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之外，我们邀请艺术家龙荻为《汉密尔顿》写了一篇剧评，分析这部以历史为蓝本的音乐剧如何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剧中唱“谁生/谁死/谁讲述你的故事”，这是艺术表达，也是历史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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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曼努尔·米兰达的脑海中有一个他现在要做的事情的备选时间表。这位40岁的导演最近本该完成他的导演处女作的拍摄，网飞改编的百老汇音乐剧《倒数时刻》（Tick, Tick... Boom!），但仅拍摄了10天就被迫停工了。他说，现在他应该调整一下。
取而代之的是他在家通过Zoom与英国《GQ》对话，谈论今年上映的《汉密尔顿》电影版，并且道歉说他屏幕上显示的名字并非“林-曼努尔·米兰达”而是“林-塞巴斯蒂安的爸爸”，是因为系统“默认为我开了一个学校的家长会”。
对于那些错过了过去十年中最重要的文化时刻之一的人来说，《汉密尔顿》是一部轰动一时的百老汇音乐剧。它凭一己之力让百老汇音乐剧变得很酷。该剧由米兰达编剧兼主演，通过说唱的方式讲述开国元勋的故事，尤其是勇敢的新贵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该剧获得了创纪录的16项托尼奖提名，赢得了其中的11项外加一个普利策奖，并使米兰达一举成名。他继续在好莱坞扮演主角——他在2018年迪士尼重拍的《欢乐满人间》（Mary Poppins Returns ）中饰演扫烟囱的杰克——连同他的音乐剧处女作《身在高地》（In The Heights），将于明年被改编成电影。
现在，《汉密尔顿》将会出现在我们的电脑屏幕上。Disney+在米兰达最后两场演出中录制了这段视频，并在疫情期间匆忙赶制出来。米兰达说：“当我们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任何剧院演出时，我们就会转而说：‘哦，这实际上是一个机会，让人们在没有剧院的情况下意识到剧院的力量。’”
GQ: 先说重要的事情，你好吗？在我们现下生活的这个新世界里，你是如何应对被隔离在家的?
林-曼努尔·米兰达：我很好。我想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弄明白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了。那时我正在拍摄电影《倒数时刻》，正在完成我的导演处女作。当电话打来时，我们拍摄了10天的内容——其实当网飞停止他们所有制作的时候，我们已经在片场保持了社交距离。所以这是无所事事的一个月，你知道，在那个大体量的一个工作计划暂停之后，我只是想弄清楚新的现实以及我儿子的幼儿园如今怎样了。直到最近我才重新开始了创作生活，重新开始写作，因为你的日子跟世界是什么样子是息息相关的。我有一个5岁的孩子和一个2岁的孩子，所以我自己的时间是从他们早上6点起床结束，直到晚上9点睡觉才会重新开始。
GQ: 然后你又能开始一些创造性的工作了吗？
林-曼努尔·米兰达：嗯，在备选时间表里——我觉得我们都有备选时间表以及对我们这一年的规划……在之前的时间表里，我拍摄《倒数时刻》一直到四月底，然后进行后期制作。我还有一些其他的写作项目，原本它们被安排在之后进行。所以当我知道拍摄不会很快重启之后，我就开始认真地搞这些事情了。
GQ: 《汉密尔顿》将会在Disney+上线，并且比计划提前了一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兴奋。跟我们说说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
林-曼努尔·米兰达：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即使这是一个外百老汇音乐剧（off Broadway），也是一票难求。我们认识到，抓住这个剧在剧院里的感觉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就在主创们将要陆续离开的那周之前拍摄了三天。到了那个周五我们都走了。所以这可能是电影史上最好的排练阵容——我们在表演，我们已经花了一年时间在做的事情。当疫情开始时，我们已经有了大约75%的内容——原版素材，经过粗剪，可以卖给迪斯尼并跟他们展开合作。我们没有做最终剪辑。我们没有混音，这在音乐剧中很重要。但当我们意识到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有剧院开放的时候，我们都开始转变思路，说：“哦，这实际上是一个机会，让人们在没有剧院开放的时候意识到剧场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开始编辑，然后就像赛跑一样。我们大概在两周前完成了最后的剪辑。
