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湖南陈先枢 ，作者陈先枢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沙大学文化研究所教授陈先枢与您一起寻访历史和记忆中的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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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湖南的水灾与救灾

湖南历来为多灾之地，其中水灾、旱灾较多，危害较大。l915年以后，战争频繁，灾害为祸也更多更烈。据地方志和报纸杂志对1915—1926年全省75县水旱两灾的记载可知：1915年全省共受灾52县次，1916年35县次，1917年43县次，1918年29县次，1919年为24县次，1920年50 县次，1921年87县次，1922年72县次，1924年为73(也有说是83县次)县次，1925年77县次，1926年68县次。其中水灾以1918年、l922年最为严重，旱灾以1921年、l925年最为严重。南京政府的十年（1927—1937），湖南水灾以1931年、1935年最为严重。

1935年夏，霪雨弥月，湘、资、沅、澧同时水涨，滨湖各县均遭水患。田禾庐宇，概付东流；城垣倒塌，堤垸溃决；人民伤亡惨重，被灾人口达数万，比l931年水灾还要严重。后又遇秋汛，晚稻、杂粮、棉花等皆无收获。受灾县份达52县之多，受灾程度为民国时期之最。

1946年春，内战一触即发，国民政府在湖南省境内集结了26万军队。加之1945年湖南大旱，存粮锐减，又有11万日本战俘滞留湖南，等待遣送。为了供给这数十万人的食粮，国民政府火急摊派军粮l60万石。各地粮商乘机囤积，半月之间粮价上涨l—2倍，价格最低的长沙也涨至每石5万元。到1946年4—7月，饥荒遍及全省。饥民们始则挖草根、剥树皮为食，继以“观音土”充饥。截至8月，湖南饥荒祸及400万人，仅衡阳地区就饿死9万余人。长沙虽非重灾区，但也饱尝了饥荒之苦。对于大饥荒的成因，当时上海《申报》分析得十分透澈：“湘灾之成，政治的不健全，当为一大原因。由于战时交通的不便，运输工具非普通商人所控制，于是权势在手的人。也就往往成了粮食商。湖南的食粮，以营利为目的，被竭泽搜括，运往他省，造成今日的灾情。何况通货的膨胀，税捐的苛繁，更不能不令农村由破产而终陷毁灭。所以湘灾之成，除了战争的原因，还有着政治病与经济病。”

灾之后即为荒，灾害可能无法避免，灾荒却是一定要救治的。救治灾荒是一项非常浩大而艰难的工程，一直以来，备荒和赈济互为补充，同为政府的主要救灾手段。备荒莫如裕仓储，而赈济之策主要依赖政府的蠲免和赈恤；其次则为民间诸多善人创设的各种善举，如临时粥厂、义仓平粜，或进行急赈、冬春赈等。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间义赈异军突起，曾一度取代官赈成为荒政主力，并全面推动湖南赈务由传统向近代嬗变。随着社会的发展，形成了官赈、义赈并驾齐驱，其他慈善机构和个人对其进行有益补充的多层次、全方位的灾害赈济格局。整的来说，政府对赈灾还是比较重视的。这方面存档甚多，下面仅就1931、1932两年水灾善后加以说明。

1931年12月24日，水灾善后委员会在长沙中山纪念堂召开成立大会，大会议决推熊秉老（希龄）任水灾善后委员会委员长，即日去电敦促熊秉老就职。与会者可谓人才济济，委员有何键、赵守钰、曹伯闻、张开琏、陈长簇、彭兆璜、谭常恺、胡子靖、郑家倜、胡翼如、鲁兆庆、周安汉、芦庆、邱维震、成希文、黄根石、曾浴云、陈斌生、粟戡时、刘策成、方克刚、任祖黎、张定、黄贞元、皮宗让、史镒、傅南轩、罗先闿、韦兰生、王先焕、周培钧、赵恒、萧莱生等33人，主席彭兆璜。会议首由主席彭兆璜报告。报告谓：“熊希龄委员长虽未莅临，但是我们相信熊秉老系主办赈务的大慈善家，桑梓关情，决不会谦让的。又幸赵守钰、何键两副委员长已欣然莅临就职，很值得我们热烈欢迎，相信将来赈务，当大有可观。”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著名慈善家，民国初曾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1920年举办香山慈幼院，l921年任湖南华洋义赈会会长，l928年任全国赈务委员会委员、中华红十字会会长。

1935年，由于灾情紧急且严重，赈务会及水灾善后委员会对灾民的赈济跟不上，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7月灰电指示的九项救济水灾办法大纲，湖南省政府即于是年7月15日，约集国民党省党部及各赈务机关举行联席会议，商议在湖南省政府内设立湖南省水灾救济总会，办理是年全省水灾救济，赈务会、水灾善后委员会、华洋义赈会湖南分会等机构辅助本次水灾赈济。总会以程潜、熊希龄、赵恒惕等l99人为委员，何键、曹伯闻、彭国钧、张开琏、余籍传为常务委员，并推何键为主席委员，综理本会一切事务。并设秘书1人处理日常事务。总会委员无给薪，下属各主任、股长、干事及其他职员等，概由省政府秘书处、民政厅、省赈务会及水灾善后委员会调用，一律不另支薪。总会成立后即令被灾各县成立水灾救济分会，设常务委员3—5人，县长为当然常委员兼主席，综理分会一切事务。

作者丨陈先枢

原标题：《民国时期湖南的水灾与救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