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2020年7月3日，为纪念陈寅恪130周年诞辰，我找出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50周年忌日，由上海《新闻晨报》所属《中山公园周到》新媒体平台约我撰写，我家周边的老上海人文轶事《追忆长宁这家人与陈寅恪的往事》文，引起广泛关注，使我深为感动。我有感而发，叙述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王国维之孙与我常聊其父之死，我家前辈与陈寅恪的交往等，夹叙夹议多年来的心路历程，说开去了。

追忆到陈寅恪家拜年

1970年初，我从上海长宁区安化(路)第二中学69届初中毕业，到江西省南城县新丰公社(镇)农村插队，年底回上海江苏路480弄76号家中过年。

1971年1月28日大年初二上午，未满18岁的我突然收到朋友赠的车票，当晚要从上海西站出发，到杭州换乘27次火车前往广州，再转车回江西农村去。

那天上午，正好我的朋友高兄来访，其父是旅行家且有藏书，那十年，这些历史知识的普通书籍都属“破四旧”的禁书。书店没有卖，如家中有，要送废品回收站卖废纸处理。高兄家的藏书大都已送废品回收站了，还剩一点，其父母看得紧，不许外借，以免招事。高兄争取拿出来借给我。

午饭后，高兄又来我家，书未拿来，却告知其母有事找我。我从未去过他家，感到奇怪，只好前往。我俩沿着安化路走到底，往南拐到定西路他家。

其母潘阿姨是和平中学教师，她把我让到里屋坐下。她说：“广州有我的亲戚陈寅恪，很久没有音讯，很惦念。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被打倒，被审查，你前往看看他的情况怎样。捎上一包茶叶(似一斤)，还有一小瓶茶叶(约一两)给你路上喝。”

高兄送我出来时，悄然把广州旅游小册子借给我，似未经其母同意。

当晚10时，江苏路市三中学初一学生14岁弟弟热情地陪我到愚园路，乘20路电车，抵中山公园终点站，拿着行李往前走了一站地，到凯旋路的上海西站。零时半，弟弟把我送上前往杭州的列车。回家已无公交车，我那十四岁的弟弟只能摸黑独自步行四站地回家，上海滩的春节很潮湿寒冷，使我很过意不去，不应该让他送我。

午夜，在奔驰的列车上，我喝着热茶，清香甘甜，头一次品茶。我琢磨陈寅恪到底是什么人?犯了什么罪?怎么会杳无音信?竟要我千里迢迢，勇往直前去打探。

抵广州的次日，大年初五(1月31日)，我拉着在广州的上海老同学周兄一起前往陈家拜年。

我俩乘公交车，出市区，过珠江大桥，就是中山大学。刚进大门，只见狂风大作，飞沙走石，似没有树木，没有绿化，很苍凉，不像广州市里绿油葱葱，春意盎然。我不断向路人打探陈家怎么走?人们均用怪怪的眼光打量我，不愿搭话，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充满敌意，一路向七八位路人打探，仍不得要领。

看来陈寅恪的问题严重了，我很害怕，硬着头皮朝前走。最后，一位工人指了大致方向。我按潘阿姨给的地址“东南区一号楼二层一单元”，一路寻找，终于来到陈家。我观望四周，似无人，沿着露天楼梯来到二楼，轻轻叩门，生怕被人看到。

开门的是20多岁大姐姐，似电影《青春之歌》的林道静，她很美，脸色苍白，很忧郁。得知我从上海来向陈寅恪拜年，她很震惊，慌忙把我俩让进门，迅即关门，没让我俩进屋，站在厨房匆匆对话。

她说：“父亲在一年前去世了，母亲也去世了，我在英德(离广州约100公里)干校劳动，现回家过年，这两天就回英德农村去。”

我把潘阿姨的信和茶叶交给她，匆匆告辞，约五分钟就出来了。我和周兄战战兢兢，生怕被中山大学的保卫人员发现，被盘查，被扣押。我俩连走带跑，很快溜出学校大门，走在马路上，才松了口气。

