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挂职笔记(2):复旦毕业的他,只想回家乡干一番事业

编者按:文联安排挂职,挂职点任选,作者作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徐州市作家协会顾问,2015年至2016年受市委组织部委派去了歌县。两年多的时间,作者走遍歌县的乡镇,与当地的干部、居民生活、交谈,写下自己眼中真实的乡村图景。

文 | 杨刚良

⊙福宏

一片收获过的稻田,一座彩条布搭起的帐篷,里面吊着尼龙蚊帐。一个矮小的身影钻进蚊帐,回身望着外面高高的一垛刚收获的稻谷。稻谷被装在一只只口袋,一只只口袋摞起来,就像一座小山。望了许久,才又躺下,该睡了,明天还有活要干。

他闭上眼,但睡不着,青蛙的鼓鸣断断续续,蛐蛐的吟唱清而又脆。

他翻身坐起,摸出手电筒,白光射在粮垛上,粮垛安然。收回白光。想再睡,却还没困意,索性不睡。钻出蚊帐,朝粮垛走去,一直爬到垛顶,回身看刚才睡觉的帐篷,像站自家房顶看院中的鸡窝,竟然那么小!小小的帐篷不动,彩条布的纹路似有似无。四周的稻田,有收割了的,也有等待收割的。远处高大杨树排成一道墙,墙那边就是昭阳湖。湖水看不见,浪声也听不到。但他知道湖在那儿,湖面有微风荡起的细浪,浪的下面,鱼虾鳖蟹睡了没有?躺在鼓胀的粮袋上,闭上眼睛,收割机身影又在稻浪里游动,机器的轰响遮盖了蛙鼓虫鸣,吞进的稻穗,瞬间变成金灿灿的稻谷吐出来,很快就积成一座山……夜空幽暗深远,星光躲躲闪闪,风里裹着稻香,一会儿浓,一会儿淡……

福宏说,收水稻那段时间,他整整一个月没回家,吃住都在地里。他说,地是我的,稻子是我亲手种下的,粮食是我劳动换来的。看着那一大垛20多吨粮食,心里啊,说不上来是啥感觉。

采访福宏之前,我在政府网站上看到一个“最美歌县人”的榜单,其中有这样一段介绍:

福宏,男,27岁,2012年复旦大学毕业,在上海应聘了一份待遇不错的工作,月薪上万。2013年辞职回家,流转土地400亩,创办家庭农场当起了农场主。先从事水稻、小麦规模化种植,又流转土地300亩,经营水产养殖。在他的示范和引领下,周围又建起不少家庭农场,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到发展现代农业的行列中来。2014年,福宏被县委县政府表彰为“创业之星”。

这段文字我至少看了三遍,对“复旦大学毕业”和“月薪上万”格外注意。同时,也有疑问。月薪上万,又有着发展的实力和空间,为啥要回家来种地?

挂职期间,我去过歌县的许多村庄,接触的多是父辈或祖辈儿的老人,年轻的很少。每当说起他们的孩子,要么说在外上学,要么说在外打工。若有大学毕业留在城市工作的,回答起来声调都不一样,脸上全是荣耀和自豪。有时谈到孩子的就业问题,大多会说,城市好啊,要不,学不是白上了?似乎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城市工作,娶个城市媳妇或找个城里人嫁了。许多家庭,为了这样的目标,往往倾其所有,推着孩子往这个目标奔。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很现实,也很执着,就是想让孩子离开农村,脱离土地。

而福宏,在城市绕了一圈儿又回来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打小就热干农活,没觉得农活苦,反而觉得很有意思。无论是在村里上小学,还是在镇上念初中,甚至到更远的地方读高中,只要回到家,他都会到地里帮着大人干活。边干边学,到读大学之前,所有的农活都能拿得起来了。他住的村子在昭阳湖边,村旁有一条条沟渠、一片片汪塘。沟渠、汪塘里都有鱼、有虾、有蟹、有鳖,苇棵里还有鸟,还有鸟窝和鸟蛋,没事儿就跑去玩,哪有什么苦和累?哪有什么烦和恼?

