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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或者耶路撒冷,好些年以来人们早就把关于法律上甚至道德上的讨论视为(往好里说)学术上的聒噪。无论国际上多少国际法专家和人权主义者多么激烈地批判情报组织的暗杀行动,美国和以色列的政府官方法律专家直接无视所有的异议,或者他们就写出长达几米而又破绽百出的宏文来把那些处决行为合法化。他们的既定目标十分明确:任何做法,只要对国家安全有利,或者哪怕有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利,那就是好的,其他一切都必须在这个目标之下。这一点同样适用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或是以色列的相应机构8200部队(Unit8200)无所不包的监视项目,适用于中情局、辛贝特(ShinBet)和摩萨德以及其他所有特别军事部门的“杀人执照”。
《杀人执照：情报机构的暗杀行动》是科赫最为知名的作品，2013年被拍摄成同名纪录片。本书揭秘了世界著名情报机构所实施的最轰动的暗杀行动，从克科勃到中情局，从摩萨德到军情六处以及其他情报机构，手段从汽车炸弹、无人机、枪支到机巧隐蔽的毒药。其中追杀本•拉登、慕尼黑奥运会“黑色九月”事件、毒雨伞刺杀马尔科夫事件、炸死亚辛事件等，均在“世界十大著名追杀暗杀事件”之列。
*文章节选自《杀人执照：情报机构的暗杀行动》（[]德埃格蒙特·科赫 著 三联书店2020-3）。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科学家与妓女——米沙德事件
文｜[德] 埃格蒙特·科赫
那位金发女郎穿着一条紧绷绷的裤子和一件吊带背心,上衣能遮蔽的地方很少,因而让人浮想联翩的地方很多。每天早上她都站在犹太城的这个车站,这是巴黎南部的一个郊区,而每次在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区间公交车快要来的时候,一辆飞驰的法拉利都会呼啸而至,猛然刹车,载上这位迷人的女人。一点也不奇怪,布特鲁斯·伊本·哈利姆有些嫉妒地想着,有个阔人追求这女人。他等的公交车总是比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车来得要晚些,他登上公交车,脑子还在想着刚才的那个漂亮姑娘。
一切都在严格保密中进行,当时是1978年8月。在巴格达附近的图瓦萨,萨达姆·侯赛因让人开始建他的第一个核电站。法国政府在几年之前与伊拉克政府签订了一份供货合同,置美国安全专家特别是以色列安全专家的各种顾虑于不顾。这些专家们担心,如果这位肆无忌惮而且举止乖张的伊拉克独裁者真的从法国人那里拿到了他们承诺的核燃料,他完全有可能去造几颗原子弹,这样就可以以此来威胁或者毁灭以色列。
法国管控伊拉克核反应堆的机构在巴黎北部的萨尔塞勒,布特鲁斯·伊本·哈利姆是参与了这个项目的众多伊拉克科学家中的一名。他的情报人员向他反复强调,千万别怕麻烦,一定要乘坐地铁,长距离乘坐,多换乘,这样可以甩掉一些可能的跟踪者。只有他每天乘车的起点站和终点站没法改变:起点站是犹太城,哈利姆就住在这个站附近;终点站是萨尔塞勒,他的办公室在那里。
有那么一天,巴黎大众运输公司的公交车比法拉利早一些到车站。那位魅力十足的金发女郎翘首张望,期待她的司机出现,她轻轻地耸了耸肩,看来像是对今天没法搭顺风车已经认命了。她乘坐的公共汽车刚刚走了没多久,那辆法拉利就呼啸着转过街角,司机来了个急刹车,眼睛到处搜寻每天早上都会捎带的美女。哈利姆暗暗觉得好笑,就朝他喊了两句:她已经坐公交车走了。那个男人一脸蒙的神态,回答说,他是英国人,不会说法语,所以哈利姆又把刚才的话用英语说了一遍。那个男人笑了,很友好地邀请这位伊拉克核专家搭乘他的车以表示谢意,他可以捎他一段。