GQ: 你对百老汇的未来总体上有什么看法？你对经济会反弹持乐观态度吗？
林-曼努尔·米兰达：我很乐观。但我对任何时间线都不乐观。我不知道疫情过后剧场会变成什么样子，尤其是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封城期间我一直在看的一本书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写的莎士比亚传记《俗世威尔》（Will In The World）。我读这本书是因为我想知道，当瘟疫将人们困在家中时，莎士比亚做了什么？有一种论调是：“他写了《李尔王》，你他妈的在干什么？”这并不完全准确。他确实写了一些十四行诗。那些很不错。但这是，你知道，那种不确定性。当我们在人群聚集的地方发出声音，它是真实的。老实说，让我感到鼓舞的是，鉴于目前还没有节目，实际上是时候来解决一些我们需要讨论的剧场系统问题了。
如何为《汉密尔顿》赢得像舞台上的演员一样多样化的观众？我们在讨论，此时此刻只为我们自己——这个时候还在进行着美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讨论——讨论如何让幕后看起来更像台前；讨论如何解决戏剧行业中发生在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身上的不平等。幕后和高层仍然是白人为主，所以我认为人们回到家中，有很多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再没有借口说自己正忙着当季的演出。所以我只能代表《汉密尔顿》团队发言，但我们希望，当我们回归之时，能回到一个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的世界，我们要进行不屈不挠的对话。
第三届美国副总统阿伦·伯尔（Aaron Burr）
GQ：你和《汉密尔顿》团队应该是"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的天然伙伴。但你确实因为没有及时发表意见而受到了一些批评，那只是疏忽吗？
林-曼努尔·米兰达：是的，当然。我称之为道德上的失败。你知道，我是他们的支持者。自2015年以来，我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关于“黑人的命也是命”的内容。我记得我们第一次排练《My Shot》（《汉密尔顿》剧中曲）的时候，听到谋杀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的警察被判无罪，房间里的氛围是多么沉重，我们都流泪了。但出于某种原因，道德盲点并没有让《汉密尔顿》及其社交渠道跟他们早一些站在一起。所以我想在这一方面我们正在弥补。你说得没错，我们应该是天然的伙伴。我们是一个由黑色皮肤和棕色皮肤的演员组成的团队，每晚都在舞台上思考我们国家的起源。
GQ：正如你所说，这部电影的目的是把在剧院里观看《汉密尔顿》的体验带到银幕上。你们讨论过要把它拍成电影吗？
林-曼努尔·米兰达：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多。老实说，我觉得我好像黑了这个系统，因为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很棒的电影版本的现场体验，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很感激，我花了六年时间写的东西得到了广泛的影响力。改编电影的行为就是一个表演转化的行为——你把它变成了一个三幕的事情。它有不同程度的成功。《身在高地》这个剧我弄了10年。我认为朱浩伟（Jon Chu）做得非常出色。但这不是剧目。这是一个电影。这是一部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大电影。但这是一种转换行为。如果说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电影改编的成败取决于导演的激情。朱浩伟有着那样的激情，罗伯·马歇尔（Rob Marshall）对《芝加哥》也有着那样的激情。而电影版的《汉密尔顿》也需要这种激情。