我问他,你去上海读书时就想着毕业后一定得回来?他说当时没想这么多。读书,高考,上大学,很自然的过程,现在回来也很自然,都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儿。虽然他读书读到了上海,但他心里一直没丢下这里,做梦梦到的都是这里的事儿,割草呀,逮鱼呀,掏鸟窝呀……有时睡着睡着,会被一条小蛇惊醒,或会被一头牛撞醒;有时半睡半醒,还觉得自己躺在小船上,摇呀,晃呀……摇醒了才发觉船又变成了寝室的高低床。每次放假回来,他也很少去城里闲逛,都是下到田里,打药、除草、施肥、排水,该干啥干啥。

跟福宏聊了好大一会儿,他都说自己热爱干农活,但他没说为啥热爱。我也没问。假如问,他可能会这样说:因为热爱,所以热爱。

你放弃上海的高薪回来,就是因为你热爱干农活?

如果一定要我说究竟是啥原因,一下子还真说不清楚。综合原因吧。至于什么契机促使我做出最后的决定,我能告诉你的,就是2013年的中央1号文件。

偶然在报上看这个文件,说农村要搞土地规模经营,发展农业机械化,发展家庭农场。虽然在外面上学,但我一直关注家乡的变化。也知道俺村有比我早毕业的大学生,回来办起了家庭农场,而且干得还不错。我就想,他能干,我也能干。我就下了决心要回来。

我说要回来,我父亲起初也犹豫,看我态度坚决,他就说,回就回来吧,咱有自己的厂,回来在厂里干,不想在厂里干,就到镇上或县上去,大学都毕业了,还怕在歌县找不到工作?我就跟父亲说家庭农场,他说这个他不懂,让我去问小叔,说看看小叔是个啥想法。我小叔是村支书。他说回来也好,农村现在发展得也不错,这会儿就缺年轻人,特别像你这样上过大学的,有知识,又见过世面,回来一定能干点事儿。

但我爷爷反对,而且态度很坚决,说咱家就出你一个大学生,念完大学你回来当农民?大学不是白念了?就差你来种地了?爷爷是真生气了,饭也不吃,也不搭理我。咋治?只能慢慢劝,慢慢说,我小叔也来帮着做工作。最终也不说答应,只是不再坚持阻拦了。我就回来了,一直做到现在,而且感觉还不错。

 

我还是不能理解,凭他说的这些,就让他放弃上海的万元高薪回来了?

福宏出生于一个普通而又有特点的家庭。说普通,是说他家世居乡间,在福宏读大学之前,家里没有谁离开过村子。说特点,是说他家是个亦工亦农的家庭。

爷爷十四五岁就在公社的厂里干翻砂。如今七十多了,还在福宏父亲的厂里看化铁炉。老人几乎没侍弄过庄稼,一直倾心工业技术、精通翻砂铸造。一个铸件需用多少炭,多少生铁,烧溶浇完还能剩多少铁水,他都计算得非常准确。福宏说,计算不准不行,炭少了,炉温上不去,生铁就化不了;生铁少了,铸件铸不成;生铁多了也不行,浇铸剩下的铁水就浪费了。铸造这行学问大了!据说生铁多化一遍,质量就差一层。理论上咱说不清,可能是随着生铁溶化次数的增加,含碳量也会起变化,最终影响了质量。

福宏的父亲也没上过多少学,打小就跟福宏的爷爷学翻砂。后来又进了大工厂,也是干铸造,一步步做到了车间主任。再后来,企业破了产,他就下来了。因为有技术,就另起炉灶自己干。先在自家院里支起化铁炉干铸造,后来又跟人合作办工厂。现在,他创办的厂子,一年也有个五六十万的收益。

正是因为父亲和爷爷致力于工业,福宏才有了更多的农业实践的机会。他家不管在工业上挣多少钱,承包的土地一厘也不愿丢。春耕春播、夏收夏种、秋收冬藏,每个环节都得认真打理。福宏的母亲就成了侍弄庄稼的主力,打药、除草、撒化肥,啥都得干,福宏做农活的机会也相应地多了。他对土地的感情,对农业劳动的兴趣,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就是在跟随母亲劳动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的。

 