为什么不坐豪车呢,哈利姆毫不设防地想。他违反了情报机构的所有规章制度,跳上这辆豪车,舒服地靠在车座椅上。“鱼儿咬钩啦!”当时的以色列特工维克托·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畅销书《摩萨德》中这样写着。从他对“哈利姆事件”的描写来看,他很可能掌握不少当时巴黎发生事情的内幕材料,这一事件不久后演变成了“米沙德事件”。从对罗马机场的斯泰拉导弹的描写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早在一年前,摩萨德就已经获悉,法国与伊拉克签署了关于提供核电站的协定,这个协定包含了法国人将在给核反应堆填充燃烧棒时提供技术支持等内容。实际上以色列空军在同一时间开始了对图瓦萨进行空袭的严格保密计划。当时摩萨德的梅穆涅伊扎克·霍菲不觉得军方的这种行动有什么用,因为他担心,如果用炸弹轰炸,可能会炸死不少现场的法国技术人员,这很可能会造成欧洲国家空前抱团,从而给以色列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霍菲另有主意,他用打字机敲出了哈利姆的名字,给自己的人下命令:我们还是看看,能否在这里招募这个人。那么为什么偏偏选择此人呢,原因倒是稀松平常:目前以色列人能搞到的在法国的伊拉克核技术人员名单上,哈利姆的名字后面只有一个公寓的地址,此外这位42岁的伊拉克人的婚姻并不很幸福,摩萨德的材料上也指出了这一点。此人看来是个很合适的人选,容易通过“钱、性和心理攻势”收买。就算不成,那么我们还可以派刺刀行动组的一个团队去干掉他和其他人,霍菲毫无疑问地在脑子里已经做好了第二套方案。
但在让哈利姆上钩之前,还必须对他进行全面调查。一个小组在哈利姆公寓对面租了一套房子,另外一个小组“主要负责必不可少的入户侦探......和安装窃听装置”。奥斯特罗夫斯基这样写道。一天早上,一位假扮成化妆品推销员的摩萨德女特工来按哈利姆家的门铃,他当时当然是在工作。他的太太萨米拉马上对各种香水和优惠的价格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因为她碰巧有些闲得慌,于是就请女特工进到自己的房子里。没过几分钟,萨米拉就对这个女特工无话不谈,开始掏心窝子了:她在巴黎过得多么不幸,好在现在就要回巴格达待几个星期了,因为她妈妈在那里要动一场大手术。这些信息对摩萨德来说,正中下怀。以色列人觉得,这下子要“拿下”哈利姆这个人就会更容易一些了,因为到时候,他是第一次独自身处异国他乡。
1978年夏天,以色列情报部门大约在“斯芬克斯行动”的框架内为策反哈利姆投入了总计15—20名特工,这些人在摩萨德的术语中被称为“卡察”(katsa)a。公交车站的金发女郎和法拉利司机都是以色列特工,后者在第一次送哈利姆前往巴黎中心市区时自称杰克·多诺万,来自伦敦。这个英国人貌似很健谈,说起了自己的国际业务;与此相反,哈利姆显得比较拘束,他说起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和自己的妻子,她不久就要回巴格达住一段时间了。多诺万问哈利姆,在那段时间是否有兴趣去他的乡村别墅看看呢,但这位伊拉克人不愿意确定下来。目前还不愿意。
第二天一早,那位魅力十足的金发女郎又同往常一样出现在公交车站了,多诺万让她上车,同时友好地向哈利姆打了个招呼。一天之后,法拉利开来了,但那位金发美女没有出现。英国人再次请哈利姆搭顺风车。这次途中的聊天气氛就亲近了很多。多诺万建议,先一起去喝杯咖啡吧,他向这位好奇的伊拉克人聊起了他的金发女朋友,她不过是个小婊子,昨天已经跟她分手了,但好在巴黎有的是这类女孩。接着他从桌面上推过来一张自己公司的名片,公司位于凯旋门附近,有办公室、黄铜门牌和女秘书——万一哈利姆突然心血来潮,想起来去探个究竟,此人说的是否是实话,那他就可以去看一下。接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
