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妮尔·格姆斯

译|吴万伟，译者授权发布

在封锁限制措施施行的前一天，我到女儿所在的学校讲授哲学。有若干老师缺席了，要么因为他们可能感染了病毒，要么因为与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很多学生也缺席了。老师们在忙于复制工作记录表，试图搞清楚接下来几周或几个月要做的工作。我的加入等于添加了一双手，让完成任务变得更容易些，因而觉得自己还有点儿用途。从幼儿园小班（英国学校为4至5岁儿童开设的) 预备班到六岁的大班，每个班依次来到我的身边。我们围成一个圈，在地上坐着说话。其中一项练习是讲椅子和外星人的故事，有个外星人来到我们地球上，他拿起椅子戴在头上（这个点子借自彼得·沃利（Peter Worley）的《如果机器：课堂里的哲学探索》2010）。它是椅子还是椅子被当作帽子？大班里一个六岁的孩子告诉我，螺旋弹簧玩具机灵鬼（Slinkys）本来被设计为工厂的弹簧，但仍然可作为玩具，因为你能拿着玩。一个3岁的小孩告诉我，她能坐在姐姐身上，但这并不能把姐姐变成椅子。他们嘀嘀咕咕地交流想法而且笑出声来。第二天，我们都呆在家里不出门了。

笛卡尔（Descartes）的《第一哲学沉思录》就是从放弃社交回归书斋开始的。沉思者将自己隔离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温暖房间里，这样他可以适当地考察自己的信念，辨认出那些可构成其哲学的坚实基础。在那里他呆了六天，没有出去锻炼、购物、或医疗健康需要的旅行。他在那里思考自己有关上帝和自然的信念，并逐渐认识到他思考存在的本质。笛卡尔的哲学就开始于隔离中，开始于社交隔离。

女权主义批评家已经降落在隔离幻觉这个起点上，相信心灵优越于身体的特权，并坚持认为知识能够完全依靠自己来获得。据说，这些都是某种将旨在得出的结论容纳进起点的心态的表现。但是，有人必须去购物，有人必须点燃火炉。哲学家玛丽·米奇利（Mary Midgley）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为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写过一篇文章，其抱怨更具体：她说，笛卡尔的问题在于他是个没有孩子的单身汉。只有没有家庭拖累的人才会想到隔离是哲学探索的起点。她的文章被退稿了，该编辑指责此稿“让琐屑的无关紧要的不相干家务事闯入了思想生活”。

此刻，我们这些和孩子们一起呆在家里的人不可能避免“让琐屑的无关紧要的不相干家务事闯入了思想生活”。女儿在卧室外面的一声尖叫“这不公平”就突然打断了我与同事就康德的某些细腻观点的讨论。我带回家里准备看的几本书也因为孩子们要求玩积木弹珠轨道和乐高滚珠游戏也一直搁置一旁。我尝试读书和写作，却屡屡因为做饭 、解决纠纷和孩子们看电视的声音给搅黄了。如果还有家人陪在你身边，就算你从世界上退回家中，也并不是真的隔离。

哲学家玛丽·米奇利认为，对哲学来说，没有家人陪伴的哲学思考是个问题，如果有小家伙不停地向你提出要求，如果你与现实的密切接触把你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话，你是不可能写出流传千古的笛卡尔哲学观点来的。她在被拒稿的文章“戒指与书籍”（现在可以阅读 www.womeninparenthesis.co.uk）中写到，“对于任何一个和他家庭成员密切生活在一起的人，可以说”我思“(cogito)就成了”我们思“(cogitamus)，他们的意识将一点点成为自己的意识。”她曾在其他地方说过，当人们在谈及人和动物的区别的时候，有孩子是特别宝贵之事。或许她的意思是，孩子提醒你意识到我们的思想智慧探索就应该像散步和使用餐具那样多。米奇利的反思将孩子呈现为地毯上隆起一个包，揭示出宏大的哲学视野的根本性缺陷。

有一种方法让家人闯入哲学理论思辩中，作为哲学家做出的粗糙划分的相反例子，但是，这后来证明是非常有限的闯入。我们有关孩子们的想法常常涉及到妥协，如果孩子们横跨我们的若干二元论，我们并不感到吃惊 。他们有时候会被追究责任，有时候则会被竭力迎合讨好，但是，并不说明我们无法划出界限来区分哪些应该被问责哪些应该被迎合，它只是显示边界有些模糊不清，孩子们就是居住在边界附近。孩子们把我们的故事弄得复杂了，但这并不表明故事错了，它只是显示故事需要有补充新内容。

更有趣的是以孩子为开端的哲学，不是阈限的关心而是本身作为哲学探索的对象。不过，我们很难知道这看起来如何。它深藏于我们通常的思维深处，孩子们代表了延续一生的发展过程的临时性阶段，其天然终点是拥有理性的、成熟的成年人。这诱惑我们在考虑孩子们的利益时，仅仅从这些利益如何在充分正常运转的成年人的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角度来理解。我们认为成年生活阶段是孩子阶段的尽头，教育的作用是让孩子配备有作为成年人那样生活所具有的技能和知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有些在家中教育孩子的人如此迫切地渴望拥有拼读教学法和数学应用程序app，希望孩子们为将来要面对的东西做好准备。拒绝这种思维方式会如何呢？它将迫使我们看重儿童阶段本身的重要性，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通向某个更重要阶段的过渡，儿童阶段本身也很重要。这将是家庭内部事务的闯入呈现出悬挂于吊车供拆除建筑物用的破碎球的形式 ，不是让哲学理论变得更复杂，而是彻底砸碎它，迫使人们在其他地方再建造一个出来。

