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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尔维亚故事丨贝尔格莱德不愿被描绘》
曹然丨文
（二）无论如何，还得生活
“你去了哪里？哪儿也没去。你都干了什么？什么也没干。”卡普尔在《贝尔格莱德生活方式》中如此描绘最常见的街头对话。今天的塞尔维亚生产总值仍然只有1990年（南斯拉夫内战前夕）的百分之八十，失业率超过百分之二十。
要是算上所谓“灵活就业”的情况，塞尔维亚的形势更不乐观。我在贝尔格莱德语言学校上课时，已然察觉到老师们的繁忙。教口语的老师伊万早上结束了课程，又匆忙赶往另一个学校授课。我们几次邀请他晚上去酒吧小聚，都被婉言谢绝：他晚上还得上网给身在伦敦的学生辅导。我在旅社和咖啡馆认识的年轻人们都是这样，白天在店里打工，晚上换到酒吧或俱乐部帮忙。口袋里攒了几个闲钱，才能有休息日。
“我不喜欢蒂姆·朱达的书，里面全是对塞尔维亚人的偏见。”一天夜里，两瓶啤酒下肚，一贯沉默寡言的旅社前台萨沙突然说。朱达曾是《经济学人》驻前南斯拉夫记者，将战地经历写成了好几部著作。我有点意外，因为印象中朱达很清楚西方人对塞尔维亚人的种种妖魔化。我正要和萨莎探讨细节，他的朋友奥列格插话了：“你们哲学系学生就喜欢对这些事较真。我们都已经在旅社当前台了，西方偏见不偏见有什么要紧呢？唉，生活！”
我吓了一跳。设想在后海青年旅社遇见北大哲学系毕业的前台，也会有类似的效果。然而没几天，我又陆续遇见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的咖啡店员、经济系毕业的长期失业者，等等。战争和前南斯拉夫经济空间的解体的致命打击还在继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有无数人移民国外。
贝尔格莱德景色 （图源网络）
但这不意味着贝尔格莱德的生活黯淡无光。卡普尔还感叹过：贝尔格莱德有什么是独一无二的？建筑和食物，似乎在维也纳、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之间折中；河流与山丘，比起巴黎和伦敦也不突出；唯有这片天空及其变幻莫测的云朵只属于这座城，一切风景在其映衬下自成一幅生动画卷。
正因为如此，贝尔格莱德的精华无偿开放给所有人。无须预订昂贵餐厅或私人俱乐部包间，所有最佳观景处都是公共空间。无论是360度河景公园还是俯瞰全城的电视塔，兜里一个子没有也可光顾。无数个落日时分，我们提着啤酒和汉堡坐在河畔草地上，看漫天红霞逐渐变成深重夜色，笼罩了古老的天际线。
不似这座城市的难以捉摸，贝尔格莱德人从不遮掩本性。公元前3世纪建城以来，贝尔格莱德历经约一百一十五次战争，其中四十四次将它夷为平地。未知的文明在公元前6000年来到河岸。之后，色雷斯人、凯尔特部落和罗马人建起了城市。匈奴人、萨尔马提亚人、哥特人和阿瓦尔人前来征服和毁灭。这之后是斯拉夫人、匈牙利人、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人反复拉锯。后来，塞尔维亚人的国家逐渐稳定，又迎来了奥匈帝国和德国入侵……
层叠的历史保存在河岸堡垒上，这里葱郁的树木和没心没肺的年轻人最终抚平了创伤，他们大笑、相爱。
在我的房间里挂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20世纪90年代战乱时期发行的纸币，数字“1”后面魔幻般地跟着十几个“0”。物资短缺和超级通货膨胀使得生活变得超现实主义，就像一个法国政治家说的：要是把南斯拉夫圈起来，就能盖一座世界最大马戏团。每次来做客，我的朋友伊娃都不厌其烦地讲起她的亲身经历：父母早上发的工资还能买一斤肉，晚上就一片面包也买不起了；大家都疯了一般想尽快把钱换成稳定的德国马克，兑换所前面排起长龙。她无数次帮着父母排队，跑遍了黑市。望着这张纸币，她发出爽朗的笑声。“现在的日子还不坏！”
是的。即使父亲去世、母亲重病、她自己每月只有一百多欧元收入，但我们还能坐在河岸喝一欧元的啤酒。还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这片古老的风景似乎有一种魔力：即使一生乏善可陈，仅仅居住在这样一座城市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它从不畏惧在访客面前袒露阴影与缺憾，相信当下与永恒拥有同样的分量。