当然,我回来肯定还有别的原因,或者说有利条件吧。第一,我家有经济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回来我也干不成事儿。刚才说的1号文件鼓励办家庭农场,提倡农业机械化。如果没有资金,啥化你也化不起来。流转土地你得付租金吧,一亩地1000,400亩地就得40万。再说机械化,没钱买机械,机械化怎么化?第二,还得有人脉关系。这个,有时比经济条件还重要。我小叔是村支书,对上边的情况、大的形势,都比一般人了解得多。比如有什么新规定、新政策,总比一般老百姓先知道。啥事儿能干,啥事儿不能干,他也知道得多。小叔说这事儿行,一家人都信他的。说实话,如果不是我小叔做村支书,我能不能下决心回来,还真不好说。

其实,我也不是回到家就做家庭农场的。一直在外上学,家里的情况已经不很熟悉了,我就先在父亲的厂里找点事儿干,边干边熟悉情况,寻找机会。我学的是金融(会计),厂里那点账目,对我来说不算啥事儿。所以,除了管账,其他啥活我都学着干。

村里开始动员了,鼓励有条件的人流转土地搞规模经营。立即有十几户村民报了名,积极性很高!为啥呢?当时有一种说法:承包一亩地有500元的补助。很多人就是冲着补助去的。我小叔跟我说,你先不要报名,你一报名,人家就会觉得你在跟他们争利益。当时我还担心,人家都报名,别到末了没有我的份儿了。我小叔让我放心,说有你的地包。果然,该签合同了,那些争着报名的,几乎全部打了退堂鼓,没有一家愿意干的。要看开始的势头,庄上那点地不够包的。结果呢,这茬子土地流转几乎化为泡影。为啥呢?那些争着报名的,都以为有补助。看了合同条款才知道,不仅没有补助,还得先缴土地承包金。

俺村有个返乡大学生,八九年前就开始包地,当时对土地流转大户有奖励政策,也的确给了不少扶持资金。现在一说包地,大家就想起他了,觉得这回也得有补贴,结果却没有。冲着补贴去的人也就没了信心。

没人争没人抢了,小叔才让我报的名。我这个时候出面,谁都没有话说了。他就不会认为我小叔是支书,把好事儿都留给我们家了。

交钱签合同的,除了我,还有一家,那家包了100亩地,只种一年,就丢下不种了。为啥呢?他的心思没全放在种地上,不舍得花钱雇人,自己干又干不过来。自己又没有机械,耕种收割都得雇我的机械。我跟他不一样,这边签了合同,那边我就花了90多万买了18台农机。什么拖拉机、旋耕机、秸秆还田机、开沟机、播种机、插秧机、整平机、收割机,该买的我都买了。第一年我就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我知道,传统方式种植肯定不行,不能挣钱,必须机械化,才能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规模效益。

第一年我种水稻,纯收入12万,效益不算好。主要是天气原因,水稻授粉那几天,气温太高,结果产量没上去。这一年大多都减产。老百姓不懂,就怪人家种子不好。有的还到种子店去索赔。种子店也有跟着倒霉的,赔得倾家荡产的都有。我没去找种子店,我知道不是种子问题。去年也没弄好,水稻生了穗茎瘟,大面积减产。收入只比前年多了两万块钱。今年的情况好些。那两年效益不好,还有土地自身的原因,刚接过来的地不平整,南北对角高程相差半米多。地不平整,问题就来了,高的地方旱死了,低的地方又淹死了。这也是影响产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年行了,地让我给找平了。

第一年我收入仅仅12万,但我的收获不仅仅是这12万块钱,我还收获了这个过程,整个种植年,从下种到收获,一步步地全程参与,眼见着种子发芽、萌叶、开花、结实,这个过程带给人的幸福感,不是用钱可以衡量的。我刚才也跟你说了,第一年收粮食,我在地里扎帐篷睡了整整一个月。夜风吹也好,露水淋也好,蚊子咬也好,心里的那个感觉呀,太好了!这都是我种出的粮食!以前也跟着家里人一起干农活,年年也都有收获。但是,那时看到收获的粮食,就没有这种感觉。那会儿,看到地上掉的稻穗,也懒得拾。现在看到了,我就会顺手捡起来。这是我自己种的粮食,可得收干净喽,一点都不能叫它浪费!

