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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君按：2020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作为忠实读者，学人君从公开资料中选取文字、图片汇编成文以表怀念。

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生于江苏高邮一个旧式地主家庭。祖父汪嘉勋是清朝末科的“拔贡”。父亲汪菊生多才多艺，为人忠厚、随和，于书法、绘画、武术、戏剧、医药、手工艺(如制风筝)都有造诣。汪家特有的文化氛围对汪曾祺的成长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他度过了丰富、美好的童年和少年生活。

据汪曾祺的子女描述，汪家当时“算是殷实人家，有两百多间房、两千多亩地和两家中药店、一家布店”。汪曾祺3岁丧母，一直与父亲同睡。家人还给他认了好几个干妈，在寺庙、道观里记名，法名“海鳖”。由于母亲早逝，父亲成为汪曾祺成长路上最为重要的亲人。汪曾祺曾在文中回忆，小学毕业后，到江阴投考南菁中学，宾馆中多臭虫，他的父亲便用蜡烛的油滴杀臭虫，第二天早晨，汪曾祺醒来，见席上多蜡滴，始知父亲一夜未睡。

汪曾祺初中时数学成绩差，他的老师评价说：“阁下的几何，乃桐城派几何。”因他经常跳过论证步骤，直接得出结论。汪曾祺晚年曾写诗说：

“我事写作，原因无它；

从小到大，数学不佳。”

汪曾祺从小在爱的环境中长大，对爱更敏感，以至于他后来评价沈从文说：“他对生活，对人，对祖国的山河草木都充满感情，对什么都爱着，用一颗蔼然仁者之心爱着。”而忽视了沈从文小说中的冷酷与绝望。

虽然世道动乱，但他辗转多地坚持读完了中学。1939年6月的一天，19岁的汪曾祺告别家乡高邮，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去昆明的路程。他唯独没有想到，从此一别家乡就是42年。

1980年，汪曾祺笔锋一转，开始源源不断地写家乡的人和事。其时60岁的汪曾祺以故乡高邮为背景，写反映高邮生活的文学作品，一篇接一篇发表，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致有人问：“从哪里冒出一个汪曾祺？”“十年浩劫”刚刚结束，新时期文学界春风刚刚来临，他与众不同风格的作品在文艺界形成一道亮丽的色彩。他如水洗过一般的语言，写故乡风土、记忆人事，以疏放淡远、浑朴和谐为特色，如《异秉》《受戒》《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

1993年，江苏电视台“文学与欣赏”栏目拍摄的《梦故乡》，成为惟一一部完整保存有汪曾祺本人形象和声音的纪录片。

西南联大的“坏学生”

1939年，汪曾祺到荸荠庵躲避日军战火，同时也准备大学入学考试。半年的时间里，除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外，他还带了《猎人笔记》（屠格涅夫）《沈从文小说选》两本书。他感到新鲜，反复阅读。后来汪曾祺说：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这使我对文学形成比较稳定的兴趣，并且对我的风格产生深远的影响。

1939年夏天，汪曾祺取道上海，经香港，过越南，再到昆明参加考试，最终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汪曾祺在校成绩极差。学《西洋通史》时，汪曾祺精绘一张马其顿帝国版图，以充作业，被老师评为“美术价值甚高，学术价值全无”，结果第一学期该门考试仅得37分，如第二学期考不到83分以上（即平均60分），只能挂科。结果汪考试时拉了两名历史系同学在旁，居然抄了个85分。

汪曾祺上任何课都不记笔记，大二考英语前，因熬夜抄同学笔记，考试当天一睡不醒，得了零分。汪曾祺经常逃课，去昆明城泡茶馆，即“听他们的戏，喝他们的酒，害他们的病，种他们的花；日常如此，不以为意”。罗常培曾劝系主任朱自清收汪当助教，朱自清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体育老师马约翰也很反感汪曾祺，给了汪一个不及格。汪曾祺不得不比同学多留校一年。

上大二时，沈从文成为汪曾祺的老师。沈共开了3门课，即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每门课一学年。汪曾祺后来说：“讲得很糟，可以说沈先生不会讲课。”但汪曾祺从未逃过沈的课。林蒲、穆旦、辛代、杜运燮等人也上过沈从文的课，但沈对汪曾祺另眼相看，汪的小说《灯下》《小学校的钟声》等都是沈推荐发表的。沈还曾给汪的一篇课堂习作打了120分。直到1965年，沈从文还认为：“我可惜年老了，也无学校可去，不然，若教作文，教写短篇小说，也许还会再教出几个汪曾祺的。”

