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这场灾难，很多人的生命被永远地改变，甚至失去了它，我们依然很难平静下来，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邀请老朋友们谈谈他们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感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文学和知识界也应该开启自己的反思，重读这个世界。

今天的分享者是作家贾行家。疫情到来以后，他封闭在家，为了逃避悲感，他选择看历史书籍，看喜剧，做出这些选择，都是无奈使然。

那就去看喜剧吧

撰文：贾行家

好句子是看一眼就忘不掉的。“我们这位骑士异想天开，对他们说了这一套废话……桑丘不声不响地咀嚼着橡树子，又频频光顾晾在软木树上的第二只酒袋”（杨绛译《堂吉诃德》），有一种精妙的平衡。我过去觉得、现在愈发觉得桑丘老先生是位智者，他晓得什么时候一言不发，只用嘴去啃面包葱头，何况还有“您给我的这些体面，我很领情，可是我从现在起直到世界末日也用不着啊”这样警人的句子。暂且不论他对骑士的义气。

这十几天，我像个拱肩缩背的酒鬼，大口吞咽能让我发笑的东西，“在中午喝在早上喝在夜里喝”。要是问我该看什么电影电视剧就好了，比如三谷幸喜的电影。还有一部奈飞拍的《男人要自爱》，故事简单，就是把两性对调过来：在另一个女性主导的世界，每天早起剃毛、化妆、在内衣下面摆弄衬垫的是男人；而依仗“XX 学者”或教授的身份性侵学生的则是女人。世界上怕就怕简单，一简单回去，才显出许多“自然而然”并不自然，只是想象与同意的产物。至于两个性别是不是永远要一个压制另一个，我可就不知道了，喜剧也不负责解释。总之，你要是问我该看什么电影电视剧就好了，饿死鬼的遗言都是好菜谱。

这几天看的书也不算“读”，都像是查字典，有明确的目的。你知道看守所里的犯人最想看什么吗？他们最想看刑法，尊重程序正义的还会想再查查诉讼法，当然是想猜猜自己得判几年。也有直接去问管教的，可管教目前身上并没有官司，不比他们更懂，其实该去问有经验的犯人。隔离就是不见人，我也只好到书架上仅有的书里去翻，主要找两件事：是不是向来如此？是不是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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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汉学家戴仁柱写过一本书，十几年前的一版叫《十三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最近这版改回了原来的题目，《山下有风》。在强邻腋窝下，南宋还剩下余晖里的一襟繁华，及度湘水，到潭州城，竟然还是张袂成阴，有两三百万人。在文弱年代，人似乎该清醒，不言勇，可丧失掉最后一小块土地的数十万军民，却突然在崖山选择了死战，从丞相到民夫，半数投海而死，“一山还一水，无国又无家”。蒙古人像大猫，既单纯又残忍，第一次看见树林，看不懂这牺牲的意义。去问文天祥，文天祥指天画地，只是不说。于是戴仁柱也问：这是什么意思？

在历史里为文化找依靠，自以为有见识的人都说应该是宋朝。南宋的城市文明，让城里人感觉到了“国”，士大夫们大概也觉得与赵官家的合作差强人意。这个“宋”字，就成了他们不想失去的东西。此时，百年前的恐怖记忆，又跟着北面的腥风一道回来了。人被末世感折磨久了，就觉得长痛不如短痛，把自毁当做最后的自明。孤绝血勇的殉难，起初是士人壮烈和羞惭的混合，后来成了整个家族和学派的群体行动，当民间也如此表现时，擅长制作京观的骑马民族微微有些惊讶。戴仁柱还解读出来：这里面另有一种士人受挫后，对雄性和阳刚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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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难和苦难的关系，是不是也像水消失在水里？

还是围城下的恐惧，明朝大小文武军民人等的自尊心似乎差了一些，于是他们细吹细打地分食了袁崇焕，这种时候，总要交给他们一个什么人吃才好。我看明朝官服上飞禽走兽的补子，以为他们是从蒙古人身上学了什么世界观。这就让人感慨：贾似道尚且能走到木棉庵。我总记不住那句“为人抱薪者，不可怎么怎么样”的话，也许因为那并不是个好句子。人喜欢看历史，但几乎不会反思自己牵连在内的责任。