我拉着一起前往陈家壮胆的周兄，其父周自新，在1929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测量系，1935年回国创办民国政府的炮兵瞄准仪兵工厂为厂长，被誉为我国炮兵瞄准仪之父；1949年后，任上海光学仪器厂高工，曾受陈毅、邓小平的表扬并多有交往。1966年文革，他被打成敌特分子，关押多年，杳无音信。故周兄更是“黑五类”子女，更怕出事。他作诗四句，记录此事，我记得两句：“望宇宙万里无人烟，跨大地四处尘飞扬……”(周兄之父后来死在狱中，1979年平反。如今，在四川邓小平老家的纪念馆，有邓小平动员周自新留下，建设新中国的介绍。)

2008年，时年79岁的汪廷奎(广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学生反右受难者)对我谈起：“1956年，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陈寅恪被内部批判，被边缘化，选读其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最后不到十人，我们在他家里上课，后来只好停课了。1957年，我27岁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长期劳改，1979年被改正，恢复公职。”一位懂气候的广州朋友说，中山大学与广州隔着珠江，气候反差很大，故当年我在校园遇到的尘土飞扬的场景是成立的。

1970年代，像陈寅恪这样的死难者很多，我回到江西农村，就忘了到陈寅恪家的事了。

陈寅恪夫妇之死，归葬庐山

据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书中叙述：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已住了16年的家。责令陈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种迫害。陈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他的死亡。”(俞梅荪注：我却在他去世后，到其原址的家，莫非其去世后，女儿又搬回?存疑。)

“1969年10月7日晨五时许，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肠梗阻、肠麻痹而含冤去世。”

“45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时许，陈寅恪的贤妻唐筼追随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说法，唐筼死于心脏病、脑出血。”(见《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著，三联书店出版，2013年再版)

2003年6月，陈寅恪、唐筼夫妇归葬庐山植物园。1970年代，我在江西农村插队，曾四上庐山，为引种树苗，两次住在庐山植物园学习，对那里很熟悉，很向往，这是满山的巨大松柏衫树为主的广阔园林。

2000年以来，有关陈寅恪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使我深为感动，仔细琢磨，我似在30年前到过他家，询问高兄，果真如此。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2007年秋，我到广州出差，中山大学法学院杨院长夫妇邀我前往，晚饭后带我前往陈寅恪家。

一别37年，重访故地，激动不已，可惜陈宅已成名人故居，不见当年的苍凉与萧条。尽管夜深，在路灯的强光下，看到房子还是那栋房，路还是那条路，但是周边方圆数百米的道路宽敞讲究，草地修葺整齐，成为中山大学的热点参观区域，极尽豪华奢侈。我大失所望，感觉全无，痛心疾首，只想大哭。历史往往被后人随意装扮嘲弄，以示后人，再复示后人也。

据中山大学官网介绍：“2009年，为中山大学85周年校庆，重修陈寅恪故居，耗资200万元。”这是两层楼房，1971年我到此，住着十来户教师，陈家在二层第一单元，现整楼被清空。当年通往二层陈家的楼梯在室外露天，现在底层中央开了大门，屋内增设通往二楼陈寅恪卧室的木制老式楼梯，名为修旧复旧，实为改变结构，更是改变了陈寅恪生前的居住状态，篡改了历史的场景。

2014年，我在央视《陈寅恪》电视专题片，看到陈长女陈流求访谈，陈家共三女，当年接待我的是老三陈美延，约长我十岁，现约75岁。

2018年春节，我在上海定西路高兄家中聊起往事。他说：“1980年代，我遇陈美延专程从广州来访，感谢家母曾托人前往探访。那天，70多岁的家母坐在床上，聊得很高兴。”

高兄说：“家母潘家德(1914-2006)是长宁区和平中学的英语教师，1942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英美文学系毕业，陈寅恪是老师，又是长辈亲戚，究竟是什么亲戚关系，我说不清，要问陈美延啦。”

俞颂华、俞庆棠兄妹与陈寅恪

近年，我读祖父俞颂华的传记和史料，在上海寻访老建筑及其背后的历史，得知俞颂华(1893-1947)和陈寅恪(1890-1969)在上海市长宁区华山路1626号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现为复旦中学)是同窗好友，毕业后多有合作。