“这里的年轻人总比邪恶岁月存在得更长久，他们在历史面前欢笑，将脚下古老帝王的枯骨抛在脑后。”他们像多瑙河上空瞬息万变的云朵一样善变，总能在历史洪流中幸存，用笑声和耸肩表示对命运无可奈何。哪怕毁灭，人们也会以一种轻松调笑的姿态从废墟中重建它，没必要因为任何事情绪失控。这是他们能把握的永恒。
这里也没有什么“政治正确”。在欧洲和北美“文明社会”待久了的人，初到贝尔格莱德往往很不适应。人们会因为你一句问路把你护送到车站，但你如果支持科索沃独立，即使最自由主义的人也会扭过脸去，还可能直截了当地说“阿尔巴尼亚人都很坏”……但这里没有滴水不漏的说辞和言行不一的习惯。
塞尔维亚语中Prijatelj一词，意为朋友；而Neprijatelj，直译“不是朋友”，意为敌人。在朋友与敌人之间不存在中间地带，仍有18世纪被土耳其人称为“充斥野蛮人的山区”之遗风。这是个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有近百分之八十人口是农民的国家，人们仍然在脸上清晰地表达好恶，为维护小小的荣誉大动干戈，世界只有黑和白两个维度。“看到他们，如同看到我们欧洲人原初的模样……如此忠诚，如此勇敢，如此笃信上帝、热爱自由……他们是抗击异教徒的欧洲守护者。”19世纪曾有英国作家对此大为赞赏。这种性格今天依然如此。
（三）辉煌岁月已过去了吗
“回来吧，铁托。一切都可以原谅。”
贝尔格莱德街上有这样的涂鸦。无论是他的诞辰、忌日、二战胜利日甚至90年代战争纪念日，从萨拉热窝、萨格勒布到卢布尔雅那的民众都表达着同样的心声。这不是一种悲观的怀旧：随着南斯拉夫分崩离析，失落的不只是相对健全的社会保障、稳定的工作机会、大体融洽的民族关系和较为完整的产业体系，还有许多人作为“南斯拉夫人”的身份认同。
在整个西巴尔干地区，作为曾经的大国首都，贝尔格莱德无疑最具“南斯拉夫气质”。
过往车辆上、广告牌上和店铺招牌上， 还可以看见很多“.yu ”（Yugoslavia）结尾的网址。南斯拉夫解体后，塞尔维亚和黑山从2007年开始启用“.rs”和“.me”，直到2010年，“.yu”才全面停用。但是至今，由于种种低效率，许多地方还维持原样。看着这些网址，颇有些时光倒错的感觉。
老城一处无名的涂鸦 （图：曹然）
高层建筑全部是社会主义风格，对比二十年前的照片，城市面貌几乎未变。
“直到现在，还有不少人认为他们首先是南斯拉夫人，其次才是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人，”斯拉夫科说，“尤其是那些来自跨族通婚家庭的人，他们的认同超越了民族。我也是一个南斯拉夫人——我的根在黑山，成长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在贝尔格莱德学习工作。我当然是塞尔维亚人，但这个描述并不完整。”20世纪90年代的血与火之后，这些人愈发渴望回归失落的故乡，如同试图复活记忆中永葆青春的死者。Yugo-nolstalgia（南斯拉夫乡愁）已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我也曾去铁托之墓“朝圣”。它坐落在贝尔格莱德一处幽静山坡，每年都接待从前南各国来访的崇拜者。他在世时，每年全国都会举行祝福伟大领袖生日的马拉松接力赛。铁托安葬的“鲜花之屋”四面陈列着代表各民族和职业特点的千奇百怪的接力棒，上面的装饰从闪闪红星、国产小汽车、农具到塞尔维亚马头琴等等不一而足，封存了外部世界已不存在的社会主义民族与阶层大团结。“亲爱的铁托”，这些礼物上无一例外铭刻着。
一次在墓前漫步，一位手捧鲜花、身穿共产主义先锋队制服的波黑人告诉我，铁托是她心目中最伟大的人。“他的出现带来和平，他的消逝带来毁灭。在南斯拉夫我们是在生活，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只是在生存。”在这里，朝圣者们重温昔日的共同体，得以暂时弥合乡愁酿成的裂隙。
在俄罗斯，“体验斯大林时代的日常生活”正在成为新兴旅游卖点，但体验南斯拉夫时期的生活却没有什么猎奇价值——南斯拉夫毕竟曾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富足、最自由开放的国家。年轻人听着猫王和百花齐放的本地摇滚乐队唱片、看好莱坞电影、流连在各式咖啡馆，一本护照自由来往欧美——就和今天一样，甚至更好。
