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的政治背景

1948年4月20日，南京政府正式召开了所谓“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总统与副总统。在当天的选举中，蒋介石“毫无悬念”地高票当选为所谓“总统”。与之相对，副总统选举则堪称“混战”，候选人多达六位，包括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傅霖。先后进行了四轮投票，直到4月30日才由李宗仁艰难胜出。

正当南京政府内部各派系为政治权力分赃而角力之时，中共中央则为了日后“新中国”的建设迈出了极为重要的关键一步：决定用发布口号的方式进一步表达中共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明确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此主张，表明中国共产党计划主动邀集广大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组建民主联合政府，共同建设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当天，新华社就正式对外进行了广播。5月1日，《晋察冀日报》头版刊发了“五一口号”。2日，《人民日报》又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

在对外正式发布“五一口号”的同时，5月1日毛泽东又亲自致信避居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在香港主持盟务工作的沈钧儒，征询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间、地点、参会党派和原则、实施步骤等问题，并对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第五条进行了更详细的诠释，特别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当时在香港负责地下工作的潘汉年亲手转交给当时正避居香港的主要民主党派领导人。

作为“避难所”与“统战中心”的香港

抗战结束后，南京当局在其统治区域进一步加强了对共产党、民主人士的镇压与排斥。相较而言，港英当局治下的香港的政治活动空间则较大。在不直接损害英国政府利益的前提下，港英当局一定程度上允许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报刊在港出版、同时也取消了新闻检查制度。对中国的内战，英国及港府对外皆持所谓“中立原则”。在此背景下，南下躲避南京当局骚扰、威胁的民主人士在香港也就有了避难之所。用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香港已成为共产党交换信息、资金和宣传资料的中心。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准许中国人自由进出的政策，使它成为中国政党的极佳避难所。在此期间，中共便因地制宜地利用香港来进行隐蔽战线的斗争，并积极开展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

自1946年9月后，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潘汉年就被中共中央调往了香港。当时，周恩来曾在上海会见了中共香港工委的领导连贯、杨琳并指示：“蒋介石完全撕毁和谈假面具，全面内战已经爆发，国民党迟早要赶走我们，我们也准备再穿几年草鞋。有些民主人士、文化人以至我们的干部要疏散到香港、东南亚一带，香港工委要作好安排。” 次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听取钱之光等人的工作汇报时，曾再次强调：现在香港成为唯一可以公开活动的地方，已去了党的干部，民主人士也将陆续去。要求钱之光带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港建立联系。后来钱之光到烟台、大连把事情办妥。这为后来内地民主党派领导人和许多民主人士转移、避居香港，也为之后秘密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解放区筹备召开新政协，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了隶属于中共上海局的香港分局，由方方担任书记，把极富情报和统战工作经验的潘汉年由上海调到香港，配合其开展工作，成立了以连贯为书记的统战委员会，负责做陆续转移到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文化界等方面人士的统战工作。与先后到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朱学范、蔡廷锴、郭沫若、马叙伦等民主党派领导人及数百位民主人士建立和保持着联系。在中共组织的协助下，各界的民主人士得以避居香港，而香港也成为了新的统战中心。民主党派与中共组织的联络也曾引起港英方面的关注，如1948年初李济深组织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总督葛量洪便曾考虑禁止民革在香港从事政治活动。“五一口号”发布前，港英当局已开始逐渐转变对左翼及中共势力的容忍态度，开始采取更严厉的限制措施，例如曾取缔左翼及中共合办的达德学院。

“五一口号”正式发布后，中共香港分局第一时间便将相关消息发表在了自己主办的《华商报》上，进而在香港引发巨大轰动。聚集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不约而同地赞同和欢呼中共中央“五一口号”的各项主张。1948年5月7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指出：“中央已于五一节提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而其第一步则拟召集各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不属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开一次政治协商会议。自然这些在目前均尚是宣传和交换意见时期，尚未到正式决定和实行时期。你们可用非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紧随其后，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支持与协助下，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纷纷举行座谈会畅谈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新形势、新局面，并对中共所提出举办新政协的倡议发表意见，阐明各自立场和观点。一个以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为主旨的新政协运动在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迅速开展起来了。美国《芝加哥日报》记者包大可（A.Doak Barnett）在1948年到访香港时，曾对当时齐聚香港的民主党派进行过近距离的观察。他认为这些党派的反蒋立场与中共是高度一致的，也积极与中共在政治上彼此呼应。

从香港走向解放区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复电仍在香港的李济深、沈钧儒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表示为“以促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 同一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拟致香港分局及潘汉年本人的电报，要他们按照毛泽东复电的精神，认真征询各民主党派的意见。同时，要把关于新政协的讨论推广到上海和旅居南洋的民主人士中去，欢迎他们到解放区商谈，共同进行筹备工作。接到复电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便积极开展讨论协商。例如当时蔡廷锴住在香港罗便臣道111号，李济深则住在罗便臣道92号，彼此相隔不远，经常来往。收到毛泽东复电后，蔡廷锴就常到李济深寓所去，两人推心置腹，多次商讨。

