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说：“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把这句话放到从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中国航天事业，照见的是无数航天人60多年来的不懈奋斗、无怨无悔以及取得的辉煌成就。

又一个“五一”国际劳动节刚刚过去，我们带您回顾全国劳动模范余梦伦、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杨南生、北京市政府劳动模范汤士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张贵田这4位老一代航天人身上的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以勉励新一代航天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赓续奋进，为实现航天强国梦想实干奋进。

1960年4月6日，余梦伦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当日便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前身）报到，至今奋战在航天一线已经超过整整60年，参加过东风一号、东风二号、长征三号等多型导弹、火箭研制与发射任务。

作为我国著名的航天飞行力学、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余梦伦那平和的态度、儒雅的谈吐、细致的思维，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让人倍感亲切。他对航天事业的无比热爱和他对年轻员工的诚恳友善，也让人感触良多。

时间回到1960年春天，余梦伦走出校园，跨入中国航天事业的大门，那时也正是我国航天事业起步的时候。在那个年代，中国航天人既没有系统的弹道专业理论，也没有前人的资料可供借鉴，更没有先进的科研设备，有的仅是国家的自然灾害、苏联单方终止合作协议……

面对基础知识和科研条件如此薄弱的现实，余梦伦迎难而上，毅然投身于祖国的航天事业。在简陋严苛的环境下，他用手摇计算机计算着如今只需几分钟而在当时却需要两个多月时间才能完成的数据。“那时候算题目都是用手摇计算机，一条弹道得几个人一起算，只要经过办公室就能听到手摇计算机的声音。”余梦伦回忆。

凭着摇肿胳膊的拼命精神，余梦伦和他的同事们终于计算出同国外先进资料完全一致的结果，摸索出我国弹道设计领域的前进之路。

可以说，他的故事是对中国航天艰苦奋斗、自主创新精神的深刻诠释。中国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创造了无数个震惊中外的奇迹，奏响了无数首荡气回肠的凯歌。艰苦奋斗就是这奇迹中永不消逝的精气神，自主创新就是那凯歌中是永不褪色的主旋律。

1996年，在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太一号A卫星任务中，火箭点火起飞不久，火箭的安全控制系统就显示出“异常”。

按照常规的做法，这时的火箭和卫星都应该是炸毁的，但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使我国在经济上蒙受巨大损失，而且在国际上的信誉也将一落千丈。

危急时刻，余梦伦沉着果断，根据地面接收到的实时测量数据，经过快速缜密分析，他毅然做出了火箭飞行正常的结论，建议火箭按正常程序飞行。飞行安全指挥官听取了余梦伦的建议，最终，火箭准确无误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回忆当时的场景，余梦伦说：“我看弹道曲线都很正常，姿态角虽然有些跳变，但始终在理论范围，对弹道方案我也是非常有信心的，所以当时不论现场的压力有多大，我始终认定火箭的飞行是正常的。”

快速做出火箭正常飞行的分析判断，需要深厚的技术功底；毅然向指挥官建议火箭正常飞行，需要承受相当大的压力。只有在平时工作中苦练内功、深入钻研，才能磨炼出过硬的技术实力；只有在危难关头决不退缩、在重要时刻勇往直前，才是真正负责任的航天人。

余梦伦经常会回忆起自己参加工作时的恩师方俊奎：“方俊奎比钱学森小一岁，他是老一辈搞弹道工作的。对我们来说，弹道的元老就是他。他始终工作在第一线，没有当过官，而且他能为了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当时他在咱们这儿是老专家，单位也比较重视。1963年，他提出要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去工作。他认为当时那里的弹道工作比较弱，每次打完以后要进行弹道分析，而基地在这方面没有太强的力量，所以主动提出要去帮着他们把弹道专业弄起来。于是，他们一家三口人全部离开北京，到了沙漠。如果当时他留下来是很有发展前途的，但是他放弃了北京优越的生活、工作环境，主动要求去艰苦的地方工作。”

国家最重，名利最轻。回首航天事业走过的60多个春秋，有多少老同志为了技术的发展，放弃优厚的条件，奔赴祖国需要的地方；有多少老同志为了科学的进步，不计功名利禄，默默无闻奉献一生。这不正是浮躁的现代社会，我们这一代航天人最需要学习的精神吗？只有心境彻底宁静，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起丰厚的经验；只有内心真正平静，才能在喧嚣的社会大潮中永远保持对技术理论的不断突破。上下求索，不羡慕别人的浮华，航天青年应该追寻那份豁达。