萨米拉走了之后,哈利姆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与他的这位新朋友凑在一起。他们一起去昂贵的餐厅和夜总会,他甚至还说服这个伊拉克人去喝含酒精的饮料,这在穆斯林是严格禁止的。现在布特鲁斯·伊本·哈利姆已经非常出格了,已经把所有的秘密工作的规定抛在脑后,并且违背了一切规定,摩萨德在知道了这一情况后,又接着进行下一步:多诺万邀请这位伊拉克人来他在圣多米尼克大街索菲特酒店包的豪华套房,同时还请了一位32岁的妓女玛丽-克洛德·马加尔。
在这个豪华酒店享用了丰盛的晚餐之后,多诺万说他在生意上还有一个重要的日程要安排,就借故走开了,留下那两个人独处。没一会儿,哈利姆就拜倒在这位妓女的石榴裙下了。从这个时候开始,哈利姆就常常和由摩萨德付嫖资的妓女玛丽-克洛德或者她的女友鬼混。这位伊拉克科学家在摩萨德的圈套中越陷越深。走出最后一步的那个时刻不管什么时候怎么说也会到来的:多诺万有一天在跟他的好伙伴一起做什么事情时不经意地说起,他有一笔大买卖,做的是某种特殊容器的生意,医学检测中用的放射性物质就需要用这种容器来运输。他需要一名专业人士帮忙,这样才不会被他的供货商欺骗。但是他咨询过的所有相关专家的费用都非常高。这就是哈利姆迈出致命的一步的时刻,他说:“或许我能帮上忙。”
维克托·奥斯特罗夫斯基把这些都记录了下来,语气听起来好像那位以色列特工杰克·多诺万就是另一个他,就像是他借助于第一手材料、以自己的经历来讲述:“‘谢谢你,但我需要的是一名能够仔细检查容器的科学家!’‘我就是科学家啊。’‘你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你不是在上大学吗?’‘我一开始必须跟你那么说。我是一名由伊拉克派遣到这里从事一个特别项目的科学家。我可以肯定,我能够帮到你。’”
布特鲁斯·伊本·哈利姆就是在这个时刻被以色列人招募去了,虽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点。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名伊拉克人就提供了有关萨达姆核项目的各种情报和计划,包括图瓦萨核设施的许多详细情况和完工的具体时间表。他接受了对方支付的酬劳——几千美元和玛丽-克洛德的色相。她自始至终都一点也不知道,她的雇主背后是以色列政府。哈利姆变得毫无顾忌。他也随口说出,在土伦附近的法国南部小城滨海拉塞纳的一个厂区里,伊拉克的反应堆压力容器已经完成了。伊扎克·霍菲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派出了一支凯撒利亚小分队前往法国南部,想方设法进入了受到严格保护的区域,用塑胶炸药把那些存储设施炸上了天。这发生在1979年4月5日,在“斯芬克斯行动”开始八个月之后。爆炸造成了两千三百万美元的损失。
哈利姆听说了发生在滨海拉塞纳的袭击后,十分明显地惶惶不安起来,但多诺万能言善辩地让他相信,爆炸的发生跟他提供的信息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个伊拉克人感觉事关重大。如果他暴露了,那么他的命就毫无价值了。萨达姆对叛变者格杀勿论,直接干掉。而在这件事情里,以色列人抛出的早就不仅仅是金钱和色相这样的一般性报酬了。以色列人要做的是引发恐惧,所以他们给自己的间谍在心理上施加了压力。在一次碰头中,多诺万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哈利姆曾经见过的他的生意伙伴中很有可能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哈利姆就像被雷劈了一般呆住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写道。他的眼睛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恐惧:“他们会绞死我的!”于是摩萨德特工试着让他平静下来,安慰道,肯定不会这么严重的,不管怎么说他又没有为以色列人工作。
