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贾杨 贾茗萱 上海市中医文献馆 收录于话题#证章小天地4个
今天要介绍的，是民国时期上海的一所著名医院，以及这所医院的著名院长。
按照常规，先看徽章：圆形，合金珐琅质地，直径3厘米，正面是我喜欢的宝蓝、正红、本白三色，文字都是金色勾画——“上海四明医院”，“SHANGHAI SZE-MING HOSPITAL 1949”（图1）；反面很简单，只有“239”的编号（图2）。徽章保存极好，而且是1949年上海解放那一年的，年份也是徽章收藏界比较喜欢追捧的。整体设计极具美感，就像女儿说的：“中文字有中国的味道，英文字有西方的味道，而数字，也那么有数字的味道。”在我看来，女儿所说的味道，或许就是一种这座城市独有的海派味道，如同上海四明医院中西合璧的风格一样。
那么，上海四明医院在哪里？它又是怎样一所医院呢？
四明善举，规模渐盛
这个渊源要从清嘉庆二年（1797年）说起。当年旅沪宁波人钱随、费元圭、潘凤古、王秉刚等发起“乡人日捐一文”的募金倡议，在现在的黄浦区人民路一带集资购地建置厂屋20多间以寄柩，并将多余的30亩地辟为义冢。嘉庆八年（1803年）建立正殿，祭祀关帝，规模始具，俗称“宁波会馆”。因旧宁波府管辖的会稽山文脉连亘，其主峰上有四个穴，像窗户一样透着光线，被称为“四明山”，因此“四明”便成了宁波的别称。“宁波会馆”也雅称为“四明公所”，是上海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公所。
1905 年，上海四明公所在大殿两旁设施医局，为同乡延医施诊，贫病者还可以免去药费。根据《上海四明医院碑记》《四明医院十五周纪念册》等文献记载：1906 年，改造原西厂的房屋，设为病院。凡贫病同乡，都可以保送病院医治。不过当时的病房很简陋，只有病床30余张，住院者须由同乡担保，且只收男性病人 ,每日用药和膳食则一律免费。同时于公所纯阳殿设施诊所，每日上午分单双日施诊，有内、外、针、幼等科。其病房诊疗由施诊所医生轮流担负，药品则向有合作关系的药铺临时购配。
随着上海近代化医院的设立日益增多，施诊所简陋的环境已经不能满足宁波同乡的就诊要求, 因此四明公所的朱褒三、葛虞臣和方式如等董事便发起募捐，募银十万余两，在原址筹设四明医院，原有的施诊所也归并该院。1922年10月30日的《申报》记载：“四明医院系由四明公所募集同乡捐款十余万，就原有爱来格路（今普安路）旧址，建造洋楼数层，气象矞皇，规模整饬，计可住患病者二百余人，昨日开幕。”
声誉俱隆，成中医院翘楚
20 世纪30年代上海公私医院几乎触目皆是，具有数十年以上资历的医院，也不在少数。外国人主办的有公济、宏恩、仁济、宝隆、广慈、圣心、同仁等；中国人主办的有红十字会、市立沪南、普慈、中山、上海市立等。但延请中医使用中药来治病，致力于保存国粹的中医院，除神州广益以外，非常少见。仁济堂、位中堂、联义会、联益会、广仁堂、集仁等中医院都只开门诊，大多没有住院设备，有的虽然设置了简陋的病床，也不过3到10张而已。因此1922 年已成立的四明医院作为一所中医院，已成为中医消沉之时的中流砥柱。截至 1937 年，该院男病院设病房45间、病床 180张；女病院设病房24间、病床 70张。这在当时的中医院中, 可为翘楚。
民国《选载月刊谈话稿》1937年6月10日第三十三期刊文——“十五周纪念后之希望”，总结四明医院成立十五周年以来的业绩:“首事当局，同时鉴于社会上西医院业已林立，而完善之中医院，尚付阙如，默查需要，乃仿近世西医院之设备制度，而聘中医内外妇幼各科宿儒，常驻负诊治之任。另请西医一人，以备咨询参诊。同乡因以称便，实开中医科学化之先河。”
四明医院的最高权力机关为董事会，历届董事大多由同乡中有声望的人担任，包括周金箴、朱葆三、葛虞臣、周湘云、严子均、方式如、方樵苓、严渔三、虞洽卿、洪贤钫、乐振葆、方椒伯、秦润卿、项松茂、盛竹书、袁履登、孙蘅甫、刘鸿生等。在这些董事中，我们特别要介绍一下项松茂先生(1880年—1932年1月31日)。
