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山

今天，小编继续追溯上山遗址发现的过程，跟大家一起探寻上山文化的意义。

上山遗址的年代

2003年1月，出土的夹炭陶片经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博学院用碳十四年代测定后，数据让人叹为观止——经树轮校正后，遗址年代距今约11400年至8600年，比河姆渡遗址早了3至4千年，比跨湖桥遗址也要早2至3千年！对于考古界来说，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意味着浙江乃至东南亚的文明史向前推进至10000年。

由于当时考古队正忙于跨湖桥遗址的整理工作，加上对跨湖桥遗址的年代尚有争论，考古队强压住内心的惊喜，不对外过分宣扬，故在大半年时间里上山遗址并没有在考古界和社会上掀起很大的波澜。6月，待跨湖桥遗址出土器物的整理工作暂告一段落后，考古队立即将精力投入到不直塘山背墓葬品及上山遗址出土器物的整理、研究、绘图工作中去。7月，天气酷热难当，但听闻浦江上山出土了一些从未见识的史前器物，著名考古专家刘军、牟永抗先生匆匆赶赴现场。虽然工作间里很闷热，可两位专家上手了一两件器物后，便再也停不下来。70多岁高龄的牟老先生干脆脱去上衣、光着膀子席地盘坐，对陶器、石器标本一件件仔细察看起来。

随着对出土器物的整理、研究、绘图工作不断深入，考古队发现很多夹炭陶里有羼和稻壳，于是挑选了稻壳遗存保存较清晰的几件标本进行研究。通过植物硅酸体分析，结果在标本上都发现了稻叶片运动细胞的扇形硅酸体。

发掘成果向学术界公布的条件已经具备。9月中旬，一篇有关上山发掘的通讯短稿赫然出现在考古界最具权威的《中国文物报》上。11月7日，该报头版又刊登了《浙江省浦江县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早期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12月11日至14日，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华南及东南亚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上山遗址的发掘成果经分组讨论后，作为重要报告在大会上作了宣讲。从那时起，上山遗址就注定要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占据一席之地。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2004年夏季，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学委会召开会议，又专题讨论了上山遗址的进一步发掘计划。经过反复研究后，学委会决定以保护为主，采取小心求证的方法，进行小面积发掘。

2004年10月，上山遗址第二期发掘开始。发掘过程堪称“精雕细琢”。考古队几乎过手了挖掘出的每粒泥土，采集了每一块石头和陶片。那年冬天的田野上特别冷，队员们总是在搓手哈气中开始一天的工作。由于经常出现霜冻，日出后一段时间,冻地才会慢慢融化，队员一踩上那融化的地皮，鞋上就会附着一层黏糊，即使大晴天队员也不得不穿着雨靴工作。但考古队员们始终保持着认真严谨、一丝不苟的态度，在紧张、忙碌中度过了一个个寒冷而又充实的冬季。这次发掘发现了丰富的打制石器，却没有发现磨制石器，于是一个观点被提了出来——“上山遗址具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特征”。

收获的季节

经过一期、二期的挖掘工作，考古队挖出了较多的陶片、石器。2005年1月20日，浙江省文物局和浦江县政府在浦江博物馆召开新闻发布会，阐释了上山遗址的发现和意义，有效推动了上山遗址的宣传。

上天冥冥之中好像有所安排，当历史年轮刚刚碾过2005年的年初，沉睡于曹娥江流域嵊州的小黄山被唤醒。小黄山遗址除了年代上晚于上山遗址，内涵上却与之有许多共同点，属于同一种文化类型。它的发现对上山遗址的文化意义提供了支持，也对上山遗址的发掘与命名起到了激励和推动作用。根据命名的一般原则，当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类型有两处以上遗址被发现时，往往把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名称。

