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近代语言史著作，总体论述了近代中日语言交流的过程、特点，指出日语进入现代汉语的时间、典型的事例。介绍了从17世纪传教士的汉译西书工作，到20世纪初中国人汉译日书的历史经过。以《时务报》《日本国志》《辞源》《官话》等文本为例，讨论中日之间语词环流的情况。并专门考察了“热带”“陪审”“化学”三个名词在近代汉语里出现和普及的过程。

作者沈国威，日本关西大学教授、东西学术研究所所长。

目录

导论编

第一章 新词研究与近代新词

第二章 近代新词与中日词汇交流

第三章 近代新词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新词创造编

引 言 汉文与汉字的悖论

第一章 日本的近代汉字新词创制

第二章 来华传教士的译词创造

第三章 严复的译名与新国语的呼唤

语言接触编

引 言 接触与应变

第一章 中国人遇到日本语

第二章 近代新知识的容受与日本途径

第三章 新名词，来自日本的“丑怪字眼”

词汇交流编

第一章 黄遵宪《日本国志》与日语借词

第二章 古城贞吉与《时务报》“东文报译”

第三章 《辞源》与日语借词

第四章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官话》）与其译词

词源考证编

第一章 “热带”

——从耶稣会士到新教传教士

第二章 “陪审”

——近代西方新概念的词汇化

第三章 “化学”

——新译名的诞生

结 语 日语与汉语词汇体系的近代重构

参考文献

附 录

事项索引

词语索引

后 记

本书是前著《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的修订版。在前著的后记中，笔者曾写道：

笔者的博士学位申请论文以专著的形式出版是在1994年3月（《近代日中语汇交流史》，东京：笠间书院）。或许是第一本以“近代中日词汇交流”为书名的著作的缘故，拙著受到了学界的善意回应，获得了1996年度日本新村出研究赞助奖，并在售罄多年之后于2008年出了平装改订新版。最初，我也曾有过翻译成中文，就教于国内专家学者的想法，但终因为原著过多涉及日语的问题，无法完整译出而作罢。数年前，畏友黄兴涛教授动员我索性另写一本，并热情代为联系出版事宜。只是作者生性拖沓，动笔后，原先说好的日期一再延宕，直到今天才勉强交卷。首先要感谢兴涛教授的忍耐和宽容。

前著出版以后，作者更明确地意识到中日之间的词汇交流问题，不仅仅是语词借贷取予的“恩恩怨怨”，而应该放在“近代”的历史脉络中，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国语”获得的问题加以考虑。这种研究思路的转换首先得益于马西尼的那本名为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的著作，以及与其他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的交流。

笔者开始思考：围绕汉字新词译词展开的词汇交流与“近代”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语言研究者的任务是什么？本书或可以算是一个初步的回答。本书力求从汉字文化圈域内各语言词汇近代化的视角，把握汉语与日语在词汇方面的互动关系。

我们从词汇、语音、语法三个层面感受到语言的变化。近代以前的汉语是否处于“超稳定结构”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语言的变化至少在近代以后被视作一种“进化”，即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逐渐完善。可以说这是西方进步史观对语言意识的影响。例如，我们曾经相信象形文字是野蛮的文字，必然要向拼音文字发展进化，并最终被其取代。现在我们反思：语言是按照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而变化的，其基本动因是时代、社会的要求和语言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同时，政治等外力的作用也是强大的，足以一时甚至永久地扭曲语言。近代以后，东亚各语言的词汇体系发生了哪些变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如何？这些课题都需要我们加以深入的研究。

语言是知识的载体，是信息的媒介，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西方新知识的东渐促进了东亚各语言向近代转变，同时语言的变化又记录了东亚社会的种种近代性获得的轨迹。汉字文化圈的存在，使域内的语言处于一种紧密的力学关系状态。如同汉语与中国的近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一样，汉字与东亚的近代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汉语一方面对汉字文化圈的其他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汉字文化圈其他语言，尤其是日语的深刻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利用汉字接受西方新概念这一问题上的“共创、共享”。汉字文化圈内，大量抽象词语，或时代的关键词都是以汉字同形的形式存在的，这毫无疑问是域内语言接触、词汇交流的结果。而各语言之间的同形词在意义、用法上的异同反映了不同的国家、地区容受西方新概念、新知识的历程。

几个世纪以来，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汉语迎来了质变的时期，其后，汉语的“进化”也没有停止，一直持续到今天。那么，现在我们使用的汉语可以称之为“近代”的语言吗？或者说，汉语的近代化进程完成了吗？答案也许是否定的。作为民族国家的“近代”语言，至少应该具有以下的特征：可以用来表述不断出现、日益增多的新概念（能产性）；可以用来讲授新知识（传播性）；书面形式和口头形式具有较大的一致性（普及性）；有为绝大部分国民所掌握的可能（民主的机会均等）。从这些观点看，汉语还远远没有实现“近代化”。汉语中还有很多历史的遗物在左右我们的书面语价值取向。

前著刊印2000册，现已难以购到。值此版权协议满期之际，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不弃，拙著有机会以修订版形式再度奉献给读者。笔者衷心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宋荣欣总编辑的大力推动和责任编辑陈肖寒先生的精细工作。书稿的校对，得到了挚友冯谊光先生一如既往的热情帮助。

十年一瞬，前著出版后，日语借词方面的研究进展迅猛，论文、专书令人目不暇接。而回过头去看前著，尽管在内容上难免有些许沧桑感，但为了保持原貌，在此力求“修旧如旧”，改订仅限于一部分不准确的叙述和误植。同时为了反映学界的最新动向，整理充实了参考文献，并增写了“结语”。在“结语”里，笔者就汉语词汇体系近代重构的问题谈了一些想法。在前著中朦胧有所感的问题，经过近几年的思索有了新的心得。相关内容的详细论述还请参见笔者新著《一名之立 旬月踟蹰：严复译词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汉语近代二字词研究：语言接触与汉语的近代演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总之，关于日语借词，本书做了一些粗浅的探索，同时也深深意识到问题的复杂和艰巨。道阻且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聊记数语，以为自勉。

沈国威

2020年3月

整理：石石

摄影：张澄

原标题：《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丨启微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