于是又翻旧闻笔记和《文史资料选辑》之类的书，比如“其丰功伟绩是中华民族骄傲”的张献忠（此评价来自百度百科）；还有对这些书的介绍和解说，比如周作人写的序和书评。我当然知道，这种史不绝书的事，除非轮到自己，宜于客观看待。静是“心静自然凉”的静，好是“九个指头”的那种好。实际上，我要找的也不是数字和情节如何惨烈，不比也知道，迄今还算不上什么。我想看的是人心的微弱变化。

最早研究中国人的西方人，差不多都是传教士，之后是人类学家。近来，人们逐渐能承认，传教士们的记录并不都是恶意曲解。二十世纪初，批判中国人最激烈的是中国人自己，敦厚如张荫麟，也曾说“中国的病态，我无以名之，只能说是民族的自虐狂。历史上实在没有一个民族，比现在的中国人对待自己更狠毒更恶辣的了。环顾四境，实在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对待我们比我们对待自己更狠毒恶辣的了。”相形之下，传教士阿瑟·史密斯写的《中国人的气质》和一个日本人写的《东洋史说苑》倒是和缓了很多。

我本来抄了一点儿在这里，想想又删掉了。第一是虽然并不激烈，但例子举得太过具体，看着不舒服。我挑至轻的，也在自己身上找到好几条，比如漠视精确、忍让妥协、敏感多疑、拐弯抹角、顺耳不从，我的修养又是只够对照、不够改正，开始有点儿后悔看这两本书了。第二是时代久远，不一定能说明今天。比如闯到别人家里去掀桌子打人，拉下口罩冲医生护士吐口水，在这书里还找不出渊薮何在。史密斯不是带着自鸣钟去找皇帝，而是带了好多药去乡下，他也只是抱怨患者有病不愿意治，总要把结膜炎拖延到失明。第三是资格问题。作者毕竟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美国人不用说了，其心必异。日本人据说最近表现还不错，连有的电视台都暂时停播抗日神剧以兹鼓励，但再怎么说也是日本人。恐惧在日常会稀释成另一种东西，总要有个排放，神剧还是会复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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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疑，书上是找不到什么线索的，任何一个人的心思，都是千变万化、深不见底。恐怕只能从人的面孔上去读，从所经历的和记得的事情里去读。

史密斯列举的毛病，还有“易于误解，缺乏同情心”两条。看完这几天微信里传来传去的生者和逝者的文字（以及因为避免删除而做的截图，截图上有避免被“识别”而添的几个黑道），我很怀疑我受到的触动：我不信赖这种强烈的悲感，那只是“人都是要死的”，是块勾住所有锚的石头，很可能无关个人。石头既不会死，就不会有同情，人也没有道理去和它去讲，它只负责删除。而我以为的同情，只不过是还没有轮到自己的悲惨。突然的一起死是悲惨，仓皇的逐个死是凄凉。我想要从这里面拆解出一些细节来。

“不得体”的求生欲是种煎熬。把一个电话通知当活路来企盼，到底是什么样？（我本来也罗列了一些细节在这里，不过也删掉了。）我总觉得，死别终归要来，可选择的无非是获得从容，欲行不行各尽觞。否则的话，临终前难以启齿的惶恐，会否定掉生活的尊严，让剩下的人宁愿忘记。

还有一条，也许算启示：我不想以一段微信、一条微博当作遗言，这两个玩意儿我都不喜欢，尤其后者。我也许要开始练习用笔写字，目标是不那么像是刚患上半身不遂。而且，从今以后，也许该随身带支笔。我喜欢《虎口脱险》的一个镜头：当纳粹审问英国飞行员时，他悠闲地望向窗外。

既然我们看不到彼此。那还是去看好笑的喜剧吧，趁它们还在。

原标题：《贾行家：苦难和苦难的关系丨单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