1979年秋天,伊拉克的核项目负责人越来越经常地出现在巴黎,他要亲自督察在滨海拉塞纳发生爆炸后,法国人又立即开工建设的新核反应堆的生产进展情况。此人是叶海亚·米沙德博士。这是一位优秀的、接近50岁的核物理学家,是一名埃及人,在亚历山大大学上过学,为纳赛尔的核能源委员会工作过一段时间。1967年“六日战争”之后,埃及的核计划被雪藏,米沙德就来到巴格达,作为萨达姆·侯赛因的首席核物理学家出任了伊拉克核能源机构主席。
在特拉维夫,摩萨德的梅穆涅伊扎克·霍菲怀着越来越浓厚的兴趣研读他的特工从巴黎新近发来的深入调研报告。他发出了新的任务:你们要接近米沙德,争取他为我们工作。杰克·多诺万,很有可能就是那位本名为维克托·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卡察,因而马上要求哈利姆,赶快安排在一家昂贵的饭店与他的上司同进晚餐,以便能够造成与他在那里的“不期”而遇。多诺万与哈利姆闲聊了一会儿,但是那位埃及人只是毫不在意地说了一句“你好”,他似乎与这位多少有点简单而且现在变得有些饶舌的伊拉克人不同,是用完全不同的材料制作的。这么看来,要拿下米沙德可能还得另找一套解决方案。
哈利姆的妻子从伊拉克回来后,哈利姆向她承认,现在有些很严重的问题。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下套陷害了,他提供了一些情报,也为此收了一点钱。他当然只字不提玛丽-克洛德的事情。“萨米拉气坏了,”奥斯特罗夫斯基在他的畅销书《摩萨德》中这样写道,“她暴跳如雷地大喊大叫,在这个背后很可能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搞鬼,而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杰克·多诺万竭尽全力地尝试着去拢住他的这个间谍,为他提供了新的身份和更多钱。但是哈利姆这时非常坚决不为所动,他不想再与这件事情有任何关系,他们就算是用美元钞票把他给埋起来都不行。他整理好行李,返回巴格达。布特鲁斯·伊本·哈利姆后来怎么样了,是不是因为泄密死掉了——维克托·奥斯特罗夫斯基并没有公开说。
伊扎克·霍菲觉得采取第二套方案的时候到了。如果他们无法让叶海亚·米沙德为他们工作,那就必须干掉他,只有以这样的方式才能继续使萨达姆的核炸项目继续延期。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很简单的账。当这个为伊拉克工作的埃及人再次来到巴黎,审视在萨尔塞勒的项目办公室里的进展是否一切正常时,摩萨德头目派出了刺刀行动组的一支小分队来对付他。
1980年6月13日,将近19点,米沙德回到了艾美酒店。他与一位时常为他提供“消遣”的漂亮女人约好了时间,这女人就是玛丽-克洛德·马加尔。她一直为杰克·多诺万工作,总是得到超额的报酬,所以她从来不问任何问题。但就在她那天晚上到酒店套房找米沙德时,用这种方式来争取他为摩萨德工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他回来没多久,有人敲门。米沙德去开了门,但只打开了一条门缝:“您找谁?”一位会阿拉伯语的卡察低声说,他受一个政府委托,愿意为某些特定的信息付一大笔钱。“滚!你这只狗!不然我叫警察了!”这位埃及人冲他喊着,把门摔上了。
几个小时之后,玛丽-克洛德已经早就走掉了,米沙德睡得很沉,两名刺刀行动组特工借助一把万能钥匙进入了他的套房,割断了他的喉咙。他死得很惨,场面血腥不堪,这是一次嚣张的处决。第二天打扫客房的服务员发现了浸泡在血泊里的尸体。法国的刑警说这是职业杀手干的活儿。不久之后无线广播台播报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埃及的核物理学家,在为伊拉克工作。当玛丽-克洛德听到她的客户死掉时,吓坏了,毕竟她离开他的时候,他还活着。她找到警察局,去录了证人证词。她还毫无戒备地给她的雇主杰克·多诺万打了电话。这个风尘女郎没认识到相互之间的关系,她没看明白,多诺万和他的人都隐藏在这次袭击的后面。