（壹轩）

一步步往前蹬

1950年，29岁的杨南生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博士学者的身份，毅然回到祖国。从此，他的名字和共和国航天事业密切相连。中国第一枚探空火箭、第一台固体火箭发动机、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第一发潜地导弹……这些一个又一个的“第一”，都有他的心血和付出。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曾说，“杨南生是有真才实学的。”他专注于基础理论研究和科学方法创新，非常善于运用基础理论解决工程实践难题，从而推动了固体发动机技术的创新和发展。

1964年6月，杨南生接过周恩来总理亲笔签署的任命书，担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分院副院长，带领着他的团队，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修筑起一条神奇的天路。

1965年8月，中央启动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任务。以杨南生为技术总指挥的七机部四院承担运载火箭第三级发动机的研制重任。1966年，四院展开了我国第一种可用于实际的固体发动机研制。说起那段“荒漠走单骑”的故事，四院的老人们无不唏嘘落泪。

在那个“鸟都不飞”的地方，荒漠风沙，环境恶劣。长期紧张的工作使杨南生患上了坐骨神经痛。可为了工作，他仍忍着病痛骑着那辆永久牌二八式自行车穿行于各厂、所、站之间。于是，茫茫荒漠里，大家时常会看见这样一幅画面：一位文质彬彬的中年学者，迎着风沙，用力蹬着一辆自行车，艰难而又坚定地前行。

在攻关的过程中，科研团队还要冒着动乱可能造成的生命危险。与试制同时进行的试车条件准备，如高空模拟和旋转试车设施的建设、提高测试精度的研究等，也是在这样的局面下艰难地进行着，同样是一步前进一番辛苦。在此期间解决的一个根本性的技术难题是装药裂纹问题。

困难压不倒英雄汉。第一台GF－02厚壁发动机终于在1967年底研制出来，改进之后试制了两台发动机，分别在1968年7月和11月，用抢修起来的立式试车台进行了试车，完全验证了点火系统的高空工作可靠性。1969年，发动机正样研制开始。这一年是“文革”动乱最厉害的年月，研制队伍迎着困难，排除干扰，坚定步伐，奋勇前进，硬是试验了15台发动机，特别是最后5台取得了连续成功。

为了尽可能详细地了解试车状况，当年每次试车，杨南生都会不顾安危，带领科技人员亲临发射场，走近与试车台只一墙之隔的观察窗。当时没有跟踪仪器及高速影像设备，要想观察到发动机火焰状况，只有近距离通过观察窗进行观看，一旦发生爆炸，后果不堪设想。

40年后，杨南生回忆那段岁月时说：“在整个研制过程中，四院一共进行了19台试车，其中有5台是高空模拟试车。1970年4月中旬，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在即，我和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戚发轫等同志一道从发射基地赶到北京，向周总理等领导同志汇报关于卫星、火箭发射前的测试与准备情况。此后，中央批准了卫星发射。”

1970年4月24日晚9点35分，长征一号火箭轰鸣着升上天空，在一定的高度上，发动机最后有力的一推使东方红一号卫星按照方案设计，进人轨道。当《东方红》的乐曲从遥远的太空传回时，杨南生站在大漠的寒风中，翘首星空，追寻着那颗刚刚升空的中国新星……

作为从直径300毫米的试验型小发动机一步跨越到直径770毫米较大型实用发动机，从研制启动到发射成功，仅仅只有3年时间，这样快的研制速度，在世界航天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习惯于坚守清贫事业的杨南生从未在意过生活的艰辛和环境的恶劣，但有一次他在意了。那年一位旅居国外的朋友回国后突然提出要来看他，杨南生非常清楚自己的住房条件远远不及当年留学时的学生宿舍，于是婉转地告诉朋友：“还是我来看你吧！”妻子开玩笑说：“你当初不回国，就不会尴尬了。”杨南生乐呵呵说：“给别人干活没意思，给自己家人干活，我心里才高兴啊！”

曾经有人问过他，这一辈子感到最幸福的是什么？杨南生沉思片刻，深情地说：“最幸福的，是天上那颗会唱《东方红》的、会转的星星上有我亲手摸过的东西啊！这一辈子能为国家发达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儿，对我来讲，足够啦！”

2013年3月5日，杨南生永远离开了他奋斗一生的航天事业。他的同事、原四院副院长阮崇智回忆起创业的那段激情澎湃的倥偬岁月时说：“杨南生对四院的贡献是根本性的。他从不居功，不突出自己，总是把年轻人推到前面，他的为人是我终生效仿的榜样。”

