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 凤凰网读书

——日本作家 新井一二三

01

对中文一听钟情

一九八一年，我念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作为第二外语选修了汉语。说起来好神奇，我在一年级第一学期的第一堂课上，就对它一见钟情了。更准确地说是一听钟情，因为最初吸引我的是汉语的声音，尤其是声调。

在课堂上，老师教我们说：妈、麻、马、骂。

第一声“妈”呢，好比是演员培训班的发声训练一样。在咱们早大大隅礼堂外，不是天天都有穿着运动服的男女一会儿翻跟斗，一会儿发出很大的声音吗？就是那个样子了。同学们，嘴巴大开，吸进空气，大声说“あー”。现在，大家一起说说看“妈”。好。

第二声“麻”呢，是当你吃惊，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发出抗议的声音时，就会说“えーっ？”对不对？就是用那个调子说“麻”。对了，对了。

至于第三声“马”呢，这是你听到别人讲话，佩服不已的时候，会说出来的“へーえ”，就是用那佩服的调子说 “马”。不错，不错。

最后是第四声，学一下乌鸦即可。它怎么叫呢？“かー”，对不对？好，现在大家学乌鸦的调子给我说“骂”。好极了。

现在，把四个声调连起来说说看。“あー、えーっ、へーえ、かー”，“妈、麻、马、骂”。

我们做学生的都目瞪口呆。哎哟，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玩的语言呢！从小就说有声调的语言长大的人，也许司空见惯，感觉不到吧。但是，我们日本人从小讲的是平坦到不可能再平坦的日语，说话跟念经没有区别，结果越说越发困。

以我姓名あらいひふみ（Arai Hifumi）为例。曾经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位老师问过我：在你名字中，重读音节是哪一个，是HIfumi还是hiFUmi，抑或是HifuMI？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没有，全平，是hifumi。多么不好意思啊！相比之下，那“妈麻马骂”要说出来，首先得吸进很多氧气，然后说话要动的肌肉范围也特别广，从气管底下到口腔里各个地方的肌肉，全要动员起来。连舌头都一会儿得使劲说“了”，一会儿得卷起来煞有介事地说“人”。

真没有想到世上竟然有这么好玩的语言！我觉得，说中文简直跟唱歌一样舒服，而且有大脑里分泌出快乐荷尔蒙多巴胺、叫人出神的感觉。

当年，我们刚入门第一年用的中文课本，是以汉语拼音为主，以简体字为辅。连我们用的《岩波中国语辞典》也像英文辞典一样，按照罗马字的顺序排列字词。比如说，要查 “中文”，就查z-h-o-n-g-w-e-n，不外是为了叫日本学生专注汉语普通话的准确发音。

我开始学中文的第二年，经过专门看拼音的春夏秋冬，教材上终于出现中文简体字了。我在课余时间自己看中文小说，是当年日本的一种教材，翻开看时，左边印着简体字原文，右边印着罗马字的拼音。那样子，边看小说就可以边学中文普通话的发音。如果遇到生词，按照拼音去查《岩波中国语辞典》也方便得很。就那样，二十岁的我看了鲁迅的《呐喊》、老舍的《骆驼祥子》、巴金的《家》、茅盾的《子夜》等以五四文学为主，中国一九二○、一九三○年代的经典作品。

鲁迅、老舍描写的世界，是二十世纪初，从清末到民国，用当年的说法就是解放以前的中国社会，跟我生活的一九八○年代的日本完全不同。反之，中国近代文学普遍很黑暗，却有独特的美，安静到几乎是无声且很深刻。一时我深受吸引，甚至有一次，边喝咖啡边看中文小说，忽然发觉自己心跳得特别快，脸都有点发热了。怎么回事呢？果然，我看中文小说时的生理反应，跟谈恋爱时一模一样。

可以说，从一听钟情开始的恋爱，当时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尤其与张爱玲的作品艳遇以后，我被中文之凄美与华丽深深迷住了。若说五四文学叫我看到了中文理性、男性的一面，张爱玲则叫我看到了它感性、女性的一面。

总之，全部用汉字写的中文，一看就跟英文、日文很不一样。英文用的是标音而不表意的罗马字，结果第一印象平静得犹如黑白照片，需要读者在自己的脑子里用手工把一个又一个标音文字像玻璃球一般串起来，整个画面才会变成彩色项链，从中浮现出各种故事来。至于日文，标音的两套假名和表意的汉字混合在一起，乍看就像纵横填字谜，叫人非得匆匆把假名表达的声音跟汉字表达的内容结合起来确定文意。

有一位大陆编辑说：日文因为夹着假名，给人不确定、暧昧的感觉，叫人不舒服。但是，同一件事情，由一位台湾编辑说来，倒成为：日文因为夹着假名，想象的空间很大，给人自由的感觉。相比之下，中文画面全由表意的汉字组成，包括象形和会意，一个又一个汉字都张着嘴巴自我主张，给人的印象好不热闹，就像横滨中华街的大红大绿商店招牌以及密密麻麻的腊鸭子。那感觉也很像香港茶楼里卖的很多种点心，或者说是英国庭园里盛开的种种花儿，又或者说是在托儿所窗户边等着妈妈来接回家的娃娃们。总之，叫我觉得非常亲切。

