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陈滞冬 读库

按：2019年年末，读库推出了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嵇康之死》，随着这本书陆续到达读者手中，我们很快收到了一些反馈，微博上出现的第一条评论，来自读库的老朋友，资深编辑和文化随笔作家杨葵老师。

他说，已读毕，非常好看，没有找到作者简介，百度了一下陈滞冬：“1951年生于成都，少时师从陈子庄（石壶先生）、晏济元学习中国绘画，早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自1989年以后拒绝一切官方荣誉，1991年起成为自由职业画家、职业撰稿人。”

陈滞冬老师就是这样进入了读者的视野。12月底，借陈老师画展在北京画院举行之机，SKP RENDEZ-VOUS书店提供场地平台，我们邀请到陈老师就《嵇康之死》的写作、他对历史的理解、对艺术家生活的观察等话题进行了一次谈话。如下是这次谈话的实录。

嘉宾：陈滞冬

文字整理：杨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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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州：《嵇康之死》出版后，非常快的就收到了各种反馈，除了我们的老朋友杨葵老师的背书，后续也有其他一些读者的感受。有一位读者说，这是不读完就无法放下、看完之后想再仔细重读一遍的小书，读完很想找人聊聊感受的书。

另一个读者说，我觉得作者说出了我的感受，把嵇康写活了，是刚直又洒脱地活起来的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好奇就一层一层升级，作者陈滞冬老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书。

陈老师，您的作品其实大多数还是艺术史，艺术理论，尤其是中国画论，也写过一些艺术家的生平。《嵇康之死》似乎在您的写作当中显得很特殊，几乎是唯一的一个古代诗人哲学家，那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嵇康？嵇康跟您整个的艺术思考、艺术创作的关系是什么？

陈滞冬：首先谢谢大家今天花时间到这儿来。写嵇康是我想了很多年的一个问题，当年比较年轻的时候就知道这个人，也很喜欢他，了解他的一些情况。后来我做研究，觉得自己喜欢的东西太多了，时间不够，就有意地收缩自己的关注范围，把主要的精力放在自己从事的工作上，我的工作就是画画，我靠画画养活自己，就像嵇康靠打铁一样。

我首先是要养活自己然后才能做其他事情，为了把画画好，我就非常关注艺术相关的历史，以及艺术家们的经历，只要是跟绘画艺术有关的我都会花精力去关注。后来开始写作，也是把写作的范围收缩到跟艺术有关的题目。早期我二十多岁时候写的东西什么都有，涉及宗教、古文字、历史，后来发现有兴趣的东西太多了，很难做深入的研究。

但是后来时间长了后，我就发现这样做其实对社会不太负责任，大多数人对绘画是没什么兴趣的，也不关注，就算是有兴趣欣赏绘画，也没有兴趣研究绘画。我写的绘画方面的文章，可能很多人没什么兴趣去看，可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觉得自己对中国文化有很多体会，需要跟大家交流。

嵇康是我第一次尝试，用艺术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一位艺术家。因为我把嵇康看作音乐家，我觉得他是古代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人，从这个角度来写他，既跟我个人专业有关，也能跟社会大众有关，将我的所学所想尽可能的与更多读者分享。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件，有很多问题现在都弄不清楚，而且这种对历史的误解每个人每个时代都存在。虽然说误解也是一种理解，但是误解有时候会给我们现在的人造成一些障碍，造成一些弯路。本来可以享受到更多历史遗产的益处，却因为这个误解会引到另外一条路子上去。

不过历史既然是过去的事件，要发现真相是很难的，我们所知很多都是传闻。《春秋公羊传》有一句重要的话，“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同样的事件，即使是亲眼所见的人讲出来也是互不相同的，到所闻，再到所传闻，离真相也就越来越远。

比如说竹林七贤，魏晋时期其实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之一，整个中国神州大地民生凋敝，战乱不断，而且知识分子、文化人的生活非常艰难。我们现在觉得那些人好像很潇洒，说简单一点，我们对竹林七贤的印象好像是一群演员每天在那儿表演，表演喝酒，表演下棋，表演弹琴，给我们看。其实历史真相完全不是这样的。所以我想把历史的至少是一部分真相，跟嵇康有关的一部分，比较简要地提示出来。

