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6月12日至20日，广州东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号，作为湘区中共党组织的代表，毛泽东出席了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局秘书，协助当时的中共中央局委员长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而立之年，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
得到孙中山肯定
这次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并努力扩大共产党的组织，为力求国共合作提供了指导方案。
中共三大后，中共中央机关暂留广州，也给毛泽东带来巨大收获——人脉的拓展。他接触到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和李大钊、陈独秀到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家商谈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还常去他的湖南老乡、时任广州大元帅府内政部长的谭延闿住处，并通过谭加强了对国民党的了解与联系。
1923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办公，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毛泽东一个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
9月16日，毛泽东回到湖南，随即开展筹建和发展湖南国民党组织的相关工作。在他的指导下，湖南成为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这时的毛泽东对国共合作的实现持有积极投入的心态，并用实践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不久后，他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吾党在此次国民党大会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当选一人……此同志必须政治头脑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会中纠正国民党旧的错误观念。”
因此，毛泽东再次离湘，前往参加即将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1月20日，在孙中山主持下，国共两党的精英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礼堂内，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他表现活跃，除了就组织国民政府、出版及宣传、设立研究会等问题发表意见外，还针对国民党内的右派观点申明自己的主张。
大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始终充满斗争。例如讨论国民党章程时，广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党中有党，要求写上国民党员不能加入其他政党的条文。这个提案显然是针对共产党员跨党、反对孙中山容共政策的。
李大钊率先驳斥方的谬论，诚恳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廖仲恺等人起而支持。在大会气氛有利于国共合作的情况下，毛泽东趁机发言：“主席！主席！三十九号发言，本席主张停止讨论，即付表决。”方瑞麟的提案就这样被否决了。
虽然只是助攻发言，但毛泽东在会上的活跃表现，引起了孙中山和一些国民党人士的赏识与注意。30日上午，在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时，孙中山亲自拟了一个候选人名单，交付大会表决，毛泽东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会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
上海执行部是国民党在广东根据地以外最重要的机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
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也设在上海，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局秘书身份，起草并与陈独秀联合签署了一系列文件，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坚持国共合作，反对右倾。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本身充满着矛盾与斗争，许多工作无法正常开展。后来毛泽东也因积劳成疾，在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五卅运动席卷全国，把大革命推向高潮。但此时，国民党内左派和右派也进一步分化——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暗杀，逐步形成以蒋介石、戴季陶、胡汉民为代表的新右派，国共合作的关系更复杂了。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于9月从湖南前往广州。这时，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
毛泽东到任后，纠正了此前宣传工作无计划、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
他采取了两条措施：
一是通过报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要点，要求他们定期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原来只管辖广东一省的范围，同其他省市国民党部宣传部门没有联系。等到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12个。
二是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主持全面整顿国民党报刊宣传系统工作，创办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
在他的主持下，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很快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但是背后并非一帆风顺。
全部被迫辞职
在毛泽东刚刚主持宣传部工作之际，国民党内部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1925年11月，林森、邹鲁、叶楚伧等少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在北京西山孙中山灵前非法召开自称是国民党第一届第四次中央执监委员会议。
他们公开提出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解除谭平山、李大钊、毛泽东等国民党党内职务、停止职权等，史称“西山会议派”。他们还在一些地方设立“国民党分部”，大造反苏、反共，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舆论。
一个新的尖锐问题摆在了共产党人的面前：为了维护国共合作的大局，对国民党内新老右派变本加厉的分裂活动，应该采取什么态度？
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编印的《革命》第四期上，发表了国共合作以来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此作出了回答。
他说，首先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并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乃是我们的敌人，一切小资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乃是我们的朋友。
面对反革命的宣传，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名义创办了《政治周报》，在为该刊撰写的《<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我们现在不能再放任了。我们要开始向他们反攻。”怎样进行反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
毛泽东还多次发表杂文，揭露和抨击广东军阀、政客和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宣传。
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毛泽东以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的身份出席。
会上，毛泽东作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参与起草《宣传决议案》《宣传报告决议案》和《党报决议案》。同时，他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并继续代理宣传部长。他调进萧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产党员，让国民党宣传部“人才济济，一时有人才内阁之称”，“实际上宣传部的工作都是共产党做的”。
毛泽东这份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工作，一直干到1926年5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限制共产党、由新右派独揽国民党党权的《整理党务案》。此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迫辞职。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2.04.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12.
图片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文/编：宋莹
网编：宋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