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金莹 上海戏剧
JANE
EYRE
这 个 “简 · 爱”
对于许多女性来说，英国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长篇小说《简·爱》是她们在青春期的爱情启蒙。那段喷薄而出的台词，“就因为我贫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既没有灵魂，也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跟你一样有灵魂，也完全有一颗心！”曾鼓舞了多少少女的心。所以，作为一名曾经的中文系学生，如果与人说自己至今没有读过《简·爱》，大概率是会被人嗤笑的。但我确实是在近日趁NT Live限时免费放映，看了英国国家剧院出品的舞台剧《简·爱》之后，才翻开了同名小说的书页。
因了这个顺序，阅读小说时，戏剧的舞台、声音、光在我的脑中同时盘旋。当读到与舞台上一致的情节或台词时，我下意识地想起了演员说出这些台词时的表情，她（他）的眼神，她（他）的动作，她（他）的语调，简·爱微微前倾克制不住的颤抖，她无法压抑冲出眼眶的愤怒，她遇到有人向她表达善意时退缩又克制不住的欢乐与表面的平静……
三个半小时的演出，不知不觉就到了结束时间，一点不觉得冗长。在舞台上，英国女导演莎莉·库克森用自己对独立女性的理解，塑造了一个不够年轻美貌、既孤独又敏感、甚至有些神经质，却非常有力量的角色。于是，在观看舞台剧后，我心中的简·爱、海伦、罗切斯特、舅妈、校长、阁楼上的疯女人，有了具体的面孔：他们有着自己的发色、自己的瞳孔、自己的嗓音、自己的情绪……所有种种，组成了他们成为这个人物的无可取代的特征。甚至罗切斯特的猎狗派洛特，就应该是和冷漠的校长长着一张同样的脸，温顺而滑稽地躺在黑色的地板上，假装那里有跳跃的壁炉里燃起的光热，和毛茸茸的让人忍不住想打个滚的地毯。
也因了有戏剧的征服在先，小说并没有给我太多意外的惊喜。可以这么说，舞台上的简·爱剔除了身上多余的血肉，露出她赤裸的铮铮骨架。这骨架有点咯人，硬的、坚决的、愤怒的，但确实是支撑简·爱成为简·爱的那副骨架。
一部舞台作品，脱胎于原著，忠实于原著，又不同于原著。她已经拥有自己独立的生命。还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新生吗？
或许可以借这部戏来说说“小说改编舞台剧”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一部文学经典，总是在不断地被演绎和阐释。无论后来者是借他人之口浇胸中块垒，还是忠实地复制还原当时当地的情况，对舞台实践都是有意义的。而对于普通观众来说，一部戏剧的成功于否，不在于戏剧的各种外在表现形式，而在于，这部戏剧是不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好戏剧。它的完成度、成熟度，它的演员、表演舞台、音乐……当所有的元素综合在一起，让戏剧成为一部戏剧时，你是否接收到了它声称想要传递给你的精神？它是否说出了它想要表达的话？它是否承载得起它向你声明的意义？它是否真正在某一刻，深深地打动了你？对此时此地的我而言，《简·爱》是的。她就是我想遇到的那个冲破一切束缚、只为追求自由的女性。
JANE
EYRE
舞台呢？舞台直接、澎湃，令观众无处可逃。声音、音乐、台词，所有的元素真实地建构起一个虚拟的世界。而真实终究才是最有力量的。戏剧将一部文学作品从白纸黑字变成具体的人，具体的颜色，具体的音乐，甚至一个形容词也有了自己具体的存在。她惊恐，是如何惊恐？她欣喜，是如何欣喜？她怀念，又是在怀念什么？是儿时家门口流淌过的那条溪流的声音，溪边开的小雏菊，还是在溪边陪她玩耍的人？她痛恨坚硬的北风，是痛恨吹冷了旷野的风还是痛恨自己无望的人生？
JANE
EYRE
你浮想联翩，百般滋味。既因为舞台告诉了你的前因后果，也因为你找到了一句遍寻不见却仍令你苦苦求索的话。
JANE
EYRE
这 几 位 女 主 角
从文本到戏剧，从电影到电视，从爱情故事到女性自觉，从19世纪的英国到21世纪的全球化时代，简·爱的故事从不落伍，对简·爱的阐释与过度阐释从不缺席。
而《简·爱》之所以为简·爱，不在于她是存在于小说中、电影里，还是舞台上。从1847年小说出版至今，在那个名叫简·爱的女孩问世后的173年里，女性对待爱情、婚姻的态度已经有很大不同。流行文化和社会大众对简·爱的定义，也顺着时代思潮的变化和发展在发生着变化。这一次，莎莉·库克森在舞台上找到这个人物与现代女性观众的共振。于是，导演把一部经过各种演绎“简化”为一个典型“爱情故事”的名著，重新“回归”成简·爱半生的自传。她把大众最熟悉也最认同的追求爱情平等，拓展为一个女性对自由、平等等种种生而为人的天然权力主动进行无畏追求的演绎。
JANE
EYRE
《第十二夜》中最出彩的角色也是其中的女性形象。这部戏最大的看点就是管家的性别反转。男管家马伏里奥摇身一变成为禁欲古板的女性马伏里亚，就像中世纪学舍里自始至终板脸的女学监，背着手身穿黑制服走过舞台时，手里仿佛还握着一根长长的教鞭。就是这么一位压抑、古板的角色，赋予她女性身份是一种现代演绎，赋予她在看似荒唐的行动中追求不切实际的爱情，也是一种现代演绎。在现代舞台上，如果有合理的情境和解释，观众可以完全理解并接受这个形象背后的指向——女性对女性产生爱情，在深度压抑之后的热烈爆发，追求自我内心的释放。
Twelfth
Night
舞台赋予马伏里亚特殊的使命，使得她的存在一如她转变性格后身穿的服饰一般，是一个醒目的符号，但却又没有提供足够的细节和情感支撑起这个符号。她是现代的，又是不够现代的。反而是处在薇奥拉和公爵之间的小姐奥利维娅，是剧中性格最“现代化”的人物。初出场是一身不驯的黑色蕾丝裙，自恃美貌、一见钟情、大胆撩汉、雷厉风行，霸道女总裁非她莫属。只是，这样的强悍也只能匆匆收尾，潦倒落幕。