俞颂华写到：“1909年，当我考进复旦公学时，分六个年级，我插在第五班，要五年毕业，陈寅恪和钱经宇均比我高一班，在第四班。那几年的复旦教务长一直是李登辉老师，但校长却时有更迭，都是当时的名人。我初进复旦时，严复为校长，其后高梦旦、夏剑丞、马相伯诸先生先后来为复旦的校长。”(原载《俞颂华：悲忆钱经宇先生》，原载《东方杂志》1947年4月号；《俞颂华传》莽萍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228页)

1928年起，陈寅恪的两位老同学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杂志》社，钱经宇任总编辑，俞颂华任编辑；1932年起，俞颂华创办《申报月刊》担任总编辑，常向陈寅恪约稿，为其发稿。

1920年，我祖父俞颂华的胞妹俞庆棠(1897-1949)在美国留学期间，与陈寅恪多有交往。据吴宓日记载，8月25日，吴宓与俞大维同访俞庆棠，俞庆棠提出想见陈君寅恪，“于是陈君、俞君及宓，于27日夕，共请俞女士于波士顿城红龙楼吃中国饭一次”。“9月1日，俞庆棠离波士顿西行，陈寅恪又与吴宓、俞大维相偕送站。”(《吴宓日记》，三联书店，1998年版)

俞庆棠此际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深造，后成为与陶行知齐名的民众教育的先驱，有“民众教育的保姆”之誉，并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国委员，被邓颖超题词纪念为“人民教育家俞庆棠”。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之兄俞明震(1860-1918)在1895年担任台湾布政使。俞颂华之父俞棣云(1856-1918)比俞明震早8年的1887年，在台湾主持铺设海峡两岸的我国第一条海底通讯电缆工程，历经千难万险得以成功，受到朝廷嘉奖，还创办台湾电报局等，追随李鸿章和盛宣怀致力于洋务运动，与俞明震应多有交往。

陈寅恪的表弟和妹夫俞大维与俞颂华、俞庆棠兄妹关系密切。

随着我的年龄增长和阅读量增加，发现陈老先生与我祖父，甚至再上一代，两家之间都有交集。于是我想，五十年前受托前往广州给陈老拜年，真乃冥冥中之缘也。

“独立之精神，思想之自由”我在冤狱读王国维

陈寅恪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为王国维(1877-1927)纪念碑撰写的碑铭，两位大师倡导的学术精神，使我深为感动。可望不可及，迄今为止，只好望洋叹啊!

1929年，陈寅恪撰写碑铭：“……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在历次的改革与变法之中，不断被迫害，被杀，但因苍天没有灭中国，故没有灭中国的知识分子，使之不断涌现，前赴后继。同理，苍天没有灭我，使我要出冤狱啦。

出狱那天，我像共产党人李玉和那样唱着：“狱警传，似虎狼嚎，我迈步出监，铁锁链，锁住我双手和双脚，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我是唱着《红灯记》长大的。我在狱中读《俞颂华文集》，其中陈独秀在与俞颂华的通信提到：“我们青年立志要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完美的人生。”（原载1919年7月18日《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俞颂华文和1919年《新青年》杂志）

梁启超说：“学术思想之在一国，犹人之有精神也。”王国维说：“提倡最高之学术，国家最大之名誉也。”陈寅恪说：学术之兴替，“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张之洞说：“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见刘梦溪文)

王国维之孙与我常聊其父之死

1957年，王国维的（长子早夭）次子王仲闻(1901-1969)和其两位儿子分别在各自的单位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王仲闻被原单位开除，由朋友关照，在中华书局当临时工，编辑《全唐诗》、《全宋词》、《元诗选》，其难度极高，专家都难以胜任。由于他对宋朝典故，如数家珍，得王国维的真传，驾轻就熟，又是工作狂，成果卓著，受到同事们的好评，被称为“宋朝人”。1969年的文革中期，他被多次批斗、抄家，曾两次到颐和园当年王国维投湖处，悲哀欲绝，要投湖，到天国寻其父。无奈，因游客太多，怕被发现，被抢救上岸，更受辱，只好回家，在11月12日服“敌敌畏”自杀身亡，即在陈寅恪去世第36天。之后，其妻相继去世。