同时，为了征求各民主党派对召开新政协的时间、地点、召集人以及北上交通等问题的意见，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的负责人，一方面登门拜访各民主党派的首脑，诚恳耐心地听取他们的具体意见；另一方面则召开座谈会，号召大家积极发言，集思广益，然后集中向中共中央汇报。根据时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作人员杨奇的回忆，当时的座谈会有两种：一种是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代表方方、潘汉年出面主持，邀请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出席，每次十多人，开会地点通常是在香港铜锣湾天后庙道4号4楼，也曾经在李济深寓所举行。另一种座谈会由中国民主同盟的周新民主持，人数较多，地点是借用湾仔一个单位的会议室，每次参加者约有三十多人。有时先由一人专题发言，然后漫谈讨论；有时则邀请有关知名人士作政治报告。不论哪一种座谈会，主题都是目前形势与新政协会议。

根据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本人的要求，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先后召集了八次座谈会。其中以1948年6月30日那一次的会议记录最详细，记录者是香港工委的统战委员罗培元。通过这份座谈会记录，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座谈商讨了五个问题：一、关于召开新政协的时间问题；二、关于新政协开会的地点问题；三、关于参加会议者的范围、单位、个人问题；四、关于第一届会议应解决的问题；五、关于会议由谁召开的问题。会上发言踊跃，沈钧儒、谭平山、马叙伦、李章达、郭沫若、茅盾都作了多次发言，有些问题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李济深因当日有事请假，委托连贯转达他的意见，他主张等到解放军拿下平津之后，才在北平召开；李章达、谭平山则不同意。方方、潘汉年除了就北上的交通问题提出建议和征求意见外，对大家的发言并没有发表自己的见解，只是说明会将各人的意见如实向中共中央反映。

自1948年9月，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安排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安全、及时抵达解放区，并为之做了周密的安排。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华南分局、香港工委的负责人方方、潘汉年、连贯以及钱之光具体负责，华北局、东北局密切配合，前后持续了近一年的时间，大致分为南北两线进行。其中，北线主要是护送平、津、沪的民主人士到河北平山县的李家庄，如符定一、吴晗、翦伯赞、田汉、胡愈之、费孝通、张东荪等都是通过北线抵达解放区。而南线主要就是将聚集香港的民主人士送往东北解放区。较之北线，南线人数更多，情况也更复杂。既要躲避南京当局特务的盯梢，也要警惕港英当局的监视。为此，周恩来提出了“保密、谨慎、周到、安全”的八字方针。至1949年3月，经中共中央邀请，经香港进入东北、华北解放区的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科学家、作家及部分家属等已有350人之多。由此可见，香港方面护送工作之成功。

民主党派活动对香港政局的长远影响

此外，另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大量民主人士曾在香港避居逗留，客观上也营造了当地左翼进步的社会文化氛围。二战后，港英当局曾一度考虑在香港推行所谓“政治改革”，效仿新加坡来推动立法会选举。伴随着“五一口号”的发布，中国国内局势的巨变尽在眼前，葛量洪不得不推翻了之前拟定的政改计划。鉴于当时香港与中国全国的舆论气氛与人心向背，他非常担心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在香港推动市议会选举，很可能会出现左翼亲共乃至共产党势力赢得选举的“尴尬局面”。

20世纪50年代初，葛量洪与香港行政局的官员皆认为若实施市议会选举，“那是太危险的做法了”，很可能会出现左派议员占多数的情况。1952年10月20日，英国下议院正式彻底宣布放弃“香港政改计划”。仅仅两天后，葛量洪在香港立法会的会议上又特别重申了下议院的这个决定。在讲话中，他直言：未来将拒绝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提案。此后，香港政治改革的议题便从港英政府的议事日程中彻底消失，直到20世纪80年代。

回溯历史，20世纪40年代末的香港既为民主党派提供了躲避南京政府打压，进而重组势力的生存空间，也为他们与中共的合作提供了机会。这段时期内，中共统战的“拉力”与南京当局排他性的政治威权的“推力”，促使当时已经左倾的旅港民主党派更积极地向革命力量靠拢，进而最终完成了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的历史性转变。这种转变标志着民主党派完全放弃了在国、共两党间寻求所谓“中间路线”，转而主动接受中共的领导，共同缔造了新中国的政治基础。（作者系民革上海市委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上海图书馆竞争情报部副主任、副研究员）

相关链接：

长按指纹

一键关注

原标题：《“五一口号”、民主党派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