说真的,我这会儿的感觉,真的比在上海每月拿万把块钱的感觉还好。上学前我是乡下人,现在我仍然是乡下人,但我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下人了,更不是上海人眼中的乡下人了。我搞的农业种植,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种植。种植的同时,我还搞了水产养殖科技园。刚刚花了三十万,做起了物联网,种植养殖都实行远程控制,比如鱼塘的增氧机、投料机,都用程序控制,不要到现场,在手机上就能操作了。房间里有个大屏幕,各种数据都可以显示出来。我要在这昭阳湖畔,建一个高品质、现代化的家庭农场,要不然,我这大学不是白上了!

 

⊙茂盛

从福宏农场回来,我写了《朝霞映在昭阳湖上——返乡大学生福宏的创业故事》发在《歌县日报》上,文章蛮长的,占了整整一个版。

人们对《歌县日报》还是比较关注的,尤其是乡镇干部。文章发表后,就有三个镇的领导给我打电话,说欢迎我去他们那儿“考察指导”。我当然知道是啥意思,也知道这类文章与所谓的文学关系不大,但我也得去。来歌县挂职,各方面对我都不错,为我提供了非常便利的条件,我不能白吃白喝不干活儿。

老庙镇在大湖西岸,出镇往东不远,就能看见湖堤上那道如绿色城墙一样密排着的意杨。一条在建的公路,东南而来,向西北延伸而去,这是徐州过来的一条快速通道。建成通车后,半小时从这儿能到徐州。路基两侧是稻田。覃宣委指着一片长势很好的稻田说,那就是茂盛家庭农场。油绿的稻田间,等距排着一溜红底儿白字方牌子。字写得很大,隔着很远,笔划都看得清晰:茂盛家庭农场。稻田那边的村子,显然是近些年改造过的,排房化布局,一律两层,瓦赤红,墙粉白,又有着绿禾蓝天的背景,村庄便像稻海上航行着的巨舰。“海”面上有几个小白点,一两个腾空而起,飞一会儿又落在“海”面上。司机说是白鹭。

一条庙河通大湖,可引湖水西流,灌溉这片土地。跨河一座桥,过桥就是茂盛稻米加工厂,也是茂盛家庭农场的基地。

二楼的一间大房子,一张大班台,一台电脑、一只地球仪、几个软皮笔记本、一只插着小勺的玻璃盖杯(大概是用来喝咖啡的)。一张软包老板椅,又宽又大。椅后是一排橱子,摆着不多的几本书和杂志,算不得书橱,但也不是衣橱,没见有衣服挂在里面,橱柜的中间有只工艺貔貅,这个在橱中最抢眼。

生意人多喜貔貅,说能护财。可能很灵,否则不会摆它。也可能不灵,因为摆貔貅的企业也有经营不好的。

紧挨着貔貅的是一块金牌,牌面不大,字是红色:优秀共产党员。

班台旁一只长方形玻璃大鱼缸,没有水,当然也没有鱼。班台对面是一组软包沙发,与南窗下的沙发连着,形成一块休闲区域。大小两只茶几,小茶几上只有一只烟灰缸、两只留有茶梗的小瓷杯。大茶几上的东西多,一只大茶海,木质的,很精致,雕着繁密的云龙纹饰;一只铸铁提梁壶,小巧精致得让你舍不得用来烧水;一只不锈钢电水壶,像是每天都在用。还有茶杯、茶匙、茶叶桶和牙签筒等等零碎物。另外,还有一只纸杯子,两只香烟过滤咀在里面泡着,水已变成了茶色。

不是亲见,我想象不出家庭农场主的办公室是这样的。尤其那个大班台,还有班台后面那张老板椅,椅背实在高,姚明坐上去,估计都不带露肩膀的。

茂盛不在,电话说一会儿就来。我出去在走廊和会议室转了一圈儿,看到了几块金属和非金属牌匾:县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市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还有:徐州名牌产品证书、十三届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参展产品金奖证书、徐州市劳动模范等等。又有一块玻璃匾,镶着一幅书法:茂嘉禾盛未来。默读两遍,发现“茂盛”二字在里面嵌着。

覃宣委怕我着急,解释说,茂盛既是茂盛米业公司总经理,又是茂盛家庭农场主,还是家庭农场联盟负责人。是老庙的名人,视察的、检查指导的、参观游览的,都被引到这里来。他忙得很!