2008年，我在上海结识王仲闻之子王庆山，即王国维之孙，他长我15岁，成良师益友忘年交。

现年84岁的王庆山，1957年在武汉测绘学院（后并入武汉大学）被打成学生右派分子，发配新疆劳改20余年。2017年6月2日，王国维90周年忌日，他被央视请到北京，在颐和园的王国维投湖殉难之处，作电视访谈。他触景生情，讲述祖孙三代的悲惨家史，沉浸其中，无以自拔。他想到自己一生磨难，一事无成，懊丧不已，要投湖，到天国寻其父和祖父去。因不愿连累央视的采访人员，只好作罢。

因诸多的苦难，他较悲观，与朋友交谈时，常有绝望和自杀情结，被北大生物系的老校友张强华解释为“自杀有遗传”，使他愤怒。

王庆山把这个情况告诉我，使我感同身受。1957年，家父俞彪文在财政部座谈会上，按照胡立教副部长的热情邀请，提出改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业务工作的建议（见《人民日报》1957-05-19），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被批斗，愤而自杀。他在跳楼的天台上写下“不自由，毋宁死”。当时我4岁，弟弟1岁，“十年-文-革”，我和弟弟成“黑五类”子女，被歧视，被欺辱，挨打，弟弟服“敌敌畏”自杀，被我及时送到镇宁路当时的长宁区中心医院抢救，患了短暂的精神抑郁症，治愈后正常上班十年；又因我的冤狱，弟弟受惊吓，旧病发作住院，病好出院，成孤寡残疾人，更受歧视和欺辱，其住房被人强占，求告无门，又多次自杀被抢救。家父之死，祸及后人的劫难，没完没了，持续至今，只能默默承受。自杀是对苦难的抗争，被说成是“遗传”也无妨，实为精神的传承。王庆山觉有理，歇怒了，并与87岁的北大生物学系53级-反-右-受-难-者-张强华同学，言归于好啦。

王国维的投湖自尽，那时人们还没有革命性的“觉悟”，没有人在报刊上说王国维是“自绝于人民!”但是，王国维之子王仲闻和家父俞彪文，以及许多自杀罹难者都成了畏罪自杀，罪加一等，祸及家人后代。

陈寅恪重申王国维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这使我对家父的自杀(1979年平反)多有理解。

五十年风烟往事，回味起来令人惆怅不己!人间公义，社会良知，何其姗姗来迟?!

纪念陈寅恪逝世50周年研讨会

2019年10月12日，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和北京三联书店主办“陈寅恪与近代中国的学术与思想”研讨会，史学、哲学、文学、思想史等领域百余位学者到会，从不同视野探讨陈寅恪的学术思想及其对中国思想文化绵延不绝的影响。陈美延等家属代表专程从美国赶来。

会议认为：陈寅恪是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是现代思想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也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研究者、传承者和实践者。他的学术思想贡献和他的人格力量影响一代代学人。

刘梦溪(中央文史馆馆员)发言认为，陈寅恪的历史研究没有抽离出历史流变中的兴亡之感，在《柳如是别传》中“就事论事”和“就事论史”，用古典寄托他的哀思，他的身世流离和家国兴亡。这可能受到他的祖父陈宝箴和父亲陈三立的影响，让人们对陈寅恪心中的痛史有更深切的理解。

俞家三兄妹青少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起步

1908年，我祖父俞颂华的胞兄24岁俞凤宾在（似两年后的1910年建的中山公园北门对面）圣约翰大学毕业，为医学博士(1915年创办中华医学会和《中华医学杂志》传承至今)。

1906年，就读北外滩澄衷中学13岁的俞颂华常到圣约翰大学的俞凤宾宿舍小住，感受大学的学习氛围，看到各种报刊，很新奇且着迷，影响其日后投身新闻事业。(1914年，俞颂华从复旦公学政治经济学系毕业，留学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系；1919年初，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任主编，投身五四运动，与陈独秀的讨论在《新青年》杂志刊载；1920年10月，他和瞿秋白前往苏俄采访，成为我国头一次走出国门的记者，后常驻德国，发回大量报道，使国人及时了解外部世界；1932年，创办《申报月刊》任总编辑，1935年任《申报》总主笔即总编等，与陈寅恪多有合作。抗战胜利后，贫病交加的俞颂华回到上海，时任国立教育学院新闻系主任。1947年5月，全国“反内战”学潮，不少学生被开除，重病中的俞颂华找校长据理力争，抗议开除学生，悲愤交加，当场吐血，旧病发作而去世，年仅54岁；学生因此都未被开除。)

