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橙子 图溯上海
大场镇作为宝山区学前教育较早起步的地区,它在教育上的发展,离不开陶行知。1932年10月1日,陶行知先生在大场孟家木桥创办山海工学团,推行全年龄段的平民教育,之后又创办了育才学校等学校,进一步普及初级教育。1986年,为了纪念陶行知,上海市政府特在山海工学团旧址附近建成陶行知纪念馆(2002年迁武威东路76号今址)。在陶行知纪念馆的北边,有一条西至真金路,东达沪太支路的东西方向的小路,这条路名为“行知路”;在行知路的东端,是地铁7号线的“行知路”站。行知,取自“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顾名思义,行知路是为纪念陶行知先生而命名的。

陶行知(1891年10月18日—1946年7月25日),安徽省歙县人,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将西方教育思想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立了一系列教育理论,对平民教育的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1年春,陶行知结束日本流亡的生活,抵达上海。同年,他就任《申报》总管理处顾问一职,对于《申报》的转型与革新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除了以顾问身份对《申报》进行改革之外,陶行知还以“不除庭草斋夫”的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发表了一百余篇杂文,文章涉及政治、科学、教育等多方面,尤其偏重时事评论与教育指导,并提出将教育落到实处。
1931年,陶行知创办了“自然学园”,进行科学实验和科普创作,编辑出版了“儿童科学丛书”系列,内容包括近代生物、化学、物理、天文、数学、矿物、天文等项,共出版101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十九路军在大场地区浴血奋战,抗击日寇,伤亡惨重。

经此一事,陶行知更加坚定了在上海推进西式新教育的理念。同年,他在“自然学园”基础上,创立了“儿童科学通信学校”,陶行知任校长,聘请专家担任教员,设初中、高二班,后因经营不善而关闭。10月1日,陶行知又在大场孟家桥创办山海工学团。所谓“山海”,其涵义有二:一是因为大场地处宝山县和上海市之间,各取“山”“海”二字;二是因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山海关难保,为了唤醒全国人民,以复“山海”,因此取名为“山海工学团”。

山海工学团是以陶行知和许多先生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合一”的教育原理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教育主张,办成的一所新型学校。工学团共分为两部分,一为由儿童组成的儿童工学团,又有由青年(实际上并无年龄限制,有求学之心便可)组成的青年工学团。
工学团的核心是“小先生制”。陶行知提出“小学生都变小先生”,主张以“小先生制”去普及教育,这也是山海学工团最显著的特色。所谓的“小先生制”,指的是这样一种模式:“把一批小学生教到一定程度,并经过相当训练与学习,分组去教育民众;民众到学校里来最好,有些民众若无暇离家求学,就把小先生送上门去。”


工学团的教育,凡关乎乡村生活中最低限度所必需的,无所不学。工学团是一个小工厂,是一个小社会,是一个小学校,它所包含的内容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实质上是就大众所固有而实际生活所必须的工上,加以科学的培养,组织学生、民众团结起来的场所,因此用力少而收效大。
在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形式的影响下,大场镇的孩子和居民们不仅学习到了丰富的书本知识,务农和生活方面的技能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教育方式和理念,今天仍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为战场,山海工学团也被迫解散。抗战胜利后,在各界的支持下,山海工学团再度创立,却再也不能受到陶行知先生的指导了。


1946年10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病逝,举国震悼。10月28日,陶行知追悼会于震旦大学大礼堂举行。《申报》于次日发表《本市各界昨开会 追悼陶行知》一文: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氏,于本年七月廿五日(1946年10月25日),患脑充血,病殁上海,举国震悼。本市各界特于昨(廿七)日上午九时半,假吕班路震旦大学大礼堂,举行陶氏追悼大会。灵案上。高悬盈丈大幅遗像,挽联挽额满布四周……既生活教育社社友,及实来宾二千余人……以陶氏毕生致力新教育事业,具有创造性,为国际推重,备极哀荣……会后,各学校社团等公祭,至晚始毕。”
《申报》连续数日为陶行知发表专题文章,上海各界也组织公祭,以示哀思。

1949年10月,经上海市教育局批准,山海工学团改为公办制,更名为山海实验乡村学校。1951年8月,周恩来总理指示,将山海实验乡村学校改名为上海市行知小学,延续“山海工学团”的特色,以此纪念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1953年,大场镇北郊的育才学校正式更名为行知中学。1986年,政府又在山海工学团旧址规划建立陶行知纪念馆。

如今的大场镇,有一片区域留下了关于“陶行知”的深刻印记,无论是行知路,行知路尽头的行知路地铁站,行知路北侧的行知中学,还是行知路南侧的行知小学、大华行知公园、陶行知纪念馆,无一不提醒着我们,教育家陶行知所为大场镇乃至上海市的教育做出的伟大贡献。


参考文献
1、《本报六十周年纪念年宣言》,《申报》,1931年9月1日,第1版。
2、《慈航画报》,1933年第9期,第3版。
3、《大场山海工学团》,《时代》,1934年第1期,第11—12页。
4、白波萍:《我所看见的陶知行先生与山海工学团》,《西北评论》,1934年第4期,第11—14页。
5、《本会调查团报告上海山海工学团概况(附图表)》,《湖北地方政务研究半月刊》,1935年第20期,第13—23页。
6、《本市各界昨开会 追到陶行知》,《申报》,1946年10月28日,第8版。
7、《大场镇志(第二卷)》,2009年,第516—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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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丨张渊源
审核丨忻⿰静
原标题:《【上海故事】“人名地名”系列——大场镇的行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