“你这样一说,我就知道他的班台为啥这么大了。”

她笑了笑说:“老庙的窗口嘛,自然……”然后又说,“老庙镇有80多个家庭农场,其中14个为县级示范农场,这个是示范农场中的龙头老大,水稻种植面积达到2000多亩。”

我问她除了面积大,还有什么特点?她说还有机械化程度高,他家的农机都是最先进的,有一台还是进口的,这种型号的,目前徐州仅此一台。别看他没什么学历,就是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但精气神很足,又执着有定力,又勤劳敬业,又好学爱钻研。年轻人中,像他这样的真是不多。又说看他这样辛苦,这样执着,又做出了这样的成绩,发自内心地想帮助他。还说茂盛这人呐,就好琢磨种地的事儿。最近,又在考虑秸秆还田。秸秆还田是好事儿。以前,老百姓收了庄稼,就把秸秆在地里烧了。省事倒是省事了,但是造成了污染。收庄稼的那几天,你家也烧,他家也烧,问题就来了,连带着城市的空气都污染了。这些年,上边禁止烧秸秆。一年两季,组织强大的力量,严查秸秆焚烧。不让烧咋办,就得给它找出路。秸秆还田就是一条出路。但还田也有一定的限度,连续不能超过三年。年年还田,大量的秸秆埋在地里,对庄稼生长也不利。现在,他正与人谈一个项目,想用秸秆生产有机肥……

正说着,茂盛来了。先是握手,然后就说闲话。这一带山东过来的移民多,就从这个话题说起。

 

你也知道移民的事儿?我家就是移民。我们家原在山东郓城,是“大水”以后迁来的。一百多年前的事儿了,听大人说才知道的。这一带,很多都是大水后从山东逃荒来的。

小时候,我又瘦又小,性子也软,说我跟个羊羔子似的。后来长成个儿了,谁见谁说,看他小时候那个赖巴样,咋也想不到能长成个大男人。父亲看我弱不禁风,担心我受人欺负,再加我是长子,将来得指望我顶门立户,撑起这个家,就让我去学武,说身体练好了,学点护身的本事,不说欺负人,至少不受人欺负。我才十岁,就被送到了武校。那么小,咋能理解大人的心思,心里就不想去。那也得去!

去武校之前,父母整天忙着庄稼和生意,没有时间管我,考试多少分他都不知道。来到武校,离家远了,父母就是有问的心思,他也问不着了,算是把我交给武校了。我那么小,能不想家?白天跟没事儿一样,夜里就躲在被窝里哭。

我对学武没有兴趣,文化课的成绩本来也不好,结果是文武都不行。想回家也不敢跟大人说,就这么撑着。撑到初二,撑不下去了。那时已经15岁了,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好像也有点儿自己的想法了,就打定主意要回家。我父亲说,你这么小,不上学你能干啥?我说我什么都能干。他又想让我上电大,说村里的孩子有去电大学建筑的,你也去学建筑,学成了也好找个工作。我已经厌烦学校了,提起学校就烦。我就说,干啥都行,就是不去上学!父亲着急发火,要打要捶的。

现在想想,也不怪他发火。在父母眼中,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孩子。让我去学武,尽管心里不愿意,还是顺从地去了。这回还是第一次不听话了,也不跟家里商量,自作主张地从学校跑回来了。父母亲只觉得我不听话,但他们不知道,为了上学还是不上学,我已经考虑很久了。决心也不是容易下的。

父亲着急,说不上学你究竟想干啥?我说我想跟你学做生意。

我父亲就不是纯粹的农民,他头脑灵活,我家的收入来源,主要靠他经商。也不是什么大生意,就在自家院里开个碾米坊。村民送了稻子来,开了机器碾成米,收点儿加工费。一年干几个月,收入点儿补充家用。

从那年10月开始,我就跟着父亲在碾米坊干活。连续三个月,白天收村民送来的稻谷,晚上看机器碾米,直到凌晨4点多,才把头天收来的碾完。睡三四个小时,再起来收稻、碾米。也累,也困。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再苦再累也不说。我觉得这个比练武好。练武也苦,练不好还得挨揍。那个苦苦得没意义。我这个虽然也苦,但每天都能挣钱,这苦吃得就有意义。