虽然西南联大的生活是清苦的，但不乏充满趣味的轶事。汪曾祺的子女在《老头儿汪曾祺》中说：“到了大学，尽管爸爸生活困顿，没有余资向女生们献殷勤，但是他的才华仍然博得了不止一个女同学的好感。据爸爸的最好的朋友朱德熙先生的夫人何孔敬说，爸爸当时的女友后来在清华教书，一次朱德熙在清华门口还悄悄地向她指明此人，长得白白净净的。后来爸爸失恋，曾经好几天卧床不起。朱德熙夫妇不知该如何劝解，只好隔着窗子悄悄观望，以防不测。”何孔敬在《长相思：朱德熙其人》中也说：“曾祺有过一次失恋，睡在房里两天两夜不起床。房东王老伯吓坏了，以为曾祺失恋想不开了。”后来是朱德熙卖了自己的一本物理书，换来一些钱，硬是把汪曾祺请到小饭馆借酒消愁，这招还真有效，并没有借酒消愁愁更愁，而是浇了愁，没了事。

卖书换钱，汪曾祺和朱德熙似乎不只干过一次，他们还曾“吃”过好几本字典，那时在西南联大，云南飞涨的物价，让学生也好，教师也罢，都穷困潦倒得不行。那时汪曾祺习惯夜里写文章，白天起来泡茶馆。一次日上三竿了，汪曾祺还在躺着，朱德熙夹了厚字典来，叫汪曾祺起来，去吃早饭，两人就一起去旧书店卖了字典，解决了一顿早餐问题。

1944年，由于当局要求这一年的大学毕业生必须作美军翻译官，为陈纳德的飞虎队当一段时间的翻译，随军去缅甸作战，汪曾祺因故未去，最终没能获得毕业证书。为生活计，他在位于昆明北郊的士观音寺的，一个由联大同学办起的“中国建设中学”里当教师，并在此遇到后来的妻子施松卿。后续几年，汪曾祺艰难维生，先后辗转任教于昆明、上海、武汉多所中学。

离开西南联大后，汪曾祺谋生艰难。1946年到上海后，他因找不到工作，一度想自杀。在北平的沈从文知道后，写信骂了汪曾祺一顿，说：“你手中有一枝笔，怕什么！”沈写信给朋友，帮汪找工作，称：“我有个朋友汪曾祺，书读得很好，会画，能写好文章，在联大国文系读过四年书。现在上海教书不遂意。若你们能为想法在博物馆找一工作极好。”经沈从文介绍，汪曾祺结识了著名评论家李健吾，并通过李，与巴金相熟。在沈和李的扶持下，汪曾祺列入京派门墙。

曾受江青“赏识”

1948年汪曾祺赴北平，失业半年，后经沈从文推荐任职于历史博物馆。不久，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随第四野战军工作团南下，在武汉参加文教单位的接管工作，被派往一所女子中学任教。1949年10月后，汪曾祺先后于《北京文艺》《民间文学》等杂志任编辑，1954年创作京剧剧本《范进中举》，获北京市戏剧调演京剧一等奖。1958年划为右派，下放张家口劳动。1960年回京任职农科所，期间绘成《中国马铃薯图谱》等，但画稿毁于“文革”。1961年调北京京剧团任编剧。1963年出版第二本小说集《羊舍的夜晚》。

文革开始不久，因右派问题汪曾祺被关牛棚，但1968年释放，受命修改《芦荡火种》成为样板戏《沙家浜》，他作为主要执笔者受到江青赏识，汪曾祺那时有了受宠若惊的知遇之感。儿子汪朗提到一件事情：“那时在长影拍《沙家浜》，剧团的人大都在长春。有一次江青要开会，特意说如果汪曾祺在长春，要派专机接回北京。其实当时他还在北京。”汪朗认为，父亲是一个摘帽右派，文革中没有打入十八层地狱，这与江青对他的看重很有关系。而且父亲觉得江青懂得一些京剧，对唱词好坏有鉴别力。尽管江青对汪曾祺及京剧团“关怀”备至，但是汪曾祺仍然是战战兢兢，因此，在江青看来，政治上有“前科”的汪曾祺仅仅是可以“控制使用”。