（厮轩）

咏唱红色旋律

“咔、咔……”这是一台坐标镗铣床。几十年来，它一直安静地伫立在航天科技集团五院529厂中关村厂区2号厂房的恒温间里。或许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当年，它曾经为“东方红一号”的生产研制立下过汗马功劳。

曾经，它是厂里精度最高的设备。它的第二位操作者汤士良成功加工出了决定星箭能否成功脱离的关键零件——爆炸螺栓。

爆炸螺栓精度要求极高，大于误差值不能断裂会影响星箭分离，小于误差值可能稍有震动就会断开。那个时候手工操作，成品的合格率非常低。汤士良就是靠着这台设备，用自己多年积累的经验交出了合格的产品，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坐标镗铣床也成为了地地道道的功勋设备。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台设备足抵过一火车皮鸡蛋。用了坐标镗铣床12年，汤士良每天都为它擦拭、上油，小心地爱护着。“我是吃苦出来的人，有的是一颗报答国家的心，要保护好、使用好设备，用它为厂里作贡献。”汤士良说。

多少年来，汤士良的徒弟又带出了徒弟，老设备的操作人员换了但规矩没换，小辈们用起来也是格外的珍惜，设备光洁得一如50年前一般。直到现在，这台设备依然在为科研生产作着贡献。

汤士良操作过的设备不止坐标镗铣床一台，当年，各类车床都为了卫星研制飞速运转，攻克了一道道前进道路上的难关。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电缆插头生产在当时是个大难题，历经3年的研制都没能攻克。针状的插头是玻璃合金的材料，极细，要从直径1毫米加工到0.5毫米，装卡不好的话一车就断，或是偏离位置。

汤士良总结了外出学习时使用YG8合金刀的经验，自己琢磨设计出了适宜加工的胚具，合理选择刀头，使刀头随着针一起移动。最终，提前7天完成了500件产品的加工任务，用2天时间解决了困扰大家多年的难题。

红外线相机的支架是非金属材料，为三通样式，直径大、薄壁，且精度要求非常高，这样的零件加工从工艺上是不能找到可以一次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根据多年的操作经验，汤士良师傅决定让零件“躺着”加工，因为这样只需要一次装卡，可以有效减小误差。

汤士良这样总结加工操作要点：第一，分析形状和精度要求；第二，尽量采取一次装卡方法以保证精度；第三，注重刀具的选用；第四，合理安排加工程序。他说：“工艺没写到、自己没想到，就会出问题，要结合问题查找原因。”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天线需要加工钛合金拉杆，细长而且精度要求高。钛合金零件加工在当时很少有，材料易变形，加工难度大。据说这样的产品，那个年代竟然能卖出500元一根的高价。汤士良经过不断摸索，形成了一套加工处理方法，在粗加工后再进行热处理和液氮低温处理，有效保证了精度。为了达到亮度要求，机械加工后还要打磨。

这500根拉杆汤士良磨了1个月，手都磨出了茧子。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的他还把经验总结后形成了论文，发表在了《机械工人》杂志上，据说还有客户因为看到这篇论文来厂洽谈业务。

“文革”的时候，许多人出去“串联”了，汤士良没有，于是被人批评是“只懂低头拉车，不懂抬头看路”。他把时间用于忙着到处收集厂里解决不了的问题，自己来干。

那个时候，厂里镗不了找汤士良，铣不了找汤士良。汤士良自己设计、工艺、操作一条龙，扎扎实实地埋头苦干，把“文革”这个动荡的时期变成了“镀金”时期。这段时间的攻关经历，为汤士良的精密加工能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以搞精密加工擅长的汤士良一直信奉这样一个信条，“99%不行，必须是100%”。他说：“不管精度多高、多难，只要技术人员能设计出来，就一定能想办法做出来。”

这是一群永远值得记住的人，这是一些永远值得铭记的事。当年，崇高的使命鼓舞他们在荒芜中播种希望，从简陋中雕刻出奇迹。老职工留下了老设备，老设备传承着不老的精神。那光亮的设备上反射出的是往日的辉煌和几十年不变的以崇高的使命感报效祖国的决心。

50年前，清晰悦耳的《东方红》乐曲第一次在浩瀚的宇宙唱响；50年后，这些立下卓著功勋的老设备仍在咏唱，它们用规律的“咔咔”声，为那些红色的旋律打着节拍，把叩问天宇的梦想镌刻在历史的乐章。