也许我生来就是做生意的,当年读书不行,学武不喜,对机器却有很大的兴趣。那个碾米机子,父亲教一遍,我就能独立操作。机子出了故障,看着父亲修,自己就会了。时间久了,设备的脾气就摸清了,轴承坏了、筛子坏了、电有问题了,我都知道问题出在哪儿,都能把他修好喽。

碾米机子也不是一年四季都开,机子停了就做别的生意。从武校回来的第二年,见人家卖凉枕赚钱,我也跟着学,买来灯草席子裁成片儿,然后缝成枕头套,里面装上稻壳子,凉枕就成了。工艺不复杂,材料也容易得。做好用平车拉出去卖,跑周边的村镇,甚至跑到外县去卖。路途远,来回一趟得两三天,一年也能挣个几百成千块。那是1999年,几百块钱就算很多了。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其实,他不指望我能挣多少钱,他最担心的,是我该上学不上学,流到社会上学坏了。

卖了两个夏天的凉枕,我发现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这活儿谁都能做,谁都能做的生意就不能再做了。我就跟父亲商量,买了台榨油机,然后买黄豆榨油,四处推销大豆油。榨油剩下的豆粕,一般都作饲料了。我发现它还有很大的食用价值。因为榨油只是把大豆中的油提出来,剩下的豆粕里面还有蛋白质和多种氨基酸,这都是人体必需的东西。我就把豆粕加工成豆花、豆筋、豆皮,走乡窜村去卖。因为是碾米的同时插空开机榨油,所以产量也不大,一天也就几百斤。这也不是什么高科技,我家能干的,自然别人也能干,干的多了,销路就成了问题,所以,只干两年就停了。

2001年,咳!这一年我是最惨了,也可以说是我经受的最大考验。回想起来,遇到的是坏事儿,却也变成了好事儿,遭受打击的这一年,也成了我的转折点。但当时哪有什么转折点的概念,只觉得天跟塌了的一样。想不到以后会是个什么结局,又不能倒下,就在那儿硬撑着。

咋回事儿呢?那几年生意好点,想扩大生产,就在老庙河北新建了米厂,又添置了设备。新厂建成,就想转变经营方式,在来料加工的同时,自己买稻谷加工成米,觉得这样干能多挣钱。这账谁都会算,肯定能多挣钱。谁知碾成米后,销售成了问题。正在发愁,来了个昆明人,说要买60吨大米,还先付了4万元订金,说粮食装上火车再付全部货款。瞌睡了给个枕头,这多好,高兴啊!谁知等到粮食装上车,却找不着那个昆明人了。火车到时候就走,谁也挡不住,眼看着火车把60吨粮食拉走了。只这一单生意,我家就损失了8万多。谁知黄鼠狼单咬病鸭子,一家人还没缓过劲儿来,事儿又来了。先是我父亲去陕西卖米,跑了那么远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不仅没挣钱,反而又折了3万多。接着就是我去洛阳卖米,没想货到地头死,人家找各种理由压你的价。价太低,不甘心卖,就背着米口袋,几乎跑遍了洛阳所有的粮行,让人家看自己的米怎么怎么好,又跟人家说自己如何如何不容易。做生意哪个容易!各人都忙着挣钱,谁愿听你讲故事?粮食卖不出去,还有运粮的车,耽误一天就得付一天压车费。没别的招,只能按人家的价成交。这一趟洛阳,我又损失了1万多。