2006年是收获的一年，发掘工作又取得了四大成就：

一是扩大了发掘面积，出土了丰富的器物，确定了敞口盆、双耳罐、平底盘等典型器物，并将平底盘的出现确定为划分早晚期的标志，从而逐渐弄清了文化面貌。

二是在遗址北面的“石山头”新发现了一处遗址——上山遗址北区（原来的上山遗址则被称为“南区”），使上山遗址的内涵得到进一步的丰富。

三是在遗址“北区”发现了跨湖桥文化类型遗存与上山文化类型遗存的叠压关系，从地层关系的角度证明了上山文化类型的年代确实早于跨湖桥文化。

四是将相当于楼家桥遗址早期的文化层从南区清晰划分出来。该文化层遗存虽然单薄，但一直干扰着上山遗址的纯洁性。经过划分后，遗址本身的逻辑关系终告明确。

至此，遗址的发掘从学术角度讲已告一段落。万事具备，接下来就只需静待一次专门学术研讨会议的召开。

经过考古队、专家、浦江县委县政府的共同努力，2006年11月5日至7日，由浙江省文物局和中国第四纪环境考古学会主办，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浦江县政府承办的“中国第四届环境考古学大会暨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终于在浦江召开。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鲍贤伦，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严文明，中科院院士、著名古人类学家吴新智，环境考古学专业委员会名誉主任周昆叔，主任委员莫多闻以及40多家大学、研究单位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此次会议出席专家、学者之多，考古业界多年来少见。专家们听取了发掘成果报告，考察了遗址现场，并研究了出土标本。他们对遗址的发掘、研究成果表示认可和肯定。

7日下午，“上山文化新闻发布会”举行。会上对几天来的研讨成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上山遗址下层文化内涵新颖独特，代表了一种新发现的、更为原始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类型，不同于长江下游地区以往发现的其他新石器时代遗址。

三期考古发掘证明，上山遗址的年代早于河姆渡文化，也早于跨湖桥文化，是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中也发现了相同类型的文化遗存，进一步证明上山下层文化类型不是孤立的。两处遗址位于浙江西南部山区向浙东平原地区过渡的丘陵、河谷地带，是一种新颖的地域文化，这种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可以命名为“上山文化”。上山遗址还发现了长江下游地区迄今最早的栽培稻遗存，对世界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

“上山文化”的沉思

风起浪涌，当得知“上山文化”为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地区年代最早这一消息后，社会各界纷纷聚焦浦江。

当人们激动喧嚣之时，考古专家们却从来都保持一颗冷静的心。在专家们眼里，上山遗址出土的遗存、遗迹仅仅表现出“上山文化”的冰山一角，在其它地方肯定还会有更多的文化面貌需要人们去挖掘、研究、印证和阐释。面对下面几个问题，考古专家们又陷入了无限的深思：

第一，上山遗址是迄今发现的几个万年遗址中，文化内涵最丰富的。结合彭头山遗址、贾湖遗址等所反映的现象来看，中国南方地区的史前文化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处于先进地位，这种先进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向北推进。这与全新世大暖期到来后，人类最佳适应带向北移动有关吗？在对上山遗址、小黄山遗址和跨湖桥遗址的研讨中，对其年代持谨慎态度的学者不在少数。如何使不同的历史观在更深层次进行反思，这是上山遗址和上山文化研究期望达到的一个高度。

第二，上山遗址提出了稻作农业的起源问题。稻作农业究竟诞生于何时何地？由于标准不容易掌握，故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上山遗址出土的几乎所有夹炭陶片中，都发现了稻壳遗存，这无疑表明当时对稻的利用已有了相当规模。上山人懂得用石磨盘、石磨棒脱壳，也许还可能使用镰形石刀作为收割工具，如果能够在器刃上找到水稻的残余物质，就能证明上山文化已有了包括收割与加工在内的一套完整农业体系。显然，上山文化有条件在稻作农业起源问题上给出一份有分量的答卷。

第四，上山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源头。它与跨湖桥文化、河姆渡文化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跨湖桥遗址因海侵而废湮，跨湖桥人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应该会向更高的山地转移，但为何考古工作者至今尚未找到跨湖桥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在同属上山文化的上山遗址与小黄山遗址中，都发现了与跨湖桥文化遗存的叠压，二者之间有继承关系吗？如果跨湖桥文化从上山文化发展而来，那应该对山地、河谷地带有适应性，怎么会随着海侵而突然消失呢？河姆渡文化又从何而来？

“上山文化”大家族

值得庆幸的是，顺着“上山文化”的指向，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懈努力，发现了“上山文化”的大家族。

截至目前，已发现浦江上山遗址、嵊州小黄山遗址、永康庙山遗址、永康太婆山遗址、永康蓭山遗址、永康长田遗址、永康湖西遗址、永康长城里遗址、武义大公山遗址、金华山下周遗址、金华青阳山遗址、龙游荷花山遗址、龙游青碓遗址、龙游下库遗址、义乌桥头遗址、东阳老鹰山遗址、仙居下汤遗址、临海峙山头遗址、金华三潭山遗址等19处遗址。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我们坚信，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成员”加入这个大家族，“上山”的文化面貌也会越来越清晰地呈现给这个世界。

原标题：《回望上山之发现上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