项松茂是中国新药业先驱。1911年他任上海五洲药房总经理。九·一八事变后，项松茂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动，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并组织职工成立义勇军第一营，自任营长。
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十九路军奋力抗击日军。项松茂接受生产军用药品任务，亲自督促日夜加班赶制。1932年1月28日傍晚，有日军军车行至位于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口的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附近，遭我爱国志士狙击。次日上午，日军闯入该店搜查，发现义勇军制服和抗日宣传品，即将店员11人全部捕去。项松茂闻讯后，义愤填膺，亲往敌营营救。面对日酋威逼，他慷慨道：“死则死，中国人爱中国，份也！”1月31日，项松茂和11位职工惨遭杀害，英勇牺牲。在我们的老银藏品中，有一个五洲大药房的镀银首饰盒，正是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不久前，我在奉贤区中医院的“四史”教育活动中还专门介绍了项松茂先生的感人事迹。
我们回来继续说四明医院。到上世纪40年代初，医院的发展遇到瓶颈，其中既有外部环境的改变，也有内部管理的问题。此时，一个人的到来，扭转了局面。他，就是吴涵秋先生（图3）。
图3 吴涵秋先生照（来源于曙光医院微信官方号）
1900年 6月, 吴涵秋出生于浙江上虞一个官宦之家。1915年, 因为父亲与浙东名医范文虎的旧交, 而投师于范氏门下学医。1925年秋,出师后的吴涵秋于宁波应家弄独立开业。起初诊业清淡, 但他对待病人诚恳, 肯于负责, 审证精思, 诊治有方, 屡起沉疴, 因而诊业有所好转。吴涵秋并不以此为满足, 他对现代医学也极有兴趣, 与宁波教会办的慈善机构华美医院院长订交, 执弟子之礼, 向他请教西医知识。每当出诊之便和休息之时, 吴涵秋均见缝插针地前往观摩和学习。中西医相互印证使他学识见解大有提高, 也为他以后兴办学校和主管医院打下了基础。吴先生有志于振兴中医事业, 认为中医要生存,就一定要加强中医自身的建设, 要实现中医现代化,中医队伍必须后继有人, 不断培育新生力量 。所以在 1936年, 他创办了宁波国医专门学校, 并担任校长 。为了筹集资金, 他不辞劳苦, 四处奔波, 虽倾其家财产业而无所顾惜 。
1937年《明日医药》杂志第三卷第一期，刊载《吴涵秋先生先生访问记》，彼时吴涵秋正在积极筹办宁波国医专门学校。该文采用问答形式，充分反映了吴涵秋的中医理念与治学思想。我们看看两个回复：
1. 问：“吴先生对于中医学术的感觉是怎样？”
答：“中医究竟有没有价值的呢？如果没有价值的话，阿拉今天马上不再看病。因为将人家的性命来弄一点钱，这是绝对不兴！但中医确有特长的地方，所以我们非把他发扬光大不可！非尽量把他发扬光大不可！”
2. 问：“吴先生对于西医学术的感觉怎样？”
答：“西医自有他胜过中医的地方，觉得我们有尽量利用科学，采人之长、补己之短的必要。”
1937年抗战爆发, 宁波国医专门学校停办。1940年，吴涵秋举家迁到上海, 并在茂名路升平街开设诊所。1942年，在宁波同乡会的推荐下, 他担任了四明医院院长。为了表示诚意和廉洁，吴涵秋向医院董事们表态, 担任院长同时，仍继续私人开业，以维持自己的正常收入，但不取院长的薪金。积累下来的月薪，到了年终，一部分用于宴请慰劳医院各科室主任,另一部分则退还给医院，留作发展基金。
吴涵秋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除中西医临床各科外，还开设了化验室、手术室、X光室等。他聘请来自华美医院的西医外科医生黄景霞任副院长兼外科主任，以示中西医秋色平分，同舟共济。聘任的人员中，中医名流有陈存仁、孙剑庵，还有他的门人陈百平；西医名流有马永江、董承琅、张秀彬、商文彝、俞松文、唐惠民、徐新贤等。此外，为了培养医院护理人员，还开设了四明护理学校，聘请著名护士路美丽任护理主任。经过整顿后，医院面貌焕然一新， 专业人才济济，医疗服务比原先大有起色，就诊人数大增。