杨芳州：比较幸运的是嵇康和阮籍相关的文字留下来不少，在《晋书》里面，后世的一些资料里面，《嵇康传》也特别长，嵇康的文字也保留了很多，您不觉得这个本身也挺神奇的吗？因为就像鲁迅先生在他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头说，一个朝代如果历史短就没有什么好人，因为历史都是后一个朝代的人写的，嵇康死的又那么早，四十岁就被杀了，但是他反而留下了这么多东西，您觉得这个是为什么？

陈滞冬：你会发现关于嵇康的记载、描述，时间越早越少越简单，越晚越多越丰富。嵇康去世三十五年以后，陈寿写《三国志》，写到嵇康，把他附在魏国的那些文士之后，因为他在当时还不算最有名的文士；为什么把他归为魏国？因为他被杀的时候，司马懿还没正式篡位。那里的《嵇康传》只有三十几个字。

但是到了唐初房玄龄他们写晋书的时候，《嵇康传》已经三千多字了。用一个神话学的理论模式来对应它，越后期出现的神功能越大，附加的成分越多。他被神话的过程越长，这个人形象就越丰富，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嵇康被杀以后，所有的正史记载，对他都有避讳，好多当时的野史都被删掉了。直到大概一百多年以后，谢安他们出来，才又开始编造嵇康时代的故事，这就形成了一个神话的模式，我们了解嵇康的一个大前提，就是要知道他是历经多代编造出来的一个形象。

杨芳州：这个神话的主体，比如说嵇康是一个美男子，很高很帅，他打铁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他死刑之前“顾视日影而弹琴”，等等，像这些您还是觉得可信度比较高是吧？

陈滞冬：这些可信度比较高。古代的一个文人，很多人都对他有记载，所有的记载都指向同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可能性就比较大。比如嵇康在临刑前弹琴这个事，最早的记载出自他的朋友向秀。嵇康和吕安、向秀他们三个人关系最好，嵇康和吕安被杀以后，向秀到他的故居吊唁他，写了一篇赋，叫《思旧赋》。

《思旧赋》两次提到嵇康弹琴这个事。“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这个是最早的记载，当年嵇康秋天被杀，他冬天写的。这次以后，第二年、第三年，还有几十年后的一些文人，又都提到了同一件事，都指向同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是可信的。

还有他打铁，最初说他打铁，是说他靠打铁挣钱。再后来就变了，变成说他打铁是喜欢打铁，再后来把他打铁搞成一个风流事情了，打铁玩儿，这个就变了。我在书中是倾向于认为他就是靠打铁谋生的，因为中国的冶炼技术在汉代有一个很大的发展，铸铁技术还有冶铁技术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先进的。

后来在考古的时候发现了很多汉代的冶铁遗址，而且汉代的军事力量强盛就因为有铁的兵器，农业有铁的农具，这两项支持了汉代的强盛。到东汉晚期，政府管制松动，冶铁技术开始流传到民间，嵇康的家是在河南的北部，那一带正是中国的冶铁中心，我们现在发现了很多当年汉代的冶铁遗址，有些规模是相当大的。

说到他的身高和容貌，他的敌人、他的朋友，恨他的人、喜欢他的人，都说他是一个美男子，这个就比较可信了。说到身高所有人都说他是八尺七寸，我把出土的近代尺和汉尺比较以后，取了一个中间值，算了一下大概一米八七多一点，在现在都是一个很高的人，皮肤很白也好多记载，这都应该是基本可信的。

杨芳州：如果这么多记载可信，更让我觉得魏晋是一个很特殊的时代。嵇康也好、阮籍和阮咸都很穷，而且他们还以穷为傲，好像还挺安于贫穷的。但是后世好像就不是这样。还有，他死刑之前还能让他弹琴，包括他入狱的时候还有八千太学生为他请愿什么的，我怎么感觉这是一种非常自由的空气呢？好像非常现代。

陈滞冬：中国文化是一个特别早熟的文化，最鼎盛的时期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以后，越往后皇权专制的力量越大，尤其魏晋时期，这一时期政权更迭太快，在这样一种社会变动的情况之下，传统的一些基本的理念就被质疑，尤其是儒家的理念，忠孝节义之类的都被很多人质疑。