GQ：我一直记得，你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主持《周六夜现场》时，在走廊里对着特朗普的照片唱了一首《永远不会成为总统》(Never gonna be president)，当时这首歌很搞笑，但现在却很难看到。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林-曼努尔·米兰达：录节目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听了《走进好莱坞》（Access Hollywood）的录音带。我觉得我们从未从总统候选人那里听到过如此粗俗的言论。而事实上，那也没有成为他职业生涯的终结，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不管这意味着什么，都不是好事。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却仍然有数百万人说：“这就是我们要的人。”
GQ：你对即将到来的大选有什么看法？
林-曼努尔·米兰达：我觉得……我不知道。和其他人一样，我也不确定。我认为人们肯定蓄势待发。我觉得你在街头和还有世界上其他地方看到的很多状况，都是这个国家在大声地说：“这个人不代表我们说话”以及“我们投票制度的完整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这是我的一大担忧。但我毫不怀疑，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不相信这位总统能为他们代言。在投票亭或邮件和投票情况中，我们可能会自我发现。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底线。那家伙的行为没有底线。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话。我感到很振奋的是，绝大多数的抗议活动是强有力并且和平的，比如戴着口罩，人们分发洗手液……我就在我的社区看到了和平的抗议活动。除非我们真的拆除掉建立它们的系统，否则这一切都不会改变。你知道，它必须有后续——口号必须紧跟有意义的改变。当看到明尼阿波里斯市打算重新分配警察资金给社区时，我很受鼓舞。当我看到有所行动时，我受到鼓舞。社交媒体上发言很容易，但要消除这些不平等就难多了。
林-曼努尔·米兰达（笑）：每当我的社交媒体上出现这个内容时，人们就会说：“林-曼努尔·米兰达客串!“我说：“伙计们，这不是客串！那是我的第一次电视演出。”当时我在做代课工作。我那时很青涩，你可以看到我在往下看我需要停在哪里的标记，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过标记。
坦率地说，我记忆力的大部分都是詹姆斯·甘多菲尼（James Gandolfini）的善良。在他漫长的一天拍摄结束之前，我是最后的镜头之一。我们先拍了他的部分。他本来是在自己的部分完成之后就可以回家的，但是他留了下来——我觉得是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波多黎各年轻人在自己的第一次电视镜头里的紧张——和我面对面，尽管他并没有出现在画面里。即使是这么多年以后，我还是很感激他的好意，因为，我甚至都不在演员名单上——我有别的工作。
GQ：这让我想知道你早期试镜是什么样的。扮演一个侍者，对你来说这是一个相当老套的角色。你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吗？
林-曼努尔·米兰达：是的！这也是《身在高地》的由来。我不想演侍者，也不想演黑帮成员。我想我比大多数人都更早想到没有人会写我梦想中的角色。我喜欢音乐剧，而我们只有《西区故事》（West Side Story）。那是一个美丽的剧，但也是一个过时的剧。
我只是想写一些我们既不演侍者也不演看门人的角色。所以我在剧院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努力写那些缺失的东西。所以即使在我写《汉密尔顿》的时候，我对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们也一无所知。吸引我的是，这是一个移民的故事。汉密尔顿是一个来自加勒比海的人，他必须付出三倍的努力才能得到一半的收获，我本能地理解这种叙事，因为这也是我父亲的经历，也是我居住的社区中许多邻居的经历。就是这些吸引了我，然后我不得不学习其他的内容。我认为我的写作生涯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戏剧中很少有拉美裔的代表。