俞庆棠(1897-1949)，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上海，当时在圣玛利亚女校(其校舍在圣约翰大学思丁堂，现为华东政法大学东风楼；1940年代搬至江苏路为上海市三女中)上学并担任学生会主席的俞庆棠和各校学生代表集中在海格路(今华山路)复旦公学，组织“上海学生联合会”发表宣言，决议罢课游行，上街演讲。(之后，留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她积极投身民众教育事业，以改造社会;1930年代，在江苏省创办1341所民众学校，在上海创办140所民众学校，被誉为“民众教育的保姆”；1947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1949年5月，应邀回国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被周总理任命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49年12月，操劳过度而去世，年仅52岁，周总理等前往送别。)

1946年，俞颂华夫妇和家父俞彪文入住江苏路480弄76号3楼顶层单间，俞庆棠多次前来看望病中的胞兄俞颂华。1960年代起，祖母常带我和弟弟前往交通大学宿舍，看望俞庆棠的丈夫唐庆诒教授。唐庆诒之父唐文治曾任清廷农工商部尚书，后为上海交通大学校长达14年，政绩卓著。我的弟弟俞颂荪就读上海市第三中学为74届毕业生（文革时男女同校，现为女中），其前身是俞庆棠的母校。如今，上海市三女中的校史馆有俞庆棠和宋氏三姐妹校友的展牌。

文中人物简介

陈寅恪(1890.7.3-1969.10.7)，中国现代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出生于湖南长沙，毕业于哈佛大学，是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大学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吴宓(1894-1978)，中国现代著名西洋文学家、国学大师、诗人。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被称为中国比较文学之父。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

俞大维(1897-1993)，早年就读于复旦大学预科、南洋公学、圣约翰大学。后赴哈佛大学、柏林大学深造。1929年回国任军政部参事，1933年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陆军中将军衔。在抗日战争期间为中国军队提供重要装备支撑，被誉为中国的“兵工之父”。

师友感言

▲ 90岁冯志轩（原国家机械工业部离休高级工程师，反右运动受难者）：

作者小俞发来，记述陈寅恪及尊祖一代諸学人生平细节之作，余翻开即难釋手。目睹120年前照片，令人豁然神往。斯时余双亲尚未婚嫁！百余年岁月匆匆，滿目萧然，物换星移。然陈、俞大师学人风骨，诗文气质，以文育人，表率千秋。然则适逢乱世，颠沛流离，病弱缠身，读之凄然泪下。命途多舛，生计困扼。三七、四九两大时难，陷红尘之浩劫，定人生之宿命矣！展读之余，悲怆难耐。成诗颂大师于极乐世界，独享天国悠然之乐，忘却故国多难之思，聊偿前世之憾，可也。

《孤愤》

一一悼念陈寅恪

浊世寒江钓雪人，

空向青史觅知音！

学人唯写元白史，

弱身无处可避秦。

孤愤唯从筆锋过，

豪情都向沧海吟。

不堪华夏万年劫，

“一榻萧然了此身”！

注：未句摘自陈诗1964元旦诗，斯时年七十四岁。［余32岁］

——2020.07.08

▲陈永前先生：

从俞梅荪当年的问路，直接问陈家在哪里，能看出您是直率之人，那种情况下只需问楼号位置，先找到楼，再自己找单元和房门即可。

俞梅荪答：哈哈，谢谢您的拷问！我记不清当年的事啦，应该还是谨慎的先问路，问楼号，记得被路人反问我要找谁。学校里突然来了两个外地小年轻，很招眼。当时，人们阶级斗争的敌情观念很强啦。

