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苏英 口述 上海老底子
我的姑父朱理治
我有一位老革命的姑父，他叫朱理治。上世纪30年代，季焕麟、朱理治、陈国栋、季瑶琴、沈一尘和我父亲季翼农是上海无线电通信系统地下党组织的骨干力量。姑父朱理治是姑姑的政治领路人和革命伴侣，也是季焕麟、陈国栋的入党介绍人；季焕麟是我姨夫，姨妈又是我父母的红娘；18岁的父亲为姑姑的同学沈一尘和朋友陈国栋牵红线。据说，姑姑的第一个孩子和沈一尘的第一个孩子是在上海同一家医院生的，只相差几个月。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一生相系，并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下一代……
为营救哥哥 姑姑奉命奔赴上海
姑姑季瑶琴（后易名小英）出生于无锡长安桥（今惠山区长安街道）望族季家，季氏是镇上的大姓。祖上经营棉花庄生意，虽规模不大，但日积月累，也有了数十间房屋、30余亩薄田，日子过得还算殷实。1924年，祖父过世，留下6个孩子，4个女儿，2个儿子。祖母当年45岁，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妇女，但深明大义、执着坚韧、持家有道，不仅独立支撑起这个大家庭，还供应3个子女考入大学。后为支持子女从事革命事业，不惜变卖田地。
姑姑1911年出生，排行老四，早年在无锡乡下读书，后考入常州师范学校，与中共上海市委原第一书记陈国栋的爱人沈一尘是同学。毕业后不久，伯父季楚书在上海参加革命活动时被捕。为营救哥哥，姑姑奉母命奔赴上海。
伯父季楚书（1908-2004），1926年考入上海私立光华大学。1928年入党，1931年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秘书，同时投身于各种革命群众运动。1932年7月17日，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为推动反日救国运动，在沪西劳勃生路（今长寿路）胶州路口的共和大戏院，召开上海、南京、无锡、南通等地各反日团体代表大会，有百余人参加。国民党上海公安局闻讯立刻派大批警察、密探前来抓捕，与会者逃避不及，当天88人被捕，其中13人被判死刑。伯父也在被捕之列。姑姑就是为了营救哥哥才来到上海的。抗战爆发后，伯父回到无锡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党组织安排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先后在无锡市军管会、山东大学、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文学所工作，是一位令人敬仰的革命前辈和文化耆宿。
对伯父的营救工作主要由姨夫季焕麟出面负责。季焕麟早年在上海民用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是无线电台地下党支部书记，领导陈国栋、陆仲陶等，帮助党的地下组织——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简称“社研”）开展活动。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期间，转战河南信阳、开封、陕西西安等地开展通信工作。
受哥哥和族叔的影响，我父亲季翼农（1915-1939）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6岁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伯父回到家乡无锡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被“忠救军”杀害。父亲牺牲后，被中共无锡县委和“抗联会”确定为烈士，发给家属500斤稻子作为抚恤。
1936年初，姑姑在北京郊区病逝。祖母有6个孩子，3个孩子参加革命，两个成为烈士，又把我抚养长大。但她乐观豁达，无怨无悔。1976年，奶奶高龄过世，享年97岁。1998年，90岁高龄的伯父季楚书手书七绝《纪念缅怀瑶琴妹、翼农弟二英烈》：“众生流转不相值，天地翻时偶一逢。手足情深牢梦思，最伤聚散太匆匆。”晚年，伯父每展阅此诗，无不潸然泪下。
在抗战救国的峥嵘岁月里，我们季家的事迹并不惊天动地，但确是无数优秀中华儿女的一个代表，是那个时代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的缩影。
02
姨夫季焕麟 由朱理治介绍入党
