风，敏感的堕胎权议题面临右转风险，女性堕胎权可能遭禁止。

女性堕胎权被禁止是小事，更严重的后果在于，右翼保守势力将因此更加极化和兴奋。

此前，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比例，一直保持在4:5的比例。大致平衡。（其中一名保守派支持女性堕胎权）。如果特朗普再次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那最高法院左右平衡将被彻底打破，变成3:6。

如此一来，最高法、总统和国会三权都有可能偏向右翼。

这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第三次提名保守派法官，这在美国历史上相当罕见，真可谓时也命也。

2017年，特朗普提名保守派尼尔·戈萨奇为最高院大法官。2018年，他又提名另一位保守派布雷特·卡瓦诺为最高院大法官。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两次提名的大法官，在参议院投票时，都是勉强通过的，卡瓦诺以50:48的票数确认资格，戈萨奇是55：45票。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当年金斯伯格获得提名，得到的参议院票数比例是96：3，几乎是满堂彩。

尤其是戈萨奇的任命，第一次打破了“任命大法官至少需要60票才能通过”的传统。当时参议员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触发“核程序”，改变议事规则，以简单多数通过任命。

对这种不符合政治惯例的举措，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说：“数十年后，我们将悲伤地回首今天，发现这一天我们改变了参议院和最高法院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民主党都在为这事耿耿于怀。

由此可见，特朗普每次提名大法官，都掺杂着激烈的政党斗争，也能看出，此时的美帝撕裂之严重。

金斯伯格的去世，只会进一步加重两党斗争和撕裂。

宗教和政治

当然话要说回来，历史上，美国大法官“翻脸不认人”的情况也是常有的事。一名保守派总统提名一位保守派法官，但没过几年，甚至刚上任，这名法官就可能改变立场，变成自由派。

比如，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厄尔·沃伦的任命。当时沃伦被认为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法官，但没想到沃伦引领了20世纪60-70年代自由风潮（除了女性权益）。事后，艾森豪威尔大呼上当，认为提名沃伦是他“一生中所犯的最愚蠢的错误”。

西奥多·罗斯福提名的霍姆斯大法官，也有一点“不听话”，以至于老罗斯福曾发牢骚：“我就算拿香蕉雕一个法官，也比这小子有骨气！”

法官“变节”，跟美国高院高度的独立性有关，也跟法官的任期远比总统任期长有关。大法官一经确认，就不能随意撤换，他当然可以不用“太听话”，且时移势易，观念发生改变也正常。

再者，特朗普提名的巴雷特，也不一定能顺利通过参议院投票确认。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有53:47的比例优势，但此前有两名共和党议员公开表示，反对大选前提名新法官。这就为提名顺利通过增加了不确定性。

所以说，金斯伯格离世，美国高等法院，乃至高院影响下整个政治系统是否真会右翼化，还不好下结论。

其实真正要担忧的，不是大法官左右失衡的问题，而是失衡能否快速纠正。

美国一直就是一个左右互博的国家，一时半会儿的失衡，从来不是大问题，60-80年代自由风潮狂飙突进，但相应的，保守势力也在暗中默默积蓄力量。以堕胎法案为例，在经历过70年代的飞速自由化后，这几年中南部的州府就出现了“复古”现象，以对冲此前的狂飙突进。

问题在于，最新一波的右翼化风潮，并非单纯来自经济结构变迁，或者国际竞争格局的改变，而是来自于一个更加顽固、几乎无法更改的东西——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

2018年10月，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调查报告，影响人们支持禁止堕胎的因素，并非性别，也非阶层地位，而是宗教和政党。

59%的共和党人，赞同禁止堕胎，76%的民主党人认可堕胎合法。美国占主流的新教徒中，白人新教福音派，61%是坚定的反堕胎者，与之相反，主流白人新教徒67%认为堕胎合法，74%的非宗教人士认同堕胎合法。