在贝尔格莱德生活，有种感觉挥之不去：最辉煌的岁月已然过去，未来是无尽的下坡路。或许唯有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洒脱，才能让生活得以继续。每周末，弗拉查尔附近的古董店是不能错过的消遣。带南斯拉夫国旗和南共标志的各类旗帜像章固然满足外国游客的怀旧需要，但更让人过目不忘的是当时的考究家具、时髦套装和皮具，到今天也毫不过时。我想起了铁托夫人约万卡，她因装束优雅时髦被誉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杰奎琳·肯尼迪”，也曾令南斯拉夫的形象在缺乏审美趣味的兄弟国家中脱颖而出。简而言之，在南斯拉夫可以尽享世俗生活的乐趣——这对普罗大众而言远比追求政治自由重要。
我正盯着一双女士小皮鞋出神，正在看电视的老店主转过头来，指着电视里演讲的塞尔维亚总统说：“看，南斯拉夫总统！”
“塞尔维亚总统。”我呆呆地说。
他有些不耐烦地挥了下手，继续看他的电视。
生活在贝尔格莱德，会有很多如此“回到南斯拉夫”的时刻。有人怀念铁托的南斯拉夫，还有人希望重现国王的南斯拉夫。不管怎样，大家都对政权更迭处变不惊了。从19世纪到21世纪，贝尔格莱德人坐地就经历了七个国家。
贝尔格莱德景色 （图源网络）
一个秋日，我和美籍塞尔维亚人伊琳娜一起去参观南斯拉夫皇室产业——市郊的“白宫”。皇室在社会主义时期流亡英国，米洛舍维奇倒台后，政府将宫殿物归原主。伊琳娜的家庭和皇室有着相似的命运：父母是二战期间保皇派游击队成员，铁托上台后流亡美国。我们正欣赏大厅里美轮美奂的马赛克壁画和俄罗斯风格的装饰，导游突然宣布：卡拉乔治皇室继承人、南斯拉夫王国开国君主亚历山大之孙正在宫里，决定接见我们。
这简直是一声惊雷。人群沸腾了，所有人都开始颤抖着整理衣冠，女士们赶紧拿出化妆镜和唇膏。我发现，许多游客都和伊琳娜一样，是归国探亲的移民。海外的生活丝毫没有削弱他们的塞尔维亚身份。
亚历山大王储步入大厅，众人热泪盈眶，拼命鼓掌。我们获准问王储几个问题，我抢到了机会：“在塞尔维亚共和国，您身为南斯拉夫王储，这是怎样的体验？”
“特别疯狂的体验！”王储爽朗地大笑，“回家的感觉非常美妙。要复兴饱受挫折的国家，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掌声与欢呼再次响起，“我希望未来的塞尔维亚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民调表明，居然有百分之四十的塞尔维亚人支持他的想法。2013年，这个共和国罕见地为王储四散海外的父辈遗体举行了迁葬皇家墓地仪式，成千上万人为了目睹王储风采在烈日下等待数个小时，“国王万岁”的呼声排山倒海。
出了皇宫气派的大门，进入一个貌不惊人的住宅区，路旁有一座似乎久已无人居住的大宅。它没有任何显眼的标记，门前亦没有行人驻足——这一带远离市中心，除了每日来往于旧皇宫的游客，一贯冷清。这就是铁托遗孀约万卡的住处：许多往来此地的塞尔维亚人居然也不知道她还在世，更不知道她隐居于此。我在门口徘徊许久，但没窥见任何人影。铁托死后，她独自在此度过了三十年穷困潦倒的岁月。
2013年，她去世了，住宅门口终于出现了花束。人们纪念她，是因为把她当成了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后的遗迹。当时的总理达契奇甚至借她的遭遇来批评近年的亲西方潮流：“她揭示了我们塞尔维亚人是怎样对待自己这一段过去的——我们把它抛弃，与它割裂，将它彻底否定，就像对待她一样。”
从始至终，少有人有兴趣了解她作为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我有朋友将分隔她的住宅和王宫的马路称为“心碎之路”：晚年铁托受党内高层怂恿，怀疑约万卡有狼子野心，两人在他生命最后三年再未见过一面。已是秋天。人去楼空之后，唯有行人脚踩遍地落叶，沙沙作响。远离贝尔格莱德中心密集的时代风云，这里给人与生活的内核留下了空间。
这一片凋零之色，当是约万卡晚年心境的写照。从少女时代起，她倾心崇拜着他、无条件爱着他、信任他。临终前她接受报纸专访，认为丈夫不得已疏离她是为了保护她，“我相信，他到死都一直爱着我”。
我愿意相信这是一段“南斯拉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一个只属于贝尔格莱德的故事。
内容选自《择一城而短居》，本期为第二、三部分，下期更新第四、五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