姑父朱理治（1907-1978），江苏南通人，1927年3月在清华大学经济系读一年级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大革命期间，在清华大学从事革命活动时暴露，被反动军阀追捕，被迫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接头未果，在家乡余西镇找到一个教师职位，不料又遭国民党南通县党部抓捕，坐了两年的牢狱。出狱后，通过同学陈建元的介绍信，找到了在上海老北门的民用无线电总台当报务员的季焕麟。据季焕麟回忆：1931年，经朱理治安排，季焕麟在单位职工中组织公开读书会，不久又组织了半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会，有十余人参加。朱理治介绍季焕麟等一些人去北四川路青年会内听半公开的进步性报告，有时还介绍一些进步人士和革命同志到老北门无线电总台的宿舍内做报告。1931年，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地下室召开成立大会，朱理治任主席，潘汉年作为红军代表在成立大会上做报告。1931年7月，朱理治被调到共青团中央，担任团中央宣传部秘书，不过仍旧领导着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1931年10月，朱理治发展季焕麟、陈国栋、陆仲陶等为共青团员，团支部由朱理治直接领导。后来，支部不断发展，在职职员十余人，工人有二三十人。1932年春，三人转为中共党员，并建立党小组，仍由朱理治直接领导。
1931至1932年间，上海老北门总台和外滩国际电台党团组织在朱理治的领导下，主要开展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发展社研分会成员，发展团员，成立党小组；成立各种专业职工协会、工会，如报差工会、报务员协会、业务协会等；组织抗日救国会，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公开活动，如在小西门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等；用半公开和秘密方式为红军捐募公债。另外，还组织了两次老北门总台报差要求加薪的斗争，都取得了成功。二是上海四马路电报局、国际电台和大北、大东、太平洋水线公司等电信单位的报差斗争风起云涌，纷纷向总台的报差工会取经求教。总台中工资较低的报务员也组织了起来，进行加薪斗争，成立了微薪报务员组织。三是组织总台报差为上海中共中央机关递送密件；组织报差以递送电报为名，探查地下党重要机关周围的敌情，以保证党组织安全；组织部分职工为一些地下党组织搬家和抢运文件等。四是动员和输送无线电报务员去中央苏区，加强那里的无线通信工作。中央军委通信部原副部长罗若遐当年就是上海老北门无线电总台的微薪报务员，是朱理治介绍他去苏区的。在朱理治的领导下，上海无线电台支部逐渐成为一个极有战斗力的堡垒。朱理治也成为了我党在上海电信行业中革命队伍的奠基人。1932年8月，朱理治调任共青团江苏省委书记，任组织部长。
伯父季楚书被捕后，因季焕麟的关系，朱理治非常关切，安排季焕麟以亲戚身份出面请律师，到法庭作证，进行多方营救。同时，让季焕麟通知家属从无锡赶到上海，协助营救。姑姑时年21岁，刚刚中专毕业，没有什么经验，心里十分焦虑。朱理治一边安慰她，一边帮忙出主意想办法，不久伯父被营救出狱。经过朱理治的引导，姑姑在政治上有了进步，并加入党组织，参加江苏团省委的工作，担任秘密交通员，完成许多传送文件的工作，还参加一些集会游行等革命活动。
03
“没有瑶琴就没有我朱理治的今天”
随着接触的增多，朱理治和姑姑逐渐产生了感情。在危机四伏的革命年代，两个年轻人互相掩护，互相慰藉。1933年4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朱理治为了躲避反动当局的追捕，来到姑姑的住处，就这样，两个相爱的人儿结为了革命伴侣。婚后，他们依旧居无定所。10个月后，他们生下一个儿子。
孩子出生没几天，因有险情发生，姑父临时搬家，姑姑抱着儿子去找他，途中发现被盯梢。为了甩掉特务，掩护丈夫，她急中生智，跑到旅店开了一个房间，把孩子放在那里，自己从旅店后门逃了出去。找到姑父后，姑姑告诉他刚才的险情，急着要回旅店抱回孩子。姑父说防敌人要紧，先别考虑孩子了。可是为母心切啊，姑姑深夜潜回旅店，抱回了孩子。这件事情之后，姑父觉得革命带个孩子太危险，说服姑姑把孩子送到南通乡下，由爷爷奶奶喂养。不久，父亲和姑父的哥哥朱乃嘉把仅仅18天的儿子抱回南通。爷爷给孙子取名尔谨，希望他不要像父亲那样卷入有风险的斗争，能过谨慎、平安的生活。
1934年3月，中共上海中央局调姑父到河北省委工作。姑父化装成商人，带着姑姑，随中央局派的一位交通员，从上海十六铺码头登船前往天津。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处于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执行的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路线。河北省委机关在这一路线领导下，遭到重大破坏，内部还在进行路线斗争。姑父在河北省委期间，主要是恢复与巩固党组织。
