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籍高僧昙曜与云冈石窟

云冈石窟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是中外文化、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佛教艺术与石刻艺术相融合的一座文化艺术宝库。5月11日至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期间来到云冈石窟。习近平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冈石窟开凿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460年），是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精心打造的皇家佛教圣地，历时70年完成。编号第16至20窟为早期洞窟，是凉州籍高僧昙曜主持设计、诸多凉州僧人开凿的，被称为“昙曜五窟”，堪称中华佛教艺术的巅峰之作，代表了五世纪世界美术雕刻的最高水平。

一、昙曜其人

昙曜，生年不详，约卒于487—489年间，籍贯凉州（一说为罽宾人，今指克什米尔一带）。他少年出家，修行禅法，坚守戒律，节操高拔，是北魏时期佛学修养最深、最有才华的一位高僧，在天文、地理、佛教、建筑、艺术等方面都有非常高的造诣。《魏书·释老志》和慧皎《高僧传》，释道宣《续高僧传》，靖迈《古今译经图纪》都有记载。

昙曜年轻时期所生活的时代是匈奴族卢水胡沮渠蒙逊建立的北凉。在都城姑臧（今甘肃武威），他受到了太傅张潭的特别礼遇。太延五年（439年）六月，北魏进攻北凉，至九月到达姑臧城外，沮渠牧健开城投降，北凉灭亡。据《晋书》记载，北魏迁走了姑臧城内的僧人工匠3000人，以及老百姓3万户到平城。作为凉州最负盛名的僧人，昙曜也在这些迁徙的僧团之中。

到达平城后，昙曜历经北魏太武、文成、献文、孝文四朝，深得皇帝知遇和礼敬。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发生了灭佛事件，诛沙门、焚寺院、毁佛像，许多僧人纷纷还俗以免惨遭杀害。惟有昙曜坚固道心，俨然持守其身。太子再三劝告，他仍然密持法服器物。《魏书·释老志》写道：“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减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俗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

452年3月，文成帝拓跋浚兴安即位。这年年底，朝廷准许复建佛图，允许老百姓出家为僧，佛教再度兴盛。不久，文成帝特任昙曜为沙门统，让他负责管理平城的僧众，并加快整修荒废的寺宇。《魏书·释老志》记载：“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二、昙曜开凿石窟

昙曜一生处于风云变幻的时代，但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和超凡的智慧，积极推进佛教复兴，在政治、经济、教化、艺术、译经等方面，将佛教文化带向复苏、繁荣，为中华佛教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凉时期，凉州佛教文化得到了空前发展，开凿石窟、雕塑佛像、翻译佛经，呈现出一派兴旺的景象，为佛教东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魏书·释老志》记载：“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塔寺。”《高僧传·昙摩密多传》亦载：“顷之复适凉州，仍于公府旧寺，更葺堂宇，学徒济济，禅业甚盛。”《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也载：“于州南北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斫窟，安设遵仪，或石或塑，千变万化，有礼敬者，惊眩心目。”姑臧城内的清应寺、姑洗塔就始建于前凉时期。

武威天梯山石窟开凿于北凉沮渠蒙逊时期（412—433年）。这些佛教活动，昙曜作为一位年轻有为的僧人，他都全部参加。特别是天梯山石窟的开凿，昙曜则是全面、深度参加，在建筑艺术的中西结合方面作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为日后主持开凿云冈石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天梯山石窟是我国开凿最早的石窟之一，也是我国早期石窟艺术的代表，是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源头，在我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被著名考古学家宿白教授称之为“凉州模式”，在学术界有着“石窟鼻祖”之称。

460年，昙曜来到平城已经21年。这一年里，文成帝命昙曜主持在平城西面的武州塞开凿石窟。赵武灵王以来，武州塞便成为由蒙古高原进入中原内地的交通要塞。武州山与武威天梯山均为砂岩结构，是凉州僧人十分熟悉的雕刻石料。《魏书·释老志》记载：“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带领凉州僧人开凿的五所佛窟，即今云冈第16至20窟，学者谓之“昙曜五窟”。

云冈石窟开凿大致有三个时期：早期为文成帝时昙曜五窟的开凿，中期为献文帝、冯太后、孝文帝时皇家营造的大窟大像，晚期为迁洛后民间补刻的窟龛。云冈石窟造像分为两类：前期为西域风格，后期则是华夏新式，集中展现了西来像法逐步中国化、世俗化的演进过程，堪称中华佛教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中华文明史》（第4卷）写道：“大同云冈石窟中年代最早的16—20窟，即著名的‘昙曜五窟’，是来自凉州、当时身为沙门统的僧人昙曜所开。”据学者研究，云冈石窟的窟制、龛形、题材内容、造像服饰、装饰部分等都和武威天梯山石窟有明显的传承关系。可以说，武威天梯山石窟是云冈石窟造像的母体之一。武威天梯山石窟对云冈石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云冈石窟早期和中期献文帝朝，并在云冈石窟从“昙曜五窟”西域风格向孝文帝改制太和造像的华夏新式转变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昙曜五窟”是云冈石窟开凿最早、气魄最宏大的窟群，其雕饰瑰丽，技法娴熟，是武威天梯山石窟的承袭与超越，使得“凉州模式”造像艺术得以在中原地区传承、融合，发展创新了我国佛教造像艺术。“昙曜五窟”所显示的粗犷、雄浑、朴实、大气的风格，以及造像中以“气”为主的造型艺术特色，是云冈石窟佛教造像所特有的，是云冈石窟艺术之精华，体现了我国北方各民族的精神风貌和传统艺术精髓。代表了我国北魏时期造型艺术的巅峰水平。

作者简介：柴多茂，武威市凉州文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著有《张澍》（2016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参与撰稿《历代咏凉诗选析》（2013年，大众文艺出版社）《甘南故事》（2017年，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

来源：凉州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