比如说对社会结构最重要的忠，很多人就怀疑它，所以《广陵散》的故事中用孝的理念来抗拒忠的理念。大家的怀疑在于，你忠于汉未必忠于晋，你忠于晋未必忠于魏，政权更迭太快，一家一姓的国家，政权不断变化，你到底对谁忠诚？但是孝，对父母的孝，在当时就被提升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就算司马懿也号称以孝治天下，其实他就是利用这个口号。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不是国家，国家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是所有老百姓的，孝是跟老百姓有关、跟我们这个社会的安定有关、跟社会的结构有关，而忠只是忠于一姓、一朝的政权。是天下，不是国家，这个是顾炎武在明末清初提出的，而且他尤其把魏晋时候的事情作为例子提出来。

杨芳州：书中“广陵散”这一章写了很多刺客、武隐士的故事，好像今天很少看到这么刚烈、侠义的故事。“广陵散”这首古琴曲也失传了很久？为什么？

陈滞冬：司马迁写《刺客列传》写的这些刺客，实际上就是古代的武隐士。隐士有文武之分，武隐士就是侠客。这样的人物对于当时的体制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韩非子讲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武隐士对体制的威胁是很大的，比如荆轲他有一把利剑的时候，就对体制发生了直接的威胁。

在古代武隐士很流行的，但后来慢慢慢慢就消失了，因为体制的力量越来越大，结构越来越完整，武隐士没有立足之地。到了嵇康的时代，有很多武隐士以杀狗为业。直到唐代韩愈都把狗屠认为是隐者，韩愈在《送董邵南序》中说，你回去看看你们燕赵之地还有昔日的屠狗者没有，你跟他说现在皇帝很开明，可以出来做官了。

还有刚才说到嵇康临刑弹琴这个事情。在古代对士人是很尊重的，哪怕是你犯了死罪，在行刑之前你的亲朋好友可以到现场来给你表示哀悼，吊生送死，这个是礼仪，是对你的一个基本尊重。你虽然是罪犯，但是亲戚朋友的亲情还在，这种表示是允许的。到后来就越来越糟，变成株连了，只要是亲属，你没有罪也有罪，这也是封建专制越来越厉害的表现。

另外必须要提到，中国古琴谱很奇怪，它只记指位和音高，没有节奏，所有的古谱也是只记音高。所以我们现在听到的《广陵散》是不是和嵇康弹的是一样的都很难讲，可能差别相当大。

现存这个谱子最早的记录是在明代，十五世纪初朱权的《神奇秘谱》中就记了这个谱子。后来，清代人就发现这个谱子根本不能演奏，因为它是古谱，与当时流行的记谱方式不一样，演奏不了。

直到1927年后，借助现代印刷术，曲谱广泛传播，一些现代琴家才开始对其中记录的古指法进行研究。然后又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多位现代琴家用打谱技术把它演奏出来，我们现在才再度听到《广陵散》这个乐曲。

杨芳州：魏晋时候似乎是人就会弹琴，您看阮籍写“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咸也是动不动就弹琴，那个时候弹琴和作诗一样，是他们教育必需的组成部分吗？

陈滞冬：首先说，古代诗都是用来唱的，包括孔子编“诗三百”，那些诗无一例外都是唱的。唱诗需要有琴瑟伴奏。古琴定型的时间大概是在汉国东汉晚期蔡邕到嵇康这一段时间，这几十年时间。嵇康在古琴的发展史上很重要的地位，就是因为他处在这个关键历史时期，在嵇康之后基本上古琴就被定型了，几乎没有再变化过。

古代中国有人喜欢古琴，喜欢弹琴，但是很多文人其实是不会弹的，它突然变成了一种象征，已经不是音乐了，它更是表达自己。这时候古琴变成是弹给自己听的，不是弹给人家听的，甚至还出现了无弦琴，没有弦的，你只要有这个意识就可以。所以说琴完全是一个文人的象征，不一定要很会弹。到唐代还有人说自弹不如听人弹，也就说明那时候自弹这个事并非已经很普遍了。

杨芳州：刚刚我们谈到历史是经过人的选择的，鲁迅先生在校嵇康集的时候也曾经提到过，怎么好像都取俗字，反而舍弃了好的？这个东西让我非常警醒，我们今天不论是阅读也好，转发也好，仍在不停地参与这个选择啊？

