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年前的今天，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

原创许知远活字文化

本文摘自许知远所著《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989）》

定国是诏

6 月 11 日，“晴朗，热”，军机处“外折多”，大多为农会、小学堂的创办、办理不善的昭信股票，以及河工之事。翁同龢给广西发去电旨，重申地方官员在应对地方骚乱时“勿生事”。身体不佳的廖寿恒再度申请开缺，被赏了两个月假。

被召见时，翁同龢发现“圣意坚定”，要颁订《定国是诏》。皇帝刚返回紫禁城，太后已经认可了他的决定。大清统治者尤其相信，孝道是帝国存在的基石。皇帝从未获得独断乾纲的权力，重大决策皆是在颐和园作出的。亲政九年来，他频繁地前往颐和园，陪太后在园子里吃饭、听戏、观赏荷花。

《定国是诏》是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为百日维新颁布的改革纲领，是皇帝诏书。“国是”则指国家大计，国家的指导方针、理论基础、方针政策。

皇帝获得独立的欲望日益灼人，据说因此还与太后争吵起来。光绪强调，仅练兵制械，不足以带来富强，还要进行更根本的变革，他赌气说，倘总无权推动变化，他就不做这个皇帝了。太后不得不做出妥协，只要不变祖制，其他事情都放手让皇帝去做。

与此同时，太后也加强了控制力，皇帝回往紫禁城前一天，她主导了高层官僚系统的又一次变动：荣禄升大学士，管理户部；刚毅升协办大学士，接任兵部尚书；崇礼接任刑部尚书。他们都是太后的人马。这次调整像是针对翁同龢，恭亲王的离世令翁师傅的权力过于显赫。

对于皇帝的决心，翁同龢已有准备。自康有为进京以来，定国是诏的建言从未停过。张謇昨日拜访时，就看到翁师傅“所拟变法谕旨”。皇帝要翁同龢拟旨，“今宜专讲西学，明白宣示等因”，翁则回应说，“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召见持续了六刻钟，翁同龢一直跪着，起身时膝盖都已经开始疼痛了。“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在不足五百字的诏书中，皇帝明确表达了变革决心。

翁同龢（1830-1904），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家、书法艺术家。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第三子，咸丰六年（1856年）状元，历任户部、工部尚书、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先后担任清同治、光绪两代帝师。卒后追谥文恭。

不过，具体的信息却仍嫌不足，除去设立大学堂之外，诏书中并没有展现出变革蓝图，也没有提及可能的变革路径，就连姿态本身也不无扭捏，试图在“圣贤义理之学”与“博采西学”之间寻求平衡。诏书像是翁同龢思想的延伸，他有变革的愿望，却缺乏具体办法，总想在各方力量中保持平衡。

对于有维新意识的士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转折性的时刻，张荫桓感慨“政令一新”，“钦佩圣明”，康有为称之为“举国欢欣”。“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天下向风，上自朝廷，下至人士，纷纷言变法”，梁启超日后对这份诏书的评价也很高。

诏书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改革主张，但皇帝的新态度已经足以创造出新的活动空间。况且，伴随着当日明定国是的上谕，皇帝还要求各省督抚保举通达时务的人才，为变法做准备。翌日，皇上又颁布了一条上谕，要求总理衙门选派宗室王公出国游历，为国家开通风气，勒令各省设立商务局。

接连的上谕，是对康有为、梁启超主张的确认，自然也激起了他们更大的热情，他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借御史之口表达主张，更想直接跻身决策中心—既然皇帝期望人才，他们就索性保举自己。

四月二十五日，徐致靖向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及梁启超，认定他们是“维新救时之才”，恳请皇帝“破格委任，以行新政而图自强”。徐致靖描述了每个人的特性及他们适合的职位：康有为“忠实肝热血，硕学通才，明历代因革之得失，知万国强弱之本原”，建议皇帝聘做顾问，“与之讨论新政，议先后缓急之序”；黄遵宪“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不管海外出使还是湖南新政的经历，都证明他足以“进诸政府，参赞庶政”，或成为驻外使节；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他“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张元济则“熟于治法，留心学校，办事切实，劳苦不辞”，适于“筹划新政”。

徐致靖（1844年—1917年），江苏宜兴人，清末维新派领袖。德宗光绪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累迁侍读学士。1897年德国侵占胶州湾，徐致靖以外患日迫，亟思变法图存。1898年上疏光绪皇帝明定国是，以一定心，而维时局。主张破除资格并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张元济等人。认为苟欲变法，必广求湛深实学、博通时务之人而用之，而后旧习可得而革，新模可得而成。又请废八股，改试策论，裁汰冗官，酌置散卿，宜练重兵，以备边患。百日维新期间，擢为礼部侍郎，戊戌变法后，被革职监禁。1900年出狱，定居杭州，1917年因病逝世。

作为保荐名单上最后也是最年轻的一位，梁启超个人履历的长度仅次于康有为。他被形容为“英才亮拔，志虑精纯。学贯天人，识周中外”，他在《时务报》上的论说，在时务学堂的作为，都足以证明他的才华。徐致靖建议皇帝“召置左右，以备论思，与讲新政”，要么在即将创办的大学堂授课，要么负责译书。

徐致靖将保荐的五人比作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式的人物，这些日本志士也是从草茅之士“入直宪法局以备顾问”，一举奠定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基础。这个名单是一个密切的改革团体，除去张元济，都可归于“康党”之列。

奏折的行文远不像出自一位老派御史之手，很有可能康有为、梁启超直接参与了撰写。在自我宣扬方面，万木草堂的师徒从不避嫌，也很少流露出任何羞涩。他们的论辩对手梁鼎芬日后说，这份奏章在京师引发了嘲笑，士大夫既嘲笑康梁试图厚颜自保，也嘲笑徐致靖的无文。

维新者的情绪高涨，反对者也活跃起来。在徐致靖保举名单的同一天，陕西道御史黄均隆参劾了陈宝箴与梁启超。黄将湖南的新政活动视作标靶，陈宝箴“学行西学，徒务虚名，毫无实际”，身为时务学堂总教习的梁启超则是个异端，在上海时就“力倡民主议院之说”，到了长沙更是影响风俗，以至“有倡为‘改正朔，易服色’之言，刊报传播，骇人听闻”。南学会也有议院之嫌，保卫局因费用摊派而扰民，“且巡丁沿街站立，执棒弹压，既不足御外侮，又不能清内奸”。

皇帝明确否定了黄均隆，他下明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均着于本月二十八日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着该督抚送部引见；广东举人梁启超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察看具奏。”

皇帝当日心情颇佳，殿试结果出炉，贵州人夏同龢高中状元，榜眼是湖南举人夏寿天，探花则是浙江人俞陛云。夏同龢年仅二十四岁，日后将以留学日本著称——状元恰好与帝师同名，也像是帝国人才昌盛的标志。

圣谕令维新者振奋不已，一些观望者也开始加入其中。李盛铎上奏，建议新政既定宗旨，宜赏罚分明，并强调用人宜慎，能发议论者未必能办事——多少是在嘲讽康梁。宋伯鲁上奏要选拔“专以得古今掌故、内政外交、公法律例之通才”。陈宝箴也从湖南发来练兵、筹款的建议。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