GQ：你开创了局面。我想知道你现在在写什么？
林-曼努尔·米兰达：我为迪斯尼动画的一个新项目创作。我不能告诉你们太多，只能说我在写新歌，我想让孩子们有一种失重的感觉。现在我也有小孩，他们喜欢动画电影和音乐剧，我也正在为他们创作。就好像，我对那个内心里的小孩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形象概念，但是他在早上5点叫醒我：“请叫我真人版阿拉丁。”
GQ：我想每个人都想知道你是否在弄另一个舞台剧。有什么想法吗？
林-曼努尔·米兰达：是的，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这很奇怪，我把事情搞得有点混乱，因为《汉密尔顿》就像是在公众场合出生的小孩，对吧？就像，我不知道奥巴马夫妇会打电话问：“你对美国有什么想法吗？你能在这个舞台上将它表演出来吗？”但我做到了。那是我写过的最公开的作品，就好像我在2009年向大家展示了B超图片，直到2015年才完成。所以我不能再那样写了，因为现在对我的审视要多得多。你知道，消除冲动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说出来。我正在写一些新东西，我认为这些东西在剧院里会有很好的表现，而且我有时间去做。
GQ：好了，在不要求你泄露内容的前提下，我了解下你已经完成了多少了吗？
林-曼努尔·米兰达：我正在写前三到四首歌，一旦我弄清楚它的真正意义，我会重新写过。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但如果你在某一点足够幸运，它才会告诉你它是关于什么。然后你会说：“哦，该死，我以为我写这个是为了那个缘故，但我其实是为了这个缘故。”所以我现在正在写最开始的源自冲动的歌，然后它会告诉我我做了多少。
成功之路
2008年，林-曼努尔·米兰达在书店偶然看到一本600多页的汉密尔顿传记，一时兴起买下。那时他刚刚结束上一出获得托尼奖的戏《身在高地》的工作，开始构思下一出戏。
去新墨西哥度假的时候, 他带上了这本书，看了书前面部分后，他发现汉密尔顿的人生很适合用嘻哈唱出。于是他找到这本传记的作者、著名的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 (Ron Chernow)，邀请他当这部音乐剧的历史顾问。在林-曼努尔唱他写的第一首歌之前，历史学家满腹狐疑，因为用嘻哈唱一个国父的生平实在让人难以想象。大家的思维定式是应该用严肃的方式来演绎国父生平。然而，林-曼努尔打着响指唱完了这支歌以后，罗恩·切尔诺被说服了。
表演结束，刚刚宣誓就任总统不到两个月的奥巴马和全场观众站起来为他鼓掌。
白宫演出七年之后，《汉密尔顿》从2009年的一首歌变成了有46首歌、公演时间近两个半小时的嘻哈音乐剧。这出戏在百老汇场场爆满、一票难求，奥巴马全家都成了这部戏的忠实粉丝。制作团队和投资者每个月创收六十万美元。
2016年3月，林-曼努尔带着主创再次来到白宫，为奥巴马夫妇和一众学生观众表演。仍然是在七年前的房间，墙上挂着华盛顿夫妇的肖像。
2016年6月，这部讲述历史的嘻哈音乐剧获得了十五项托尼奖。它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当美国财政部长宣布将汉密尔顿的头像从10元美钞上换下的时候，批评之声四起，最终，他的形象被成功保留。
《汉密尔顿》也成了人们的谈资和炫耀资本。看过2016年6月演员更迭之前原版的人们会炫耀自己看过原版卡司。在HBO 剧集 《大小谎言》里，劳拉·邓恩扮演的硅谷女高管向女儿幼儿园里的其他母亲炫耀说，他们打电话又要给我《汉密尔顿》的票，但其实我已经看过四次了。
又过了四年，2020年的7月3日，美国独立日前一天，《汉密尔顿》电影版在迪士尼的流媒体平台公映，成为疫情阴霾下美国的文化大事件。而此时奥巴马已经不是美国总统，7月3日特朗普依然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戴上口罩。电影版公映后的周五到周日，Disney+ 的应用在全球范围内被下载了513,323次，其中266,084次是美国国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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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性的选择