美国本是一个极端世俗化的国家，1787年制宪会议也明确了“政教分离”的传统。但吊诡的是，美国也是一个宗教传统非常发达的国家。

目前，美国70.6%的信众信仰基督教，新教徒占美国总人口的四成。在美国宣称信教的人口比例，远比同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要高，加拿大只有46%宣称信教，法国37%，瑞典29%，但美国超过60%。

在“政教分离”的传统中，美国宗教团体有点像一个个传销公司，相互竞争，向公众推出“信仰套餐”，以吸引更多的私人资助。

在这样的大乱斗中，白人新教徒、自由派天主教徒、黑人、犹太人和无信仰者，慢慢走向同一个阵营，拥抱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和平、公正、包容多元价值观。

这个阵营，主要成长于1900年的进步主义和1960年的民权运动。他们支持堕胎，相信科学，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属于左翼。

但我们前面提到过，左翼激进地支持女性堕胎权这个在宗教中极其敏感的议题，极大地刺激了保守基督徒的反抗和抱团。

事实上，正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中反父权、反越战、反体制和主张性自由的激进左翼，点燃极端保守右翼的危机感和抱团取暖的热情。

保守的右翼抱团后，主要盘踞在美国中南部各州，他们普遍注重家庭、严格遵循《圣经》启示、相信道德绝对主义、爱国，主张打击无神论、离经叛道和犯罪，当然也反堕胎。

民权运动的激情熄灭，保守右翼开始崛起，最早认识并利用这股力量的，是1980年的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

到了小布什时代，保守右翼已经成为共和党最重要的支持力量。保守的基督教联盟，曾在全国发放7000万份“选民指南”，公开介入政治，组织教众支持同样保守的小布什。

小布什上任，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施政越来越右倾，在公开讲话中肆无忌惮使用宗教语言，比如他把伊拉克、伊朗和朝鲜称为“邪恶轴心”。

到了特朗普上台，就更加无所顾忌了，福音派基督徒直接在总统办公室“做法”。特朗普本人对于这部分宗教选民，也是频频公开“示爱”，在移民、反堕胎和国际关系等政策中，他基本成了保守宗教势力的代言人。

这次新冠疫情，特朗普的支持率遭遇过一段时间的滑铁卢，但他的支持率却始终稳定在40-45%，即使有落后，落后幅度也变化不大。原因就是，特朗普的“基本盘”稳如泰山。所以特朗普戏言：我在第五大道枪杀一个人，也不会影响我的支持率。

面对这股保守的宗教势力，民主党要如何应对呢？麻烦就麻烦在这里。目前民主党并没有应对良策。

2004年，曾出现过“宗教左翼”的概念，但左翼历来不团结。

保守宗教宣扬恐惧和分裂，获得“垂直用户”，左翼宗教宣扬爱与和平，团结效用不足；保守宗教主张跟着《圣经》教义走，简单粗暴，左翼宗教劝人家感受现代社会的多元复杂，前者明显更契合现代人缺失的安全感和归属感。

对民主党来说，有一个好消息是，这些年来说，无信仰人数增长迅猛，但问题又出现了，相对保守派高涨的投票欲望，无信仰人士普遍政治冷感，不愿意出来投票。

如此一来，未来美国这股右翼宗教势力，到底会把美国带向何方，真不容乐观。

她赞同的女性堕胎权被右翼推翻是小事，最怕的是美国政治失衡的矫正机制，会因为她的离去而严重失灵，整个权力体系滑入极端保守泥潭而无法自拔。

余论

美国三权中，最高法院扮演的角色，本就有点像啄木鸟。它以《宪法》为依据，不断地挑总统的行政命令和国会所立法律的错误。

但如果最高院本就偏了，那就像啄木鸟挑食，因为不吃某种虫子，整棵树有可能被蛀空。

金斯伯格晚年，比较奇怪的一点是，在得了两次癌症、身体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她始终不愿意主动提退休。