这其中，有一个吴涵秋先生“大人不记小人之过”的故事见诸报端：“吴氏明知该院积弊甚深，非有大无畏精神，不足以言整顿。故接任之初，即从事斥革该院之茶房头目方姓。方姓者，茶房其名，老头子其实，平日养尊处优、坐收渔利，在院内竟作非法行为者有年。凡属同乡，无不切齿痛恨。但其人来头甚大，而且势力又厚，虽迭经同乡一再反对，卒处之泰然，甚至反对者被其人唆使党徒，加以暗算。吴氏既查有该方姓之劣迹确据，乃下令斥革。讵其人于离院之日，竟扬言：‘看我颜色……’吴氏闻言，一笑置之。不料未及三月，该院新任总务走肖先生，在途中，竟遭人醍醐灌顶之恶剧。吴氏大怒，乃悬赏五百金，稽查作恶之徒。该方姓始有所畏惧，乃央人恳情，愿点香烛放鞭炮道歉，并保证以后决不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吴氏秉‘大人不记小人之过’之旨，因允其请，一幕趣剧遂遍传于黄河路上。”文中所说的“醍醐灌顶之恶剧”，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吴涵秋粪包遇袭”事件。
事件起因是吴涵秋的人事改革损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有人联络社会黑势力，伺机报复。一天, 吴先生的汽车从四明医院的桃源路门口出来，从普安路转到恩派亚电影院 (今嵩山电影院 )门前时，突然遭到流氓伏击。流氓以为坐在汽车里的是吴涵秋，就用粪包投掷，粪包在汽车上飞溅开来，臭气四溢。事有凑巧，那天坐在车内不是吴涵秋，而是四明医院的总务主任，正借用吴先生的汽车外出, 却当了“替罪羊”。吴涵秋明知这是对改革之举的警告和阻挠, 但仍矢志不渝，追查到底，最终迫使主谋道歉认错。
现存上海档案馆 1947 年编撰的《四明医院五年来大事述要》，在引言部分写道:“目前医务情形，与五年前显著差别，约有下列几点: 一、由一中医院而蜕变为中西医咸备之现代化医院。二、由单纯的中医内外科，而增为内科、外科、妇产科、肺痨科、儿科、眼科、耳鼻喉科、齿科等，各科咸备。三、门诊人数由每日一百号增至每日四百号之记录。”这里给大家看一张我们收藏的上海四明医院捐赠收据（图4），上面记着：“今收到，王太太乐助中医部施诊给药捐法币三百万元整。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一日。”经手人是名中医孙剑庵，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任职杨浦区中医医院，也是一位中医内科专家。1948年9月的法币三百万元相当于北京大学一名讲师的月薪，绝对值虽然不高，但也是这位不知名的王太太对发展中医的善行，值得褒扬。
图4 上海四明医院捐赠收据
吴涵秋擅长内科，对仲景学说研究颇深，可将《伤寒论 》《医林改错》等全文背诵。他惯用经方, 每方味寡量少, 常用“四逆散一二三 ” (生地黄一两、荆芥二钱、细辛三分 )治疗情志病 (情绪郁结 ) 、肠道病 (腹泻 )和皮肤病 (风疹 )等。当年宁波地势低洼, 气候潮湿，多生蚊蝇，疟疾肆虐。吴涵秋向宁波教会的教士学得了抗虐良药奎宁的用法，又根据中医理论进行革新, 研制了红、绿两种药丸。临诊根据中医辨证,分别采用红丸或绿丸。其实红丸和绿丸都含有奎宁，又含有不同的中药成分，也算是一种早期的中西医结合制剂。施治时往往辅以汤剂，因此疗效成倍提高，既优于单纯的西药，又优于纯粹的中药，而且还扩大了适应症的范围，因而深受病家欢迎。