陈滞冬：这个有可能。嵇康我最看重他的一点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依靠自己的判断，依靠自己的思考能力，在当时选择了一种非常理性的生活。他也跟当时流行的道教徒接触，但是他不相信神仙。

要知道那时候几乎所有的士人都相信神仙，仙道正在形成，有各种不一样的修炼方法，有的靠丹药，有的靠练功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嵇康是绝对不相信神仙的，他说成仙是不可能的，但是有可能做到长寿。当然他的诗文中有时有一些气息高远的东西，他只是比较喜爱那种精神性的东西。

当时春天咱们谈这本书的时候接到你的电话时，我在华山，正在看下棋亭，我是第三次去看下棋亭，因为我觉得下棋亭这个地方是一个象征中国精神的分水岭，象征地。

有一个传说是讲，有个道士叫陈抟，是四川人，当时在华山修道。太子赵匡胤请他出来帮助他、辅佐他，他不愿意，赵匡胤说，我们来下棋，我赢了你你就得跟着我，你赢了我就放弃。陈抟说那不行，我赢了你要把华山给我。他说好。结果是赵匡胤输了，据说从此以后华山这一地区就免租税了。

这个传说是在讲什么呢？我觉得这是中国历史上权势和道术的最后一次碰撞。中国自古以来有道势之争，就是说到底是道更重要，还是势更重要，是权势更重要还是学术更重要，跟韦伯讲的学术与政治是一个意思，比如你作为一个大学生，要想清楚，出去是从事政治的就去搞权势，选择从事学术就搞学术，两个是不可融合的。

在中国也是这样，一直在争论。学者在争论，世人的内心也在纠结，到底是道尊于势，还是势尊于道。自赵匡胤以后，权势独大，学术一蹶不振。

杨芳州：陈老师自己的经历也特别的传奇，您是怎么成为了自由艺术家，怎么走上了学术的道路？

陈滞冬：我本应该是1968年初中毕业，但是1966年读了一年初中以后，社会动乱就开始了。那个时候我父亲母亲都被抓进牛棚里关起来，不能回家，就没人管我，我在社会上到处跑，找书看。因为我们算是成分不好，不可能参加革命运动，这样我们实际上就被这个社会往前走的步伐抛弃了，反过来说，我们也把那个时代抛弃了。

刚开始还可以跑到图书馆借书看，后来突然图书馆闭馆，我们就自己找书看。动乱中间有很多单位的图书馆被破坏，一些书被拖出来卖，在社会上能够找到很多书。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出版的那些书，著作很多，我喜欢看西方小说，苏俄小说。有人说小说是生活的教科书，我非常赞同，好的小说尤其如此。

但是总觉得心里是空的，很慌，不知道要干什么，也不知道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以后自己怎样生活。很苦闷，很彷徨。

1968年大概是12月的一天，我到我同学家里去玩儿，我同学哥哥是一个老知青，他那个时候已经在成都社会上混了很久，他突然问我，你学不学画？我就像抓到救命稻草一样，突然觉得眼前灵光一现，我说我要学。他说我明天带你去找老师。

第二天他带我去找老师，到了陈子庄先生家里，陈子庄就是石壶先生。去了以后他跟我一聊一问，他认识我父母，跟我父母在政协里面算是同事，在一个组，他就说你马上就可以过来。

其实我当时初看他的画，觉得怎么会这样，这个梅花和我看到的梅花不一样，这个山和我看到外头的山也不一样，这个画怎么画出来的，我完全不懂。但是他的那种生活状态，我非常喜欢，我觉得我要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外头天天在打架，在斗争，满街都吵吵嚷嚷，整个社会都是闹革命，但是一进他们家里头，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听到的都是文学、艺术、历史。

我就这样开始学画，后来也是陈老师给我介绍的胡瑞昌、胡瑞祥两位先生教我读书，帮助我在历史、古文、诸子哲学和思想史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那十年就是这么过去的。

1977年我调回来工作了，最早的一年是在一个庙，当时归文化局管。成都有一个大庙叫文殊院，我在里头待了一年，做古建筑虫害的工作，搞了一年。那个庙里的当家叫宽霖和尚，后来做四川省佛教协会的主席，他和我关系非常非常好，他把藏经阁的钥匙给我，说你进去反锁上，可以在上面看书。我就在那里头读书。

