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胡晓明 文学报

王元化先生曾说，自己是“十九世纪之子”，因为十九世纪中国的学人们立志打通中学西学，对整个世界的文化命运进行观照。他的一生，也正是为了不负这一桩“文化托命”的使命而不懈努力着。通过包括他在内的知识分子，文化与文明经由这样一个个具体的、大写的“人”，代代传承。

在忆及先生生命里的最后一段时光时，王元化的学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胡晓明始终记得这样一件事——当时学校决定建立“王元化学馆”，病床上的王元化希望在学馆前立一块碑，上面并不写自己的成就，而只是简单的一句话，“这是一个为思想而生活的人”。为思想而生活，这是王元化先生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一个存在感受丰沛的思者

胡晓明 | 文

本文为2008年5月王元化先生逝世时特约撰稿，刊发于2008年5月15日文学报

小引:缠绵病榻半年多的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于5月9日在上海逝世。王元化论著结集有《清园文存》(三卷)(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及《全集》十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1930年代开始写作。曾任中共上海地下文委委员、代书记，主编《奔流》文艺丛刊。历任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讲师，震旦大学、复旦大学兼职教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上海文委文学处长等。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上海组长。2006年，被评为上海市学术杰出贡献奖。

王元化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科建设上，具有决定性的贡献。尤其是写作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文心雕龙创作论》，运用中西文论美学相参证的方法，结合中国文史考证与诗文评传统，发人之所未发，使中国古代文论的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晰解读，大大提升了中国文论的理论价值，开辟了新路，并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王元化先生在当代文学理论建设上，提出文艺学综合研究法、知性不能把握美、将人提高、心的光明等极富于当代意识的文学观，深刻地影响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文学理论重建的进程。王元化先生在当代思想史上也具有一席重要地位，尤其是他倡导的学术史反思，提出对五四的五项反思、以及有限理性、以西学为参照，而不以西学为标准、有学术的思想与有思想的学术等观念，都深刻引领了中国当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先生临终时说，他很多方面都只是开了一个头，殷切盼望着后来的学人能够将一些重要的问题继续发覆阙疑，这种提问的方式，也是先生留给学界的一笔遗产。本文简述先生近十年的主要学思活动及影响。

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和世界都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中国的事情，一方面是旧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一方面是新的危机正在加深。

王元化自己非常看重的一篇文章，即最初在《南方周末》上发表，后来被许多报刊及网站纷纷转载的对话:《人文精神与二十一世纪的对话》。其中关于知识与理性的认识，反映了他的忧思与信念。他主张知识人应保留一点对文明的忧虑:

现在大家都在说的全球一体化。其实对文明的忧虑是十九世纪人文知识分子的老问题。恐怕二十一世纪的主流仍然是科技文明和功利主导。我们正在看到文化和教育走向市场，大学也在企业化，知识人才走向规模化大批量生产，教师和知识分子成为普通雇员……人们的大多数活动和形形色色的个性，正在逐渐被科技和利润之手整合为一体，科技和利润的逻辑正在逐渐成为评估一切的准绳……如果是这样的话，离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充分发挥，确是还有相当远的路要走的。所以，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敏感，他们对文明发展的思考，是对人的自由命运的忧虑关心。

他认为席卷中国与世界而来的市场主义与大众文化，对于人的自由有危害：

比如它具有商品拜物教的特征，它的标准化、统一化和同质化的生产，是排斥真正的个性和创造力的，久而久之会生产出同质、平面的社会主体，一个以时尚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中，是没有真正有深度的精神生活可言的。而商品的规律使它具有强烈的支配力量，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求。助长一元化(如市场至上等)的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着新的压抑形式。所以我赞成知识人在大众文化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这样可以尽力去保证一个社会的发展中不至于产生太多的文化泡沫。

