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罗有一位非常有名，但同时又是最不出名的人，他几乎成了历史的失踪者。生前，他的命运随时代变幻而多舛，宛若一部传奇，却寂然无声；死后，他依然被湮没着。他是韩日缵之长子，二十九岁时出家为僧，入罗浮山华首台道独门下，为空隐第二法嗣，也是明清之际著名诗僧。他是函可（1611—1660），俗名为韩宗騋，法号剩人。

明崇祯八年（1635）五月十八日，由于长期负荷工作，函可的父亲韩日缵溘然长逝。丧父的精神痛苦和家道中落的压力，使函可于次年告别家中亲人，隐于罗浮山华首台。明崇祯十三年（1640），上庐山祝发受戒，正式入罗浮山华首台道独门下，为空隐第二法嗣。但函可并没有如自己所愿那样与尘世了断。明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兵临北京，崇祯皇帝吊死煤山。不久，吴三桂趁势引清兵入关。明朝最终灭亡了。

亡国消息使函可悲痛万分，开始担忧身在博罗的家人。清顺治二年（1645）正月，他听闻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王朝，便和四个徒弟一起以“请藏经”为名赶赴南京。当然，“请藏经”只是个幌子，函可实是暗中为粤桂反清运动奔走游说。滞留南京期间，他还效仿已经逝世的父亲，以笔代刀，一一记述了这些重大事变，辑成私史《再变纪》。“再变”二字，意为“北京城破，已为惨变；南京沦陷，可谓再变”。然而不幸的是，在从南京返回广东的途中，江宁聚宝门守城清兵从函可的行李中搜出了《再变纪》手稿，江宁驻防满军提督巴山认为《再变记》是大逆不道的“反书”，下令将函可作为罪人流放。

在流放的生涯中，函可结识了左懋泰、李呈祥、郝浴、季开生等文人。函可以极高的诗文和品行获得了他们极大的崇敬。除此之外，熟谙佛教经典的函可还先后在七个寺庙开坛讲法、阐扬师说。清顺治八年（1651），函可同门师兄真乘自江南来访，函可此时才从真乘口中得知，就在他被流亡的同年，其家乡博罗也经历了惨烈的剧变，函可阖门亲人已遭清军屠杀。博罗韩氏继承了历朝历代的忠勇爱国精神，一家十不存一，阖门殉难，只剩函可一人。

函可得知此消息，即刻长歌当哭，随后写下大量哀悼亲朋好友的诗文。他的《千山诗集》随处可见那撕心裂肺的痛楚，《得博罗信（三首）》催人泪下：“八年不见罗浮信，阖邑惊闻一聚尘。共向故君辞世上，独留病弟哭江滨。白山黑水愁孤衲，国破家亡老逐臣。纵使生还心更苦，皇天何处问原因。”“莫愁穹苍太不仁，万方此日总成尘。恩深累代心何憾，命尽全家泪又新。残日沉山犹望旦，落花辞榭永无春。寻思最苦身仍在，黯黯风沙愁杀人。”“长边独立泪潸然，点点田衣溅血鲜。半壁山河愁处尽，一家骨肉梦中圆。古榕堤上生秋草，浮碇岗头断晓烟。见说华台云片片，残枝犹有夜啼鹃。”

亲人遇害、良朋殉节、时政昏暗，血淋淋的国破家亡让函可激愤不已，他继续以诗歌为利器，品评实政，抨击清廷，写下了大量悲愤激昂的诗篇。他歌颂“一身许国气无前”的黎遂球，“五岭明臣节，千秋重义方”的梁朝钟，“长偕正气世间留”的陈子壮。他悲痛：“我有两行泪，十年不得干。”他呐喊：“不知是血复是魂，化作吴刀切心髓。”他自勉：“努力事前路，勿为儿女悲。”他感叹：“天无门兮地无路，龙为鱼兮鼠为虎。”他忿恨：“四海尽秦坑，诗书同一炬。”他誓要用笔揭露和控诉清王朝残暴无道，不愿向当权者低头。但随后的时局告诉函可：复兴大明，再无希望。沉重的精神打击和艰苦的生活磨难，使得函可的身体每况愈下。

清顺治十七年（1660）的一日，函可只说了句：“吾思吾岭南耳！”便坐着圆寂，容貌一如活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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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函可：以血写书的诗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