1935年3月，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成立，调姑父到西北工作。5月，姑父做好交接工作奔赴西北。此时，姑姑身怀六甲，不便通行，只好暂时留在天津。姑父把姑姑委托给省委的一位秘密交通员代为照顾。不久，省委机关遭破坏。为安全起见，省委秘书长王林派一位秘密交通员把姑姑送到北京郊区良乡隐蔽。1936年初，姑姑在农民家里生下一个女孩儿，月子里受了风寒，患肺炎病逝。临终前，姑姑把女儿托付给那位秘密交通员，嘱咐她把孩子送回南通，想不到孩子从此就没了下落。解放后，姑父找到那位秘密交通员，他说孩子在路上丢了。一直以来，这个失踪的孩子成为姑父的一个心结。
姑父与姑姑感情很好。解放后，姑父去无锡看望我奶奶，并资助我读书。姑父晚年，我去看望他时，他还说：“没有瑶琴，就没有我的今天。当年她为我做了很多掩护及送情报的工作。”
04
素未谋面的姑父资助我读大学
父亲牺牲时，我仅2岁。后来，母亲改嫁，我跟随祖母生活。1953年我考入上海中学，生活费用主要依靠国家发的烈属助学金和70多岁的祖母养蚕卖茧的钱。1956年考入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无线电系。
1957年，学校动员大家为减轻国家负担，希望投亲靠友，减少助学金。本来我光靠每月7元助学金生活就不够，也是一直由亲戚帮助的。祖母那时也近80岁了，实在没有办法了。这时，想起祖母说过解放后北京有个小姑父朱理治曾两次到无锡和上海看过她，当时我在上学，未曾与姑父谋面。能否请他帮助我呢？于是我就很冒昧地写了一封信，自我介绍说：“我是抗日烈士季翼农的女儿，在南京工学院读书，现在学校要求我们减轻国家负担，投亲靠友，是否能帮助一点生活费。”由于以前没有联系过，地址也是听说的，只知道是在北京和平里交通部宿舍东小楼。没过多久，我收到了10元钱的汇款单，汇款人就是朱理治。之后，姑父每两个月给我汇10元，一直到1961年我大学毕业，整整四年。由于他的帮助，我才顺利地读完了大学。
后来我才知道，姑父收到我的信后，因为不认识我，曾到北京炭儿胡同我姨父季焕麟家去问过。我姨父告诉他：“季翼农有一个女儿季苏英，父亲牺牲后，母亲改嫁了，现在是个遗孤。”我姑父就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革命烈士后代上学有困难，我们是应该帮助的。”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五所，参与钱学森领导下的151导弹工程的国防科研工作。到北京后，我赶紧到文昌胡同看望姑父，可惜姑父因肝病在天津疗养，没见到。不久，国家经委的一位副主任到天津看望他，苏菲（朱理治的第二任妻子）让我跟他一起去。一见面，秘书说：“您从未谋面的侄女儿来看您了！”姑父很开心，还关心地询问我的工作和生活。我当面感谢姑父对我大学四年的资助，他说：“你是烈士遗孤，帮助是应该的，再说你父亲早在上海时我们就认识了，你父亲还帮助他姐姐(瑶琴)一起做过秘密交通工作。在我和瑶琴奉命调离上海时，刚出生不久的孩子（朱尔谨）也由你父亲护送去南通老家抚养。”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的相聚，姑父仍给我讲述了他与姑姑、父亲、姨夫等父辈们当年在一起的故事。他回到北京后，我每个周末都到姑父家和姨夫家。他总让我给他讲工作上和社会上的事情，通过我了解当时的社会，关心国家的发展。
1962年12月，我随爱人调到南京，到第14研究所工作。1964年转业到无锡。其间，时常出差。每次到北京，我都会带些无锡特产如排骨、油面筋之类，去看望姑父，姑父和苏菲对我都蛮好。
1978年，姑父去世。表嫂任远征（朱理治儿媳）给我发来了电报。我立即赶到北京，参加了姑父的追悼会。
在和姑父短暂的接触中，我感到姑父是一个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连与他接触过的秘书和保姆，都说他没有领导架子，对人很好。他秘书说：“首长他工资发下来后，大部分是用于帮助生活上有困难的烈士子女、亲友、战友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在子女面前，他更是一位慈父，脾气很好。对于工作和生活上受到的委屈，他从不计较，也从不抱怨。
本文由刘雪芹整理，选自2018年第11期《上海滩》杂志
来源：上海滩杂志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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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自述】我的姑父朱理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