如果她在奥巴马总统任内退休，完全有机会维持最高法院的均衡状态。因为奥巴马跟她意气相投，两人都是平权主义者，由他提名继任者，就能保住自由派遗产。

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说明，金斯伯格无心掺和政党政治。好多国内的法律专家也据此认为，她只是一个单纯的法官，而无关左右。

可问题是，金大法官，晚年处理莱德贝特案时，由于不认同最高法院5:4的投票判决，曾主动找来国会干预，以推翻她的最高院同事的决定。最终，当时民主党控制的国会，支持了她的理念，时任奥巴马总统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新法。

换句话说，她是非常善于利用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她也深知，法律与政治，不可能完全分割。

而且，她在回答纽约客作者Jeffrey Toobin 关于退休问题时，曾明确表示：每个高等法院大法官的退休，当政总统所属党派都是一项重要考量因素。

可悲剧的是，这样一个深知其中利害的人，偏偏死于一个最厌恶的总统任内。有时候想想，这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吧。毕竟，一个人何时寿终正寝，谁也无法准确预料。

当年日本极端右化、走火入魔，主要倒霉的国家，就是它的邻国——中国。今年美帝如果也走向极端右化，其主要的承受者，多半又会是它自认为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国。

只不过，今天的中国，再不是腐朽和分裂的国度，而是以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的姿态面对右翼疯子。我们不怕，也不用躲。中国过去百年间，所遇到的更加困难的事情，多了去了。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其实看金斯伯格的人生，我是打心眼里羡慕她的人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她的家庭生活却非常健康而幸福。她养育了两个孩子，一堆的孙子孙女，与丈夫的婚姻维持了56年之久，直到丈夫2010年因为癌症去世。

2010年6月，当医生告诉她的丈夫马丁，他们对他的病情已经束手无策时。这位模范丈夫给妻子写下了人生最后一封短信，其中不乏动情的语句：

“我最亲爱的鲁斯，你是我一生中爱的惟一的人。几乎自从五十六年前我们在康奈尔第一次相遇的那天起，我就一直佩服你，爱你。能够看着你一路在法律世界中走到最高峰，这是我怎样的幸运！”

一个人，一辈子，拥有这样一份爱情，经营这样一个美满的家庭，大概比什么事业成功都来得更加幸福吧。这种生活，这样一个稳定的家庭，也只有在一个持续繁荣和稳定的国家才有可能出现。

其实大多数普通的中国人，向往的也是这样的生活，老婆孩子热炕头，没有大野心，不贪也不抢，求个家人健康心安宁，哪怕平淡一点也无妨。所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外如是。

最近40年来，国家的安定发展，给无数普通的中国人提供了创造美好生活的条件。但是讲真的，40年真的没过够啊，幸福生活仅仅开了一个头而已。

但是近一两年以来，国内安稳如初，国际环境却骚动起来。突然之间，全球化在倒退，贸易壁垒在增多，各种摩擦不断，那个把我们视为竞争对手的国度，似乎有点发烧要疯的迹象，而某邻国也想炫一炫大炮长枪。

很多人说，今天中国也有点膨胀、忘乎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这话的依据是打哪来的。我只知道，对幸福生活才开了一个头的中国人来说，没有谁比他们更加渴望安稳的日子。

树欲静而风不止，那不是树的错。豺狼来了有猎枪，朋友来了有好酒，我们捍卫的不过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相待，我们守护的也仅仅是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普通日子。

你不疯，我便不魔，就这么简单。

END

本文作者：左页，媒体主笔，血钻故事高级研究员。

部分参考资料：

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丨北京法院网

从美国推出最严堕胎法案谈起：宗教为何加剧了美国政治分裂？丨界面文化

How Ruth Bader Ginsburg has moved the Supreme Court丨The New Yorker

温柔的正义丨琳达·赫什曼

异见时刻丨伊琳·卡蒙、莎娜·卡尼兹尼克

女大法官金斯伯格丨纪录片

原标题：《这才是美国最潮女法官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