除此之外，2000年以后，王元化继续关心学术思想史的问题。其中比较重要的观点与工作有：

以西学为参照，不以西学为标准

关于文化冲突与融合，提出极有影响的重要原则。他一方面认为中西思想传统，同具人类理性认识的某些普遍性价值。中西文化精神对于人文价值、人的尊严的追求，是有某些可以相通的地方的。不能因为要突出中国特色，就可以轻视或勾销普遍性价值。也不能因为要引进西方观念，就只承认西方才具有普遍性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的学问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能以西学为标准。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就认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某些因素，可以重新开发出来，作为现代化价值的资源。比如道德思想、社会和谐思想、修身文化、选官制度及文化、以及家庭价值等，应当可以用来补正现代性规划的某些盲点。作为现代性价值不完全排斥传统价值的一个例证，他特别以较大篇幅讨论了近代学者朱一新的思想，也在别的地方特别提出关键要舍弃一种西方现代性价值独断的倾向。这都是有着很大的阐释空间的重要思想。而且，他认为在引进西方思想的做法、态度上，存在着一种简单的空洞化的移植，而正确的态度，除了深入细致的学理之外，还应当有自己文化资源的准备。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只有民族形式，才可以合法地讲。以至于一讲到现代转换，只是西方的才有意思，对很多人来说，传统就只是一个空空洞洞的形式而已。

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

有人说九十年代以后的学术，是“思想淡出，学术突出”。将学术与思想对立起来。学术界长期的一个悖论是:要么就是只承认为政治而学术，学术沦为工具、为婢女；要么就是只信奉为学术而学术，学术成为准贵族式的智力游戏或另一种工具——吃饭的工具。其实学术作为人类追求真与美善的心灵活动，在心灵根源之地，学术与思想与政治与道德，源源相通。王元化反对“一知半解，率尔运用”，无论中西学术，都主张从容讲论、冷静评估、再三衡论，这正是学术自身价值得到尊重的体现。王元化更提出“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既不是简单地标榜为学术而学术，更不是反对学术有思想关怀，而是对于八十年代浮躁学风的拨正纠偏，有利于中国学术自身的尊严与发展。自九十年代以还，已经成为很多学术刊物、学人与学术共同体所认同的思想立场。有思想的学术，最重要的是要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九十年代初以来，他在学术界率先表彰独立、自由之精神、人格。特为提倡研究近现代如陈寅恪、胡适、杜亚泉、熊十力等人，再认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中西知识分子精英人物共同可贵的传统。造成思想界很大的影响。

个案:辨儒法“纲纪”之说

“文革”结束前，王元化撰《韩非论稿》，说到最早提出三纲的是法家而不是儒家。后来，在1998年《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问》一文中再次提出:“作为封建伦理观念集中表现的三纲，不是儒家，而是法家所提出来的。”2005年底，王元化因为谈京剧的伍子胥，再次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兴趣。他重新发现了《韩非子》的《忠孝篇》里，曾有一句十分值得注意的话，韩非对孔子的批判:“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顺之道。”“韩非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因为他认为任何君王的权力，哪怕是昏主暴君，也绝对不容动摇和更易。孔孟赞美尧舜，称颂汤武，在韩非看来都是不合他所谓的‘臣事君’之道的。尧舜禅让，是君臣地位颠倒；汤武鼎革，更是大逆不道。”王元化说，这是三纲之说为法家韩非最早提出来的明证。尽管，汉家杂用霸王道，然而二家在思想合抱之中也仍存区别。《白虎通义》并不像韩非那样采取绝对君主本位、君主专制的立场。又尽管班固曾批评屈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为不合经义，而是一种狷狭之志，但太史公、王逸、淮南等诸家，仍把子胥屈原视为合于儒家道德理想的伟大人物看待。

王元化以《清园谈话录》为专栏，仅2006年，就写了十多篇文章。辨儒法是其中的一篇。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如何在思想的路途中，不停跋涉。

夏中义教授2005年出版了十余万字的力作《王元化襟怀解读》，是著从王元化在五十年代的精神危机，讲到再启蒙的反思，讲到学术传统的意义，以及知识分子的当代谱系。是关于王元化研究的最新最重要的成果。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思辨录》，这是在1994年获国家图书奖的《思辨随笔》的基础上，又增入一百五十余则新作的结集。

2006年，王元化凭这本书，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的获奖感言是:

我已到了垂暮之年，对身外之物已经没什么要求了。但我是一个用笔工作的人，我最向往的就是尽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留下一点不媚时、不曲学阿世而对人有益的东西。我也愿意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够做到: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所以我希望我们作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共同认清我们所处的一个环境是怎样的，我们所面临的，文化的发展有哪些严重问题？以及我们急需要做的事情有哪些。

”

新媒体编辑 张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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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百年王元化：这是一个为思想而生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