《汉密尔顿》之所以如此成功，在于它用有利于传播的方式呈现历史故事，又以契合美国精神的角度和方式重构了历史。
所有国父中，汉密尔顿是一个异数，他是母亲和情人的私生子，生在加勒比海小岛上，之后被苏格兰生父抛弃。10岁时，他母亲去世，财产被母亲的合法丈夫收走，只剩下34本书留给汉密尔顿兄弟。后来他们被表亲收养，但没过多久，表亲也自杀了，最后他被赏识他才华的有钱人养大。小岛上的生活已经容不下这个天资聪颖又极其上进的孤儿。他来到了纽约，凭借自己的努力就读于国王学院（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当了律师。
汉密尔顿最早发起制宪会议，要求深陷独立战争之后乱局的邦联各州派代表聚首费城开会。代表们在近四个月的争论和博弈之后，制定了美国宪法，当时他年仅32岁。制宪会议后，他同詹姆斯·麦迪逊、约翰·杰伊共同发表《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 )，他写了其中51篇。但由于他最初的文章大多是在和反对者辩论，完整论述型的文字不多，在许多认真学过美国历史的人眼里，《联邦党人文集》最著名的作者是詹姆斯·麦迪逊。
剧中，汉密尔顿私生活中的丑闻在当时也被人诟病。这与另一位建国之父托马斯·杰斐逊形成鲜明对比，杰斐逊与黑人女奴撒莉·海明斯育有后代，但在他留下的所有文字通信中只字未提。美国社会甚至学术界对杰斐逊和海明斯的关系争论了百余年，很多人拒绝相信杰弗逊会和女奴有染。上世纪末，DNA手段证明了这段关系的存在。也难怪在今年的 Black Lives Matters 运动中，杰斐逊成了众矢之的。
汉密尔顿则不同，他是纽约解放奴隶协会（New York Manumission Society）的创始成员。在剧中，他唱歌讥讽杰斐逊，“你的债务已经还清因为你不用为劳动力买单/我们知道谁在种地”。
该剧在呈现方式上以嘻哈为主，辅以英式流行乐、爵士等元素，为该剧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相比传统音乐剧音乐和歌剧，这更容易为年轻人接受和传播。
启用一众少数族裔饰演白人国父，用大众流行的音乐形式讲述常常被神化的建国历史，本身就是开创性的选择。电影版上映后，主创演员戴维德·狄格斯（ Daveed Diggs, 饰演杰斐逊和拉法耶特）在对谈中坦言，排练中他最感动的时刻是四个少数族裔的演员排练第五首歌《The Story of Tonight》，他们扮演国父，唱他们的故事，那一刻他感到这就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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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戏剧更复杂的真实
《汉密尔顿》的创作始于2008年美国大选前，于2015年公演。它被看作是一个充满希望（或者希望的泡沫）的奥巴马时代的产物。汉密尔顿有一个非美国人的父亲，奥巴马也有一个非美国人的父亲，林-曼努尔·米兰达也是第二代波多黎各移民。
如今电影版上映之时，一切都变了。现在的美国，新冠病例激增，社会运动情绪高涨，观众看《汉密尔顿》时不仅仅是欣喜与感动，还多出了一些愤世嫉俗的反思。
有年轻观众辗转找到饰演阿伦·伯尔的演员小莱斯利·奥多姆，问他作为黑人去演一群白人的故事又有什么意义？她这番质问的背景是，在参加制宪会议的五十五个代表中，一共有二十五个是奴隶主，他们当年都在奴隶问题上妥协了，而这样的妥协和美国种族问题的现状有直接关系。
主创们的回应平静积极。他们告诉提问者，革命是混乱的，人是复杂的，这些国父在那个年代还非常年轻，没有人可以完美。
汉密尔顿作为一个颇具争议性的国父，远比剧中所表现的更加复杂。他被描绘成从一无所有到奋斗成功的建国之父，代表着白手起家的企业家精神、平民的声音，但实际上他却非常不相信普通民众，一直都是精英主义的拥趸。
他认为英国拥有最佳的政治体制模型，提出议员的任期应为终身制。虽然汉密尔顿在剧中是打拼移民的代表，但他却是1798年通过的更严的限制移民法案《客籍法和镇压叛乱法案》（ Alien and Sedition Act of 1798 ）的支持者。所以只能说，该剧的主创在创作历史音乐剧的时候将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重构，让汉密尔顿这个人物更讨喜也更富有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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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