02

从中文俗语学人生真理

学外语会扩大我们的世界。每套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每一门外语自然就成为通往另一种世界观的门路。

例如，中文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从小讲汉语长大的人来说，该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吧。可是，对日本人来说，并不如此。在日文里，跟朋友相干的俗语中，最常听见的是“類は友を呼ぶ”，跟中文“物以类聚”差不多，贬多于褒，印象很消极，犹如“朱に交われば赤くなる”，即中文“近墨者黑”。所以，当第一次听到“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之际，我觉得非常新鲜，原来，朋友不仅会把我们引上邪路，也会帮我们往外发展。这跟日本人最怕“给人家添麻烦”的心态实在很不同。

又例如，中文俗语“有得必有失”，在日文里也没有意思相同的说法。这句话反之像英文的“You cannot have a cake and eat it too”（不能保留蛋糕的同时把它吃掉）。我之所以喜欢它，因为个中的道理有物理学的根据。好比“物极必反”这句话，也叫人联想到物理学家摆坠子的实验，合理得显然没有反驳的余地，跟日本俗语常见的精神主义呈现明显的对比。

自从开始学汉语，我从中文俗语学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好汉不吃眼前亏，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是我看老舍原作的话剧《茶馆》演出时记住的。一种很合理、很健康的处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却没有类似的说法。也许是武士道影响所致吧，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灭倾向，犹如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吉田松阴所言：虽知如此定失败，情不得已大和魂哉（かくすれば、かくなるものと知りながら、止むに止まれぬ大和魂）。哎！

于是，日本荣格心理学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处方笺》一本书里，要提倡合理性处世方法时，说的是一句“既然要跑，该放下一切”。意思很清楚，就是劝你不要依依不舍地吃着“回头草”。可惜，还是没有马回头那样视觉化的效果。“很具体”而“视觉化”是中文俗语的强势。像“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话，每次听到，在我眼前就出现一个人穿着本来白色的一套内衣，不知为何糊里糊涂地跳进黄河，出来的时候全身呈现黄色的尴尬画面。

我总觉得中文俗语的世界观比日文俗语的乐观、幽默，例如“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我非常喜欢个中的乐观心态。辞典说，这句话翻成日文便会是“穷则变，变则通”的意思。但是，实际上，出自《易经》的这句话，现代日本人一般都不明白。反之，生活中，更多人用的是美国式的假西班牙语句子“Que Sera Sera”。这是一九五六年的希区柯克电影《擒凶记》的主题曲，歌词重复地唱“Que sera sera，whatever will be will be”。记得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我已故的姥姥一直将这句话挂在嘴边。我这次查询才得知西班牙语的造句有问题，但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不知道。总之，意思接近“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就是了。

有趣的是，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中国刚开始做生意的一九八二年，就打了广告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好幽默的一句文案，确信不是日本人想到的。如今上中国网络搜寻“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后句，未料出现的答案竟是“有路必有丰田车”！

听起来不大文雅的俗话，表达出来的人生哲理，有时会给人活下去的勇气，例如“好死不如赖活着”。这么说，活下去不再需要什么正当的理由了，多么好。

我以往事业不如意的时候，常告诉自己李白说的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反之，出了点名气却马上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只好说着“人怕出名猪怕肥”来安慰自己。有这一句话比没有强不知多少。当家人亲戚带来麻烦的事情，则在嘴里喃喃自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是的，只要能感觉到自己不孤独，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

中文俗语和日文俗语的差距，有时来自环境之不同。比如说，中文讲的“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翻成日文便是“腐っても鯛”（腐败了还是鲷鱼）了。果然是大陆环境和岛国环境之不同产生了两个乍看很不一样的俗语。想起来都很不可思议，一九八○年代初，我去北京留学的时候，郊区黄沙飞扬的马路上，还偶尔看得到关外农民拉着骆驼进城的画面，因为骆驼能载的货物比马多很多。近距离看了几次骆驼以后，就自然晓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指的是什么意思。同一条路（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西三环路）上，当时也看得到毛驴。近距离看了几次后，对当地点心“驴打滚”的取名要 “拍大腿”了。奇怪的是，“拍大腿”翻成日文是“膝を打つ”（打膝盖）。这句话说得太奇怪了，因为打了膝盖，手肯定会疼！

03

烟火、年糕与月琴

有一天，老公从外面回来，好兴奋地告诉我：“今天听说，长崎人扫墓时是放烟火的！”“真的吗？”我听了目瞪口呆，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日本有这样的习俗。我们在东京每年几次为祖先扫墓的时候，要带的只有一桶水、一把花儿、几把线香，如此而已。至多有人带死者生前喜欢的香烟、食物等。但是，烟火？从来没听说过。老公看到我惊讶的表情，进一步补充说：“烟火也不是用手拿的‘线香花火’（纸捻花），而是往天空放射的‘火箭花火’呢。”啊，原来如此！