后来文化局管的一个黄帝陵要成立博物馆，准备对外开放，就把我调过去了，筹建这个博物馆，我就搞文博工作。搞文博工作一直到1983年，那个时候我写了很多文章，比如我用气象学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论中国殷代自然灾害与殷人的山川崇拜，在《世界宗教》上发表。

当时还没有核心期刊这个概念，实际上大学教师在这种期刊上发表三篇文章就可以评正教授。等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要成立宗教研究所，要调我过去，但我只是文博单位的一个工人，不是干部，身份不对。我就问，怎么样可以改变这个身份？他说只有一个办法，考研究生，我说那好，我就考研究生。1984年我就到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读书了，我的专业是文学古籍整理，所以我是学古籍的。

杨芳州：什么时候开始做职业画家的？

陈滞冬：成为职业画家是我从大学退职出来以后的事。1989年以后我就没在大学干了，就退职了，此后就再没有挣过工资。也是历史的机缘，大概80年代初期以后，我们在四川就可以卖画，那个时候买的人主要来自新加坡、东南亚、香港等这些地方，那时候有一批华人富商，他们很喜欢现代中国画。

后来成都旅游局搞了个画廊，吸引游客尤其是国外游客来看，他们可能是想丰富一下他们的服务，顺带可以卖画，卖的很便宜但是收入比工资高多了。我那个时候在大学，有一天突然接到一封信，说你快来，有稿费，那个时候卖画的收入也叫稿费。我就跑去，当时领了1000多一点，吓了一跳，怎么这么多？那时候工资是30多块钱。

后来到90年代就有拍卖了，我是四川最早参与拍卖活动的，这次我来，我已经大概有十年没来北京，他们那些公司的人都还认识我，说你到哪去了，这么多年不见你，市场都把你忘了。拍卖在刚开始确实是初衷非常好，而且运作也非常好，但是很快逐渐就变质了，权势在向里面渗透，我也就主动退出来了。

杨芳州：另外一个传奇的艺术家晏济元先生也是您的老师。我很好奇地去网上查了他的资料，他特别长寿，活到了110岁，跟陈子庄先生生命轨迹完全不一样。您跟这两位老师分别有什么样的收获？

陈滞冬：这两位正好代表了中国近代绘画的两大思潮，陈子庄承袭的是齐白石的系统，而晏济元先生承袭的是张大千这个系统，是近代中国画的两大不同思潮。齐白石这一派确实比较西化，是中国画的一个新潮。

我们再稍微讲远一点，文人画出现以后，中国画开始分成两大流传体系。严格地讲文人画是一种“反绘画”，它是以破坏绘画的原则来创造的。它又很像佛教的禅宗，禅宗是一种反宗教的宗教。

而且文人画出现的时间和禅宗流行的时间大概可以重合，在中国近古以来，这应该是艺术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但后来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文人画在文人之间流行，而文人是掌握了这个社会话语权的人，他把它夸张成唯一的至高的艺术，排斥其他的绘画，这就出问题了。

我到陈子庄先生那儿了解学习了文人画的基础、技术和基本的审美，在晏先生那儿我又了解到还有一个更广大的天地，还有一个流传更久的艺术传统，就是中国本来的绘画，我们现在把它的名字叫做“画家画”，但是这个名字不准确，勉强可以这样叫。这两个传统构成了中国画的正反两面，我觉得我有幸在早期就接触了这两个人。我很幸运，一直很感激命运给我的机会。

提问1：陈老师好，我是一名斫琴师，是一个做琴的人，其实我们古琴有很多方面，是要在古籍的海洋里寻找营养的。我是很希望接下来能看到陈老师的书，从您的这么多年的研究中，也能够吸取一些营养。另外我特别想了解，古琴跟禅宗的关系方面，您怎么看？

陈滞冬：古琴是中国文化里面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它是文人精神的一种象征，在古代对琴的尊崇是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实基本上古琴可以不算一门乐器，它就是一个文化符号，如是不用现代技术的话，古琴是不能在大众中间像乐器一样演奏的，是听不见的。