“在故事中重新写上名字”
这部戏能够成功的另一个大特点，是其中女性角色有很重的戏份，构成了该剧叙事线和观众共情的重要元素。
全剧通过对汉密尔顿的妻子及其姐妹的描绘，呈现了建国之父背后的女人群。《Satisfied 》 是许多人最喜欢的剧中歌曲，观众为汉密尔顿与妻姐安吉莉卡（Angelica）无法实现的感情感到遗憾，它唱出了两个不满足之人的无奈妥协。但事实上，汉密尔顿认识安吉莉卡的时候，她就已经和英国丈夫私奔结婚了，而不是剧中所写，放弃了汉密尔顿而不得不嫁给有钱的英国丈夫。她和汉密尔顿的所谓感情，也只是来自少数几封信里只言片语的推断。
安吉莉卡和她的姐妹们，是殖民地时期和美国建国早期女性中凤毛麟角的一群。她们从小出生在上层阶层家庭，接受几乎无异于男性的优越教育，腹有诗书，成为建国之父的知己或太太，和他们通信争论时局讨论所有话题（安吉莉卡除了与汉密尔顿保持通信，也和杰弗逊通信），在他们出征打仗的时候管理家产。
安吉莉卡在剧中唱道，当她见到杰斐逊，要叫他把女人写进《独立宣言》的续篇。这让人联想到约翰·亚当斯的太太曾给丈夫写信，请他在为新共和国的公民谋权利时不要忘记女性。
但如前所述，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完美的，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带给黑人自由，也没有给女性选举权。白人女性在建国之初迎来了学者们所说的“共和母亲”时期，短暂地获得了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的提升，因为她们突然有了新的身份和任务——获得更好的教育，孕育更好的新共和国公民。
从当代女性视角来看，妻子伊莱莎（Eliza）在汉密尔顿在世时对他的辅佐、支持和包容，在他死后对他写作和精神遗产的保留，以及建立孤儿院等等的努力令人感动，也让人惋惜，她把自己的一生都跟丈夫捆绑在一起。但相比同时代美国普通女性，她所经历的人生已属幸运和不凡。大部分女性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书写和阅读能力实为多余，而持家和生育能力则是必须。另一位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小妹妹简就是一个例子，她嫁给了酒鬼丈夫，生了十二个孩子，一生穷困；她一直保持和哥哥的通信，用的是不乏语法错误的简单英文。哥哥创建了美国最早的图书馆，但图书馆却不对女性开放。
余生整理、保存丈夫的遗产
音乐剧两个半小时的时间，无法将美国早期建国史讲得面面俱到。这部剧更大的意义在于激发了观众对于历史的好奇和兴趣，让他们自己去探究戏剧背后 的真实。它告诉人们，历史是迷人的，昨天发生的事依然影响着今天的世界。
电影版《汉密尔顿》让全世界观众都有机会欣赏这出伟大的音乐剧，但也提醒着我们，剧院的魅力不可取代。在剧场看《汉密尔顿》的经历是一个立体的经历——抢票到排队入场，和一千三百人一起坐在剧院里鼓掌尖叫大笑和哭泣，听邻座小声讨论，到结束时候全场起立鼓掌流泪。这是一个电影版无法给予的全套体验。
但在疫情影响下，我们暂别了剧院。百老汇要到明年初才开放，许多戏剧工作者的工作受到了影响，甚至有《汉密尔顿》工作人员最近接了卡车司机的活儿。美国芭蕾舞团的领舞伊莎贝拉·博伊斯顿（Isabella Boylston ）在instagram 上每日更新锻炼和跳舞的片段，和其他舞者制作线上课程，鼓励在居家社交隔离的人们保持积极心态。
情况对编剧来说似乎要好一点，对身在纽约的编剧朱宜来说，“我写剧本的没什么大影响，疫情开始之后突然好多新的委托创作来找我，为各种形式的线上演出写剧本。”
戏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不会因为疫情而消亡，只要有杰出的作品，便经得起一切不确定因素的考验。就像《汉密尔顿》最后一首歌所唱，“谁生/谁死/谁来讲述你的故事”，戏剧是人类记录自身历史和情感的必要表现形式，舞台上的戏必须演下去。
翻译：琳子
图片：Josh Telles / AUG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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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专访林-曼努尔·米兰达：疫情期间我一直在创作《汉密尔顿》之后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