如果再大胆一些，突破一些，让我们忘了莎士比亚，忘了原来的剧本，她因马伏里亚对自己的爱恋，也勇敢去追求薇奥拉，会不会别有一番趣味？
Twelfth
Night
接任公爵治理城邦的安杰洛对前来为弟弟求救的伊莎贝尔动了情，则伊莎贝尔该何去何从？从伊莎贝尔的遭遇，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对这些话题展开讨论：女性在性别和权力中处于天然弱势，如何在保全自身的前提下伸张权利？信仰和生命产生冲突，两难之下如何面对内心的撕裂？为了他人牺牲自己和要求他人为自己作出牺牲，又需要界定什么边界？在当下，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反抗依然在，对答案的探寻也依然存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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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杰洛未婚妻玛丽安娜更不是现代女性所认同的形象：未婚夫安杰洛违背了他们立下的婚姻誓言，还给她扣上莫须有的不贞洁的罪名。公爵要处罚安杰洛时她却奋力扑了上去，甚至哀求伊莎贝尔为安杰洛求情。她说，她爱他。皆大欢喜之后，她终于成为了安杰洛“有美德”的妻子——这种在当时看来接近虚伪的美德，早就不是21世纪女性所最追求的品质。她与伊莎贝尔一样，都是被剧情推着向前的被动行为者，而不是主动寻求改变的积极行为者。
在我看来，她们不是现代女性想要追求成为的那个自己，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和命运的自己。在这两个颇有名声的莎士比亚喜剧中，女性获得爱情和婚姻的途径，要么隐忍奉献，要么逆来顺受；追求自由的结果不是烈焰焚身，就是自咽苦果，哪里有自由独立新女性的影子。
JANE
EYRE
这 些 现 代 女 性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可以这么说，大部分艺术作品在当时当地的成功，都是与现实紧紧相连的。历史的潮水退去之后，那些只具有即时审美的作品被潮水淹没，那些既指向当下又包含着永恒人性的作品，则代代流传，成为经典。在经典所蕴含的永恒人性之上，每一代人从中攫取能与自己产生对话和共振的精神片段。所以，当我们重塑经典——无论是文学的抑或是戏剧的——大部分现代读者和观众想要看到的，不是博物馆里的陈列，故纸堆里的黄页，而是能与鲜活的生活和个人产生共鸣和共振的艺术作品。如果用稍微有点“功利”的说法来形容，即，在面对现代观众时，人们需要在经典的重新演绎中挖掘、体现它与当下产生共鸣的形式，无论是外在表现还是精神内核。即使是那些原汁原味的呈现，背后也包含着当代人想要真实地了解历史风貌的愿望。
所以，当我们看到那么多“经典重现”，并被“经典”吸引聚集之后，也会发出“名不副实”的喟叹：经典也不过如此。我们总是怀着热烈的期盼望向舞台，希望在舞台上看到一个合乎期待又超出预设的故事和形象。这个故事，可以给予我们在现实中继续执着前行的勇气。而那些求而不得的失落，是经典不再经典，还是你与它之间穿越时空阻隔的、那个称作“现代化”的秘密通道，没有被打开？
戏剧改编常用的手段是把作品“现代化”，舞台、服装、道具、灯光，人物设定，从内而外，皆可现代化。比如，《一报还一报》中，导演就把剧本把故事发生的背景从17世纪搬到20世纪，照他的说法，是因为20世纪的维也纳是一个充满艺术感与丰富性的城市。但现代性却不是换套服装、换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就可以自然诞生的。在原著中，一些情节的设置和推进自有其时代文化使然的历史逻辑。
比如，17世纪时，发生婚前性行为要判人死刑，这在当时的观众看来可能理所当然。但故事背景一旦推进到20世纪，戏剧便需要设置一个合理的情境，让观众相信，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发生在当下的。又比如，公爵赞美玛丽安娜是一个“有美德”的妻子，但20世纪的女性还将这种牺牲与原谅当成应该赞颂的美德吗？新时代的女性，不应该在安杰洛失势时狠狠上去踩两脚，然后干脆利落地开展另一段恋爱吗？所以，伊莎贝尔最后沉默不语的痛苦面孔，才是最精彩的一幕。当公爵也向伊莎贝尔示爱，她的下一个拯救者，可以是谁？或者，我们可以这样问，伊莎贝尔要如何做，才能拯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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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选择简·爱。这个已诞生173年的女孩身上，有我想要拥有的、敢于冲破一切束缚的勇气和行动力。
JANE
EY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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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剧评 | NTlive《简·爱》：173年前的简·爱与现代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