回来的时候,我把6万多货款装在女人用的那种高腰丝袜里,再把丝袜束在腰里。那时也没有动车高铁啥的,就是那种绿皮火车。临近春节了,车上人多,又没买上座位票,挤得我脚不着地。那时我还很瘦,跟萝卜条似的。腰里藏着钱,既怕挤掉了,又怕被贼偷了,谁多看我一眼,我的心都咚咚跳。又想想自己是抱着挣钱的希望来的,不仅没挣钱,还折了万把块,再想想前两回损失——加起来就是十几万了——心里不知是个啥滋味儿。更让我难过的,是这回生意砸在我手里。本来是想挣它一笔,让家里觉得我能行,可以撑起这个家,谁知竟是这样的结果。思前想后,眼泪就唰唰地流。回家见了父母,眼泪就更止不住了。买粮的钱,很多是借来的,得赶在春节前把钱还人家。还钱的时候又出事儿了,说你这钱是假的。怎么会是假的?人家就说,不信你去银行鉴定。去银行一鉴定,果真是假的!幸好假的只有2000多。那会儿,不仅是委屈、伤心、难过,还有愤怒!见了那个给假钱的家伙,能一脚踹死他!妈的,良心叫狗吃了!

这是我家最黑暗的一个春节,一家人都哭,骂那些没有良心的商人。

我父亲受不了了,说不干了。说不干就真的不干了。那咋办,一家人得活,还欠着债,不干了债咋还。我就说,我干!

我当时想,接着干呢,还有翻身的机会。要是不干,这个家就真的没有出头之日了。父亲是彻底倒下了,别说接着做生意,甚至活下去的劲头都没有了。我才17岁,我弟弟更小,我不干谁干?再说了,干才有希望啊,天不能总阴吧,只要出太阳,就一定能照到我的院子里。

第二年开始,生意逐渐有了起色。我父亲干的时候,主要是来料加工,收点加工费,刨去人工和电力成本,实际挣不下几个钱。我就逐渐调整为采购、加工、销售一条龙。效果还真好,利润达到原先的三倍以上。但也比以前更辛苦了。既要操心买稻谷,又要考虑加工,还得考虑卖米、卖副产品。更得小心防备的,是那些骗人家的货,给人家假钱的坏人。

三年以后,生意越来越好,我就发觉机器小了,我就更新设备,把日产量从30吨提高到60吨,又从60吨提高到100吨,然后就是300吨。到了2015年,又投资3000多万,上了3条现代化稻米加工生产线,加工能力增加到600吨。

现在,这一块的生意算是走上正轨了。但我现在考虑的不是生意如何做大,更多的是考虑如何做好了。你不能只考虑能赚多少钱,更要考虑你的经营对别人、对社会是有利还是有害。十几年前,生意被人坑了,现在想起来我还恨他。但咱不能学他,不能用以牙还牙的办法。如果你坑我,我坑他,都用这样的办法,那成啥了!最终还得坑到自己头上。靠坑蒙拐骗,生意你是做不长久的。做人要凭良心,做生意也要凭良心。尤其是做粮食生意,更要凭良心。粮食企业,其实就是良心企业!经营粮食就是经营良心!

我也知道啥能赚钱,但也不能啥赚钱就去干啥。陈化粮知道不?可能你也知道一点儿,但你不知道的更多!存放超过三年的粮食就叫陈化粮。国家有规定,陈化粮是绝对不能进入食品行业的。就是说,这种粮食是不能给人吃的。实际上呢,仍有一部分陈化粮进入了食品行业。我有个做饲料行业的朋友,他通过一定的渠道,6毛5一斤买陈化粮,没用来加工饲料,全加工后当好米卖了。就这个方法,一单生意他就赚了1400万。真金白银啊!我干这行19年了,1400万我得忙活好几年,他一周时间就搞定了。他6毛5一斤买陈化粮,你1块3一斤买好粮食,你怎么跟他竞争?

能学他吗?能昧着良心干这缺德生意?