▲李炜（北大校友）：

求知做人济世，君家门风承继数代，深深敬佩！

我大学时，恰逢陈寅恪弟子王永兴执教隋唐史课程，跟读了一年通鉴及寅恪历史文集，对陈先生景仰不已。

文中谈到王静安之殉道自杀，犹有寅恪撰碑。而后历次运动反右文革士人自杀者，不知凡几，但有痛惜而已。

法人涂尔干之《自杀论》，为社会学开山作，若见中国文人二十世纪自杀史，不知做何感想。每读俞梅荪的文章，都有很强的沧桑感，发几句感言，是心中之语。

上海澄衷中学，似胡适也在读过。（注：该校史馆记载：胡适与俞颂华和竺可桢等同学。《胡适日记》也提到。）

▲双庆先生：

读此文的口述历史，娓娓道来每个人的认识和观念，都来自他所知的历史，他所历见的现实（其实，那些现实也与历史相钩连），由此两者推至明天和未来。因此，匡正历史好像该是第一要务。这也是历史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所在。

▲李勇先生：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是人之根本，无此你何谈什么人之存在。敬重俞梅荪的父辈那代先贤大家们，他们的家国情怀，他们的济世情怀，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才华，在当下还有几人能有？四九之后的天空还有灿烂星辰吗？悲兮！

▲贾方女士：

陈寅恪先生，百年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陈流求、陈小澎、陈美延三女儿，名字分别来自：琉球群岛、澎湖列岛、美延岛。陈先生的家国情怀，国土忧患意识，一刻不忘。

江浙人文荟萃，俞氏是望族。陈寅恪先生母亲俞明诗，为浙江绍兴人氏。陈寅恪娘舅家，与鲁迅为同乡。

▲吴斌先生：

读回忆陈寅恪先生之文，较之上次所发，内容更丰富，内涵更深沉，感受更深刻，感情更真诚，非常好，受益匪浅，欢迎此类大作多多益善！

●以下是2019年10月7日，陈寅恪50周年忌日，本文首发后的部分留言：

▲90岁冯志轩（原国家机械工业部离休高级工程师）：

读此文及老照片，叙事细节清晰，引发我对历史的苍桑之感！那些清末民初的学者文人，真是一批璀燦明星，文化传人！我肃然起敬。可惜大部分未离故国，意外凋零了！广州中山大学有陈寅恪故居，铜像；上海《愚园路历史名人墙》的四十位大师展版，证明人类总是公义长存，良知永在，正气长虹！作者小俞应该进一步发掘俞家史料，留给后人。

▲89岁张启承（上海记协原副主席、《文汇报》原党委书记兼总编）

三代交往，深情难忘，可贵！日前看了小俞“忆陈寅恪”的简短前文，现在又有了增补版，就是完整版了，史料大为丰富，真不容易。

▲84岁宋科（党史学家）李建华夫妇：

陈寅恪在1969年10月7日，含冤去世。在非常时期，作者小俞能冒风险前往探望“有政治问题的人物”陈寅恪，可见其品德高尚。

▲福林先生：

信守“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陈寅恪与坚持“立德立言，不党不群”的俞颂华，他们都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白鸥先生：

沧海桑田东逝水

物是人非西飞鹤 哲人千古

▲徐伟志先生：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骨气的知识分子！

▲陈志峰先生：

2019年，国庆假期，我到广州旅游，在陈寅恪逝世50周年之际，专程前往中山大学瞻仰陈寅恪故居并摄影，对其文人风骨深表敬意！缅怀陈老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本文陈寅恪故居外景的三图，陈志峰摄）

▲荣金先生：

我赞同陈寅恪对王国维之死的判断：殉清兼殉道（文化）。想到那一时期一些文化人士的自杀，那既无殉国也无殉道之由了，那是心理奔溃和人生绝望，所以更惨，简直就是惨无人道。

（承蒙《思考者》主编张建宁先生的热情支持，精心改版，深为感谢！）

【转发后记】

在陈寅恪先生130周年诞辰日之际，读俞梅荪最近修订的回忆文章，感慨感动。俞先生以严谨的态度，细腻的笔触，详实的史料，真切地叙述往事，我喜欢这样的文章，相信真实的历史在民间，经俞先生授权转载此文。阅读这篇回忆长文，纪念缅怀陈寅恪先生，重温先生“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格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陈寅恪先生的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读书、求知的座右铭。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独立思想，没有自由精神，就很难成为社会的脊梁和良心，担当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责任。

——2020年7月13日

鸣谢：俞梅荪先生赐稿分享！

原标题：《俞梅荪 | 五十年风烟往事——从到陈寅恪家拜年说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