虽然如此，这种更极端的闯入在其方式上也很有限，因为它强迫我们仅仅改变哲学观点的内容。这是米奇利的观点：她声称，如果从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而不是独身生活者看来是明显真理的角度看，笛卡尔的观点需要修改。就笛卡尔说的内容而言，这样说没错，但是这并不影响正是他的与社会隔离才让他说出这些话的这个事实。波希米亚的伊丽莎白公主在两人之间的通讯中向笛卡尔指出：“我现在的生活不允许我有足够多可支配的时间按照你的法则去习得沉思冥想的习惯。”“我绝对不能放弃的家族利益和我无法逃避的交谈和娱乐活动”阻止她找到《沉思录》中建议的获得哲学见解所需要的冥想时间和空间。

正如笛卡尔所说，社交隔离已经给了我做哲学所需要的大块儿时间。教学课程已经被取消或转移到网上教学；生日聚会被取消，如果我肩膀上裹一条毯子，空荡荡的卧室也足够温暖。但是，如果你被一群人围绕着，他们要求你花费时间和注意力去关注他们，那么，严谨的思考就很困难，非常困难。在回答伊丽莎白公主的信中，笛卡尔修改了他的要求，告诉她只需要每天花几个小时在“占据想象力的想法”上即可。这或许更容易一些，但仍然没有国家批准的在公园里散步那样方便。

这里的问题比米奇利设想的情况要求更高。它暗示，虽然我们能够进行儿童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不能和孩子们一起进行研究，因为与孩子们呆在一起和严肃的智力活动所需要的认真关注格格不入。孩子们的确很少成为哲学关注的对象，但即使这种情况发生改变，即使情况变得更好些，它也只是允许家人成为哲学思考的内容，而不是让家人成为哲学研究方法的组成部分。和孩子们在一起的哲学似乎是学校运动会的日子或者小孩子被困在家里时穿戴新衣服过家家结婚，活动本身很天真，甚至很开心，但从根本上说，这不过是一种模仿，它只有在成熟的完全正常的成年生活中才有意义。

那么，在等着学校因疫情临时关门时，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做的是什么呢？我们当然是在玩耍，在做有关想法、故事和词语的游戏。如果严肃的智力活动要求关注和投入，那么我们就不是在思考。因为我们太容易分心了，太容易被各自的世界所吸引。但是，正如汤匙盛蛋赛跑与800米竞赛不是没有联系的一样，我们的玩耍与笛卡尔进行的沉思默想并不是没有任何联系的。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我们都不应该想着成年人的活动是某种完美的东西，若孩子们参与的话肯定给搞砸了。但是，我们也不应该认为孩子们过家家假装结婚只是对成年人活动的模仿。和孩子们一起谈论哲学是一种活动，但它能够转变成为严谨的反思，不是变得更完美，而是像春夏交替那样产生某些不同的东西，但这并不会因此就少了任何价值。

创意游戏什么时候变成智力工作？笛卡尔的《沉思录》就是自我清醒意识到的沉思默想，正如1611年的科特格雷夫（ Cotgrave）法语－英语辞典的解释那样“深刻考虑、仔细考察、辛苦探索或者心中设想各种事情”。正如精神上的沉思冥想涉及到旨在重新定位自己的注意力，将其从自我转向上帝的一系列反思性练习一样，笛卡尔的哲学沉思也涉及到旨在重新定位自己的注意力，将其从感觉转向心灵、世界和上帝的真正本质等一系列哲学练习。这些练习旨在引领我们天生的思考才能进入某个渠道，反复灌输形成关注习惯。这是很困难的和相当耗费时间的，而且也非常乏味。这当然是其要点，因为只有通过缓慢前进，才能引导心灵逐渐从自身转移到上帝或真理上面去。

自我隔离期间，孩子们常常会感到无聊，连我们自己有时也会觉得无聊。我们思念朋友，想回到酒吧快乐，想与朋友们聊天、接触、一起快活。我们现在像往常一样知道，无聊绝不是这次疫情中我们能经历的最糟糕之事。笛卡尔提醒我们认识到，无聊其实是一种特权。无聊让心灵能自由游荡，停留在某个想法上的时间比从前更多，开启了通向养成关注习惯的一条道路。正是笛卡尔集中精力思考带领他走向上帝，并通过上帝走出孤立隔绝状态再重新回到世界。我们的回归或许不是这么大的胜利，世界的迂回轮廓让人们在担忧、愤怒和困惑中缓慢推进，但是，当我们在等待它到来的过程中，无聊仍然存在。这就是和家人一起被居家隔离给了我们哲学研究的一种机会。依靠这种思考，我们可以从深度的无聊中走出来。

作者简介：安妮尔·格姆斯（Anil Gomes），牛津大学三一学院哲学导师和研究员。

译自：The privilege of boredom by Anil Gomes

https://www.the-tls.co.uk/articles/privilege-boredom-philosophy-isolation-anil-gomes/

原标题：《无聊是一种特权——哲学产生于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