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夏边缘》是著名学者王明珂讨论中华民族族群认同与历史发展的重磅研究，为回答“什么是中国人”提供了全新路径。王明珂认为，“当我们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时，事实上是它的‘边缘’让它看起来像个圆形。”他视“华夏”为长程历史中的人类生态，而“华夏边缘”不仅是时间上的边缘、地理上的边缘，也是认同上的边缘。

在资源竞争与分配的现实考虑下，华夏如何凝聚成一个人群？在华夏边缘的扩张中，非华夏如何成为华夏(如发生在华夏边缘的“汉化”)？华夏的边缘确立后，华夏如何维持此边缘?当现实利益环境发生变化时，华夏如何成为非华夏(如近代部分边缘汉族之“少数民族化”)？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借社会群体的历史记忆与失忆来说明。利用历史记忆来凝聚人群，并非始于春秋战国，也非只发生在华夏形成之中。事实上，这可能是人类之所以异于其他物类的关键所在。在第二章中我曾说明，人类社会中最基本的人群单位便是母亲与她的亲生子女。在中文情境中，我们以“同胞手足”代表家庭中的兄弟姊妹，也以此代表民族成员。这说明当人类社会结群由“母亲与她的亲生子女”扩大至“族群”时，人们仍然以模拟同胞手足之情的“起源”来强调族群或民族情感与凝聚。族群与许多人类社会结群，都强调这种想象的共同血缘“起源”来凝聚成员，这便是族群认同“根基性”的由来。

华夏的形成亦如此。首先在春秋战国时，华夏各国的上层家族都述说、记录祖先的起源故事，如此形成纷杂的古帝王、英雄传说。在各家族与地域人群的竞争与融合中，这些古帝王、英雄传说 逐渐彼此串联起来;譬如，传说中的古帝王帝喾成为商人与周人的共同祖先。如此，逐渐产生了一个树状的华夏祖先源流体系。各地方的华夏贵族，都将自己的祖先如枝叶般地依附在此华夏源流树上。这棵华夏源流树有主干与大小分枝的差别;同样的，华夏各人群间也有贵贱高下不等的地位。到了汉代，黄帝成了所有华夏的共同始祖，这就是这个华夏源流树的“根”，此后华夏多以黄帝子孙记忆来彼此认同。

春秋时期江苏南部吴国王室的华夏化，告诉我们华夏边缘人群如何以假借华夏祖先记忆来成为华夏(见第九章)。在许多华夏认同的边缘地带，如汉代的蜀郡与会稽，人们更借着强化“舜东夷 之人也”“禹兴于西羌”等历史记忆，来使得整个地区人群摆脱华夏边缘地位。到了汉代，以历史记忆凝聚的华夏，其边缘已大致 确定。这时华夏心目中边缘非华夏的蛮夷性(异质性)，也因华夏 对他们不同的历史记忆而有等差(见第十一章)。譬如在华夏心目中，祖先曾受箕子教化的朝鲜人，比起三苗后代的西羌便要文明得多。对异族不同的历史记忆，也表达了华夏心目中宽严不等的族群边界。华夏对朝鲜人开放其族群边界，希望其成为华夏，但对于西羌，则此方华夏边缘之族群界线便相对严格。无论如何，由于历史上朝鲜半岛上的邦国贵族一直保持或创造其自身的祖先历史记忆，因此一直将自己维持在华夏之外。凝聚华夏的是集体历史记忆，由此产生的族群感情模拟同胞手足之情;这是族群认同根基性、情感的一面。在另一方面，如前所言，族群认同的产生与维持都在某种资源竞争与分配情境中。资源环境变迁造成认同变迁，也借着人们集体遗忘、修正或重建历史记忆来调整可视为“手足同胞”的人群范围;这是族群认同工具性的一面。以此看来，人类的族群认同还是“自利”的。族群认同的工具性、现实性是其最基本的本质;由共同历史记忆产生根基性情感，仍只是现实利益下凝聚人群的工具。

但是，这只是以社会群体而言;社会群体的认同是自利的，或受一群自利的优势群体所掌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虽由许多个人 组成，但个人的认同抉择却不一定符合社会潮流，或甚至违背个人利益。为了族群情感，许多人可以为本族群牺牲。在改朝换代之后，许多人改变了他们的认同，有些人却成为不合时宜的“前朝遗 老”。也就是说，我们经常无法以“自利”或工具论的观点来解释 个人的认同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族群感情模拟根基性的同胞手足之情。因此便如个人可以为他的兄弟姊妹牺牲，在根基化的情感下个人常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度外以维护群体利益。也就如个人在同胞亲情中寻求慰藉一样;当经历巨大社会变迁的挫折与彷徨无依时，个人常在族群感情中找到归依。

著者：王明珂

出版时间：2020.6

出版社：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