吴涵秋素怀济世扶危之心, 解放前经常免费送诊施药, 解放后仍对病家、同事备至关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上海市中医学会的筹办工作遇到了经费困难的问题，在向银行贷款无果的情况下，吴涵秋与朱小南、石筱山、石幼山、陈大年、顾伯华、董廷瑶等老一辈中医大家一起，借款支持学会成立（我们收藏了大部分借据，回头会专门写一篇文章介绍）。其中吴涵秋先生与朱小南就是个人出借资金最多的二位，分别达到100万元，按照建国后人民币改革的兑换率，即新币制的100元。折算1951年的100万元可以在上海买167斤猪肉，以当下猪肉25元/斤计算，当时的100万元差不多价值现在人民币4175元，在1951年绝对是一大笔钱了。为什么算这个比率，就是想告诉大家，吴涵秋等前辈对新中国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拳拳之心。下面这张照片就是吴涵秋先生借款给上海市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的借据原件（图5）。我们可以看到筹委会的主任委员是陆渊雷；财经组组长是朱小南，副组长是陈大年与顾伯华，上面有红色的三张税票，以及盖了“上海市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图记”大章，弥足珍贵。
图5 吴涵秋先生借款给上海市中医药学会筹备委员会的借据
新中国成立后，四明公所停顿，四明医院院董涣散、经费困难，以致开支无着，职工欠薪后发或分期发给，但是医院的业务量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现存上海市档案馆的《1953 年四明医院了解情况资料》显示：“医院性质：综合医院，分科：内、外、妇产、肺、X 光、小儿、五官、中医，床位 282 (另有 20只婴儿床) ，门诊(日平均) 364。”“现只有1953年一、二月份的统计来看，共计门诊数为19576人。内科3053，外科 2774，小儿科 6465，肺科 2936，妇产科1368，五官科 1639，中医内科 1341。一月份床数273张，住院日数5747天，使用率70.27%；二月份床数273 只，住院日数 4964 天，使用率64.93% 。”
1953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接管四明医院。1954年，改四明医院为上海市立第十人民医院，吴涵秋仍任院长。1954年，成立第十一人民医院, 他兼任该院副院长。1960年，第十、十一两院合并, 新组建一所以中医为特色的“曙光医院”，并成为上海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吴涵秋先生又担任了曙光医院首任院长，直至1979年去世。
自1906年，四明公所设病院开始，曙光医院已经走过了整整114年。正是有吴涵秋先生这样一批博学、仁爱、正直的前辈，带领一代代“曙光人”，疾行在中医复兴之路上，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学术财富与精神财富。
本文主要参考了楼绍来老师发表在《医古文知识》2005年01期的《革故鼎新裕后人———记名医吴涵秋》一文；刘惠新老师发表在《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的《近代上海会馆公所慈善医疗事业的发展———以四明医院为例》一文，王姿英等老师发表在《中医文献杂志》2017年第4期的《四明公所创办四明医院考证研究》一文；周仲海老师发表在《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的《建国前后上海工人工薪与生活状况之考察》一文，以及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著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年-1957年》一书等文献，在此一并致谢！
作者：贾杨 贾茗萱
原标题：《【证章小天地，中医大世界】（十七）——四明医院与吴涵秋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