以前稍微传世久一点的琴，声音不大好，得竖着耳朵听。所以我们说不能把古琴完全当成一个乐器看待。我对古琴的兴趣是因为我有传统音乐的环境的影响，我父亲就是做这方面工作的。

再后来在我的周围有很多人喜欢弹琴，还有琴界比较有名的人，比方说我们四川的何明威先生，四川的戴茹小姐，这些都跟我是好朋友，所以我对于古琴的现状和历史是比较了解。

我写的关于嵇康这个是第一次涉及古琴。我还有一篇比较长的文章，写四川一个琴家裴铁侠，还没有发表，另外可能还会写一篇关于北京的琴家管平湖的文章。大概就这三个人对我是最有吸引力的琴家和艺术家。我也不敢花太多的精力关注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太深奥了，我们都是在旁边浅尝辄止。

你说古琴和禅宗的关系，最初古琴和禅宗没关系，古琴后来和道家的关系可能比禅宗更深些，不过倒是有些禅宗和尚很喜欢弹琴。如果要从宗教方面靠近古琴的话，可能不会有太多可以探究的东西，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象征，太往宗教上面靠的话，会把它弄得过于神秘化。其实它没有那么神秘，可供研究的范围也不大，大概就是这样。

提问2：陈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咱们知道竹林七贤是跟庄子有密切的联系，嵇康从他个人来说，跟庄子的联系是怎么样的？请教一下您，谢谢。

陈滞冬：在嵇康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庄子研究家是嵇康的小兄弟向秀，向秀是一个庄子的专家，要给《庄子》作注，嵇康和吕安都劝他不要注，说《庄子》这种书还用得着作注吗？向秀还是注了。在嵇康生活时代的前后几十年时间，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重大的思想上的变化。

在嵇康出生的魏正始年间，有一个巨大的社会思潮的变化，就是老庄思想突然被普通士人青睐，儒家的传统思想影响开始消退。有人把它纯粹看成是一种哲学上的变化，或者说是一种思想上的变化，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种社会变化，就是在正统的社会结构瓦解的时候，正统的儒家开始式微，道家思想往上升。老庄思想在当时是作为一种思想被尊崇，但是道教和民间宗教就把先秦的道家架在自己的头上，作为道家的发端去尊崇。

就嵇康来说，他本人看不出来有太多庄子的影响，可能老子的影响还更多些，但是在当时普通士人中间，庄子确实影响很大。一直到刘宋时期，老庄思想开始消退。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间讲的“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所以，即便在当年，老庄思想流行其实也是很短暂的时间。我们现在把它想象得很长，影响很大，其实没有多长，大概就是200年不到。

提问3：陈老师您好，我对今天这个题目“美丽失败者”很感兴趣，其实我刚看完第一章，最大的感受是在竹林七贤里面，其实说起来只有嵇康一个人过上了自己理想的生活。他不想参与到政治中，他的生活虽然可能很贫苦，但是跟他写到的理想的生活相去不远。从这点来讲，觉得他可能也不算失败。这个美丽失败者您是怎么理解的？

陈滞冬：所谓失败，其实是一种比较世俗的看法，确实在现实生活中他四处碰壁，而且社会的很多力量对他都形成一种绞杀。他的那种思想，当时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想，其实汉代晚期就有很多士人都在开始追求这种生活，只不过在嵇康的时代，像他这样做的已经很少了。

像东汉晚期有一个思想家叫仲长统，他写了一本书叫《昌言》，在这本书中他就明确地提出来，我们最好的生活就是自己有一个庄园，什么事都不要管，不要当官，也不要到田间劳动，有人给你做事，有人跟社会搞好关系。这个想法不光是中国有，古罗马时代很多人也这样想，譬如诗人贺拉斯。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你并不是总能有所选择，你对政治没兴趣，政治对你有兴趣，他觉得你不服从就是对他的不敬，就是对他的瓦解。到了嵇康的时候，这种情况变得很严重。司马懿和曹氏两家争权你必须站队，站不好队就要被杀，这是很可怕的。他的那种选择在当时，一是很特殊，二是不可能实现，社会不会容忍这种行为。不像现在，现在可以了，你可以做自己的事情没人管你，在当时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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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杨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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