（贾然）

一往无前

作为我国液体动力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张贵田把一生的精力和心血都交付给了祖国的液体火箭动力事业。国家需要就是他行动的号令，在信仰的战场上，他始终一往无前。

1970年，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在即。为了确保发射一次成功，我国事先发射了一枚试验弹。掌握二级发动机上天工作的情况是试验的重要内容之一，怎么才能掌握这天上的情况？答案只有一个，等它落下来。

要找到天上落下来的，在当时何其难也！关键时刻，张贵田挺身而出，主动请缨远赴大漠寻找试验弹残骸。

茫茫大漠戈壁，沙浪相拥，绵延无际，没有任何生命，也听不到任何声音，要找到试验弹残骸仿若沙海捞针。他们一会儿爬上沙丘，一会又跌进低谷……直到一个熟悉的身影撞进了视野，大家一阵狂喜，连滚带爬地奔过去。是二级发动机燃烧室和机架！它像个顽皮的熟睡着的胖宝宝，静静地卧在沙丘上。张贵田无比心疼地抚摸着它，仔细地检查了又检查，翻来倒去，内心无比喜悦。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当《东方红》那美妙的声音响彻寰宇，举国欢腾，世界震惊，中国从此拉开了远征太空的序曲。和当时所有在场的参试人员一样，张贵田为此忘乎所以地欢呼着，无比幸福。

上世纪80年代，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张贵田把目光投向了世界航天的发展前沿，提出了研制新型大推力液氧煤油发动机的构想。在当时的条件下，有些人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一个“画饼充饥”的构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但张贵田没有退缩，因为这是国家的需要。

经过先期技术攻关，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的研制蓝图渐渐清晰，它是为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研制的无毒、无污染、高性能、高可靠的主动力装置，是今后探月工程、载人空间站等任务的主动力。

1999年7月的一天，第二次涡轮泵联试。由于对液氧贮箱增压问题的技术难点掌握不深刻，试车刚完成起动，2.5秒左右高压燃气导管突然爆裂，试车失败，这是发动机研制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试车结束后大家情绪都很低落，在红光沟小旅馆的房间里，张贵田一个人静静地坐了很久。到吃饭的时候，参试的集团公司专家钱维松过来安慰张贵田说：”老张，试验有成有败，又不是产品自身的问题，别太难过了。”只见，张贵田低着眼帘，喃喃自语道：“不应该啊，不应该啊……”说着，眼泪哗地就流了下了来。

一贯开朗豁达的老人落泪了，这泪水中饱含着对液氧煤油发动机的脉脉深情，饱含着对祖国航天事业的耿耿忠心。面对这颗赤子之心，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2000年9月，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通过国家立项批复，发动机正式开始型号研制工作。由于对补燃循环和自身起动等新技术认识不足，连续几次整机试车均不成功，两次起动不正常，第三次和第四次甚至发生发动机爆炸……连续的失败，研制队伍的情绪一落千丈，不少人开始怀疑：补燃循环到底能不能干？自身起动方式到底能不能实现？

外界舆论十分不利、研制团队内一片迷茫，在这紧要关头，张贵田的一番话给研制队伍带来了信心。他说：“液氧煤油这种推进剂我们第一次接触，补燃循环方案第一次采用，自身起动方式更是第一次研究，这么多新技术哪能不交点学费？要坚定信心，最终解决问题的只能是我们自己！”

老人家的话字字铿锵。在他的鼓励和主持下，研制队伍完善了仿真模型，改进了相关组件，经过大量的冷调试验，选定了理想的起动方案和起动程序。2002年5月，第五次试车圆满成功，发动机起动平稳快速，试验数据和仿真结果完美吻合，补燃循环、自身起动等一系列技术难关被一举攻破。

2012年，120吨级液氧煤油发动机顺利完成专项研制并通过国家验收。中国成为世界上继俄罗斯之后第二个掌握高压补燃液氧煤油发动机技术的国家，目前该发动机已应用于我国长征五号、长征六号和长征七号新一代运载火箭，我国的运载能力和进入太空的实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

几十年光阴似箭，曾经年轻的追梦人青丝变白发，直到耄耋之年，张贵田依然在不知疲倦地编织着属于他的中国梦、航天梦。他把国家的需要视作不竭的动力，用半世纪的辛勤耕耘和一辈子的坚守诠释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崇高信仰，书写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至忠至诚和拳拳之心。

（陆轩）

图/ 中国航天报

原标题：《这四位老人，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