长崎不愧为江户时代日本仅有的四个对外开放港口之一，历来有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东南亚等地的华人贸易船到来。据说，在江户初期即公元十七世纪初的长崎，总人口六万中，华人人口多达一万。他们要么出身于“三江”（浙江、江苏、江西），或者出身于福建，把华南文化传到日本来了。所以，如今全日本只有长崎人扫墓放烟火，肯定是华夏文化的影响所致。

其实，我在侯孝贤早期的作品《冬冬的假期》里就看过，苗栗铜锣人过中元普渡，除了家家摆桌以外，还会不停地放鞭炮和烟火。想起那画面来，长崎的习俗也似乎顺理成章，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不过，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扫墓该是安静、沉重的场合。相反地，说到烟火尤其“火箭花火”，不外是夏天穿上“浴衣”（棉布和服）跟朋友一起赴“花火大会”凑热闹看到的东西。一静一闹，在脑子里怎么也配合不上来。但实际上，全日本最有名的“隅田川花火大会”就是从江户时代为安慰流行病死者的灵魂开始的，只是如今的日本人忘记其来历罢了。

日本的传统文化，很多都来自中国。早期有从日本去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中期有去宋朝取经的和尚们，然后有江户时代长崎迎接的众多唐船，都运输了物品和文化。所以，日本的传统节日，如元旦、“豆撒”（立春前晚撒豆驱邪）、端午节、七夕、盂兰盆节、中秋赏月等，没有一个不是来自中国。

每年到了九月，日本的传播媒体一定告知国民哪一天可以看到一年里最美的望月。秋天空气清澄，只要该晚天晴，月亮就显得额外清楚了。电视播音员也绝不忘记告诉大家：月亮上捣年糕的兔子，今晚可看得清清楚楚啦。没错，在日本，中秋明月上的兔子不是捣药而是捣年糕的。这是因为，中秋赏月的习惯从中国传到日本来了，月亮上的兔子形象也传到日本来了，但是“嫦娥奔月”的故事则丢在东海上空。结果，凝视着在月亮上使劲挥杵的兔子形象，古代日本人共同下的结论就是：中秋望月上的兔子在捣年糕。

究竟为什么捣年糕，从来都没有解释。反正，中秋赏月嘛，要找来芒草插在瓮里，然后把团子和蒸芋头叠成金字塔形状，就准备好了。

在日本明治大学给学生们看电影《海角七号》，总有人问我：“茂伯弹的那乐器叫什么？”果然，二十一世纪初的日本年轻人对月琴完全没有印象。于是，我给他们讲：那是从中国大陆传来的四弦乐器阮咸，到了中国台湾后变成了二弦月琴；尤其在屏东恒春地区流行，如今恒春镇有“月琴之乡”的别名；最有名的曲子是当地的盲人琴手陈达一九六○年代灌唱片的《思想起》；他有原住民祖母，所演奏的曲子里也有“平埔调”等受了原住民文化影响的作品云云。

年轻学子们不知道，但其实十八、十九世纪，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日本，月琴曾风靡一时，乃坐“唐船”到长崎来做贸易的“唐人”们，逗留期间给“丸山艺伎”传授的“明清乐”传播到日本各地去的。

原来，江户时代的日本社会，“士农工商”的阶级区别划分得很严厉：武士阶级碰不得属于庶民的三弦，反过来庶民碰不得专属和尚的尺八等。相比之下，从国外传来的“明清乐”超乎阶级和性别的划分，其重要乐器月琴又较容易学会，总的来说自由得很，犹如一九六○年代发自美国而风靡一时的民乐。于是《茉莉花》《九连环》《算命曲》《四季》《纱窗外》等俗曲，当时许多日本人都弹着月琴用原版中文歌唱，有音乐史家认为成了如今日本很流行的“演歌”的源流。

月琴在日本的流行延续到明治时代。当时的学生、文人，要么自己一个人或者跟朋友们一起弹着月琴唱“清乐”歌曲，简直像二十世纪的大学生、社会青年们纷纷拿着吉他唱美国民谣、披头士歌曲一般常见、普遍。

一百多年后，来自中国的“女子十二乐坊”有一段时间在日本很受欢迎，首张专辑Beautiful Energy卖了将近两百万张。以流行音乐形式演奏中国音乐的美丽女子们，主要是拉二胡，弹琵琶，弹古筝，打扬琴，吹笛子。虽然资料上有弹中阮的臧晓鹏，她作为“女子十二乐坊”成员活动的时间似乎不长，很快就回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去，继续走古典演奏家之路了。中阮属于阮咸类，起码形象上跟月琴有所相似。可惜，日本人重新发现圆月形乐器的机会错过了。

所以，看着《海角七号》，日本学子们觉得茂伯弹的那个乐器真有点特别。他们到了台湾，有机会看到月琴吗？

本文节选自

作者: 新井一二三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出版年: 2020-1

责编 | 巴巴罗萨

主编 | 魏冰心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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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说中文的感觉，有点像谈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