咱自然干了这个,就得让人对咱的产品质量放心。首先得保证原料粮的质量。说实在话,原料粮的质量还真不好保证。我可以不套购陈化粮来充好粮,但采购来的稻谷质量我就很难把握。虽然有严格的检测手段,谁能保证百分之百?种植粮食的过程控制不严,农药、化肥的不当应用,使粮食品质下降,这就是我产品质量的风险所在。这几年我都在想,要保证我的大米出厂质量,必须把握住稻谷生产的源头。从品种选择,到种植过程的控制,都要做到心中有数。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建立自己的粮食生产基地。我之所以流转土地自己种粮食,就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2010年,我流转了1400亩地,2015年又流转1200亩,现在是2600亩。我流转土地,不单纯想靠种地来赚钱,我的目的是引导无公害种植。有些农民种粮,只考虑产量,不重视质量。这就需要引导,引导他们发展现代农业,种出适合人吃的粮食。咱一个老百姓,能有多大能耐,能管得了人家咋种地?咱只能先做好自己,让人家觉得搞无公害种植也有钱赚,然后跟着学。我就引进优良品种,采取无公害方式试种。成功后再推广给其他种粮大户,让他们和我一样搞无公害种植。他们收获的粮食卖给我,我稳定的原料来源也有了,质量也有了保证。要想保证粮食产品质量,必须从源头开始,必须把原料粮质量控制在自己手里。现在,近在安徽,远在东北,都有跟我合作的种粮基地。我成本价为他们提供种子,免费给他们提供技术指导,农药、化肥也由我统一采购,田间管理以及最后的收割,都统一由我来调度。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粮食质量,最终确保我加工生产的大米质量。现在,我们不是吃饱吃不饱的问题。而是吃得健康不健康的问题。这可不是个小事儿,这是关系国家、民族的大事情。

旁边会议室有人等茂盛,已经等很久了。他出去接待的时候,我跟覃宣委说:“没想到,当年只考十几、二十几分的初中肄业生,竟有这样的眼界与心胸!”

覃宣委也说:“别看他没有多少文化,读了十几二十年书的,也未必能干成他这样。”

茂盛回来了。我问他:“这些年来,你做工业,做现代农业,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他说:“无论你做什么,都有投入产出问题。你投入了良心,收获的也一定是良心!”

似乎没有什么要问的了,就去看他的农机库。果然有许多我没见过的农业机械。他一一介绍,说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这是哪生产的,那是哪生产的。

在稻田边的水泥路上,能看见稻田中立着一根根很高的柱子,柱上挑着个像灯笼一样的东西,茂盛说是荧光灭虫灯,用来杀虫的。这几天病虫害要起来,主要是稻飞虱,它吸食水稻茎秆中的汁,对水稻危害很大。但它有个特点,就是趋光性,这种荧光灭虫灯,就利用这个特点来诱杀它。有了这个灯,就不用施农药了。既节约农药成本,还保证了粮食的品质。

我说:“这灯得用电吧,咋没看到有电线?”

茂盛说用的是太阳能。果然每个灯上都有一个太阳能接收板。就这一个灭虫灯能管大约40亩。果然是个好东西。

有白鹭在稻田上空飞,有人背着蓝色药筒走在田埂上,还有人在田里弯腰拔草。田边渠水哗哗有声。一老人坐在渠边,旁边有三个塑料桶,一根细细的皮管子,一头插进桶里,另一头放在水中。问他在干啥。他说放药,调节土壤的药。说罢又低头看那根飘在水面的细皮管子。水急速流过,桶里的药流进水里,然后随水流进稻田。

老人指着眼前的稻田说:“这100亩是跟人家合作的。按照有机农业标准生产的。人家给技术指导,还给提供肥料。”说罢手一指,“你看这苗子好看不?前两天来看就不行,那几天田里有水,气温又高,脸盆里的水就跟烧开的样,这么热的天,你不放水,苗子就烫死了。现在好看多了吧。”

老人76岁,打生产队那会儿就种稻子。我夸他身体好,他笑笑,说:“我饭量好,一顿一两辣酒,还得一瓶啤酒,茄子豆角煨肉,一顿也得一大碗。我也没啥事儿,天天在这抽水、浇稻、放药,还得给他管理。钱也不多,一月200块钱。这种活青年人是不干的。我年纪大了,到城里打工人家也不要了。这个活也累不着我。”

水很清,也没异味儿,说是从大湖里引过来的,湖堤下有个涵洞,水从涵洞过来的。蓝色药桶上分别贴着标签:降解剂1号、降解剂2号。降解剂啥意思?老人说是降解农药残留的。

稻田那边,有处在建的工棚,说是茂盛农场的有机肥生产车间。茂盛说:“我们粮食种植使用有机肥。稻米加工执行‘国标Ⅰ’。现在,正申请国家有机稻米质量认证。追求稻米的高品质,是我努力在做的。我的目标,就是使我经营的‘良心’更纯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