多诺万马上给位于特拉维夫哈达尔达夫纳大楼的摩萨德总部发去消息。很显然,如果玛丽-克洛德将发生在艾美酒店的谋杀与巴黎的特工活动联系起来,那么很可能会对摩萨德情报部门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利勒哈默尔的惨痛失败过去也才刚刚五年。人们还在讨论究竟是赞成还是反对处决。正常情况下,像暗杀米沙德博士这样的处决行动,必须由以色列总理本人亲自批准。批准过程“完全是一种官僚的过程”。前特工加德·希姆罗恩对此非常了解。在拟处决的名单上,首先是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的名字,但也有被视为国家敌人的科学家的名字,因为他们参与了对以色列国家不利的某个研究项目。希姆罗恩说,20年前,即60年代初,在埃及工作的德国导弹专家就是这类人;30年后,在伊拉克的核项目框架中也同样是这样。
但玛丽-克洛德的情况不同,她不是一个合理打击的目标,而是一名卖淫者,她只是临时地为以色列国家效劳了,而且她自己并不知情。“暗杀她大概属于‘行动中的紧急情况’,正如她也出现在行动当中,就是这么一种......情形。”奥斯特罗夫斯基在写下这些话时,没有一丝自我怀疑,就像说她的死在一定程度上是某种战略上的附带伤亡。
1980年7月12日夜晚,在叶海亚·米沙德血腥谋杀案发生四个星期之后,玛丽-克洛德·马加尔站在圣日耳曼大街上等客。一辆豪华轿车缓缓驶近。司机向她做了个手势,示意她到车子的另外一侧来“谈价”,他把车窗摇了下来。在这个瞬间,一辆黑色的奔驰车从拐角转过来,加大油门,速度很快地直接向这辆停着的车边上驶来。“就在这个当口,”奥斯特罗夫斯基写道,“停着的那辆车里的司机狠狠地给了马加尔一刀,她仰头倒向正在飞速而来的那辆车。”这个法国的卖春女郎当场身亡。两辆参与行凶的车辆消失在黑夜中,凶手从来没有被抓到过。
后续记录:1981年6月7日15点50分,巴黎谋杀案过去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多架F-16和F-15战斗机从以色列南部一个空军基地起飞升空。它们的目标在一千多公里以外的敌国领土上:图瓦萨。飞机在雷达低空盲区飞行,紧贴着沙丘和丘陵,飞行高度很低,先飞过约旦,然后飞入伊拉克。为了骗过防空部队,飞行员们说的是阿拉伯语。17点31分,目标出现在飞机的射程之内,14—16枚炸弹击中了正在建造中的反应堆建筑。两分钟后,以色列飞行员返航了。十名伊拉克技术人员在空袭中丧生,还有一名死者是法国人。此人作为以色列间谍将一个装着目标定位发射器的文件包放在了核设施中,然后由于无法弄清楚的情况滞留了下来,没法尽快地离开反应堆建筑,奥斯特罗夫斯基这么写道。
对伊拉克奥西拉克核反应堆的空袭至今为止被视为飞行和后勤保障领域的杰作。梅纳赫姆·贝京几个月之前就在他的内阁中通过了这个行动,顶住了摩萨德梅穆涅,即伊扎克·霍菲的明确反对意见。飞机起飞三个小时之后又平安地返回以色列降落,尽管有11人死亡并且损害了伊拉克的领土主权,但到处都在盛赞这一次行动。霍菲清楚,他在摩萨德的工作生涯结束了,他递交了辞职申请。
[德]埃格蒙特·科赫 著 张芸 孔令逊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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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杀人执照：情报机构的暗杀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