据汪曾祺一九七八年写的材料，在上海修改剧本期间江青曾问汪什么文化程度、多大岁数。《沙家浜》定稿时，江青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江青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曾与萧甲说过：“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直到一九六八年冬天，饰演刁德一的马长礼传达江青指示时，还有这么一条：“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我改了他的唱词，他对我有意见。”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梁清濂回忆道：江青批了“控制使用”，是我事后告诉汪的，他老兄在饭桌上汗如雨下，不说话，脸都白了。当时不是夏天，他出了这么多汗，自己后来解释说，“反右时挨整得了毛病，一紧张就出汗，生理上有反应。”（陈徒手：《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1977年，汪被疑为“四人帮”余党，接受审查，据汪的子女说：“（汪曾祺）上班时老老实实，回家之后脾气却不小。天天喝酒，喝完酒就骂小人，还常说要把手指头剁下来以‘明志’。”后经审查发现，他与江青政治上没有任何牵连，才得以脱身。

重出文坛

文革后，汪曾祺复出文坛，1978年重新发表小说。1980年，小说《受戒》甫发表即好评如潮，获年度北京文学奖。1981年发表《大淖记事》，获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年度北京文学奖，并被译为多种文字。同时陆续发表大量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也开始大量发表散文、小品文、评论。1985年当选中国作协理事，随作协代表团访问香港。自八十至九十年代，创作、发表、出版均非常活跃。

右：汪曾祺和聂华苓（来源：网络）

1987年9月至12月，汪曾祺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在美国度过了三个多月时间。期间，他经常到“写作计划”支持人聂华苓家里吃饭。聂华苓家的酒和冰块放在什么地方，他都知道。有时去得早，聂在厨房里忙活，安格尔在书房。汪就自己倒一杯威士忌喝起来，汪后来在《遥寄爱荷华》中说“我一边喝着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

汪曾祺自四十年代前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繁多，且多畅销，包括小说集《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茱萸集》《孤蒲深处》，文论集《晚翠文谈》，散文随笔集《浦桥集》《旅食集》《汪曾祺小品》《汪曾祺散文随笔选集》、《榆树村杂记》《草花集》《塔上随笔》《矮纸集》《独坐小品》等。1993年陆建华编选五卷本《汪曾祺文集》，是为汪曾祺前、中期作品的总结及回顾。另有1998年锺敬文、邓九平编《汪曾祺全集》。

汪曾祺的家人

汪曾祺的妻子施松卿(1918-1998），祖籍福建省长乐县，生于马来亚吉兰丹州。1939年，与汪曾祺同一年考入西南联大。在西南联大，她先是读物理系，和杨振宁同过学。后来得了肺结核，一年之后便转到了生物系，她的肺病更为严重，只好休学一年到香港养病，日军攻陷香港，施松卿又带着病体返回昆明。1945年夏天，新加坡已被日军占领，家中经济来源中断，她当时的生活也比较窘迫。毕业之后，为了谋生，她到了“中国建设中学”教书，在这里遇上了汪曾祺。她的老同学许渊冲在回忆文章中如此描述：

“我第一次见到施松卿是在1940年9月的阳宗海滨。那时联大同学组织了一个夏令营，举行了几次跳舞晚会，跳的是圆舞和方舞，就是男女同学围成两个圆圈或者两个方阵，男外女内，手挽着手或背靠着背地边唱边跳。施松卿长得清清秀秀，淡淡的眉毛，细细的眼睛，小巧玲珑，能歌善舞，行屈膝礼时显得妩媚动人，无怪乎有人说她是林黛玉了。”

1949年5月，汪曾祺和施松卿的爱情终于结成正果。没有场面宏大的婚礼，也没有闪烁耀眼的钻戒，他穿着绿军装，她穿了一件白色的确良翻领小衬衫——都是那个年代最普通最常见的装扮——一起去办了结婚手续。

右：汪曾祺晚年家庭合影（来源：网络）

汪曾祺育有三个子女，分别是汪朗（子）、汪明（女）、汪朝（女）。有一种说法，由于汪曾祺出生于元宵节，他在给子女取名时，喜欢用上带“月”的字。

晚年的闲情逸志

汪曾祺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及至晚年，汪曾祺的爱好只剩下写字、画画和做菜。字画是文人的闲情逸致，而做菜却是主妇的本行。汪曾祺将其结合在一起，充分反映了他对生活的热爱。汪曾祺认为，体力充沛，材料凑手，做几个菜，是很有意思的。写字、画画和做菜给汪曾祺的写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譬如他的《五味》《鱼我所欲也》《昆明菜》等经典散文大多跟饮食文化相关。汪曾祺的饮食文字很少谈某种菜的具体做法，也不怎么谈自己的“美食历程”，只是进行简简单单的介绍，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其味道，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写作主张：文章要留白。

晚年的汪曾祺愈受到重视，称呼从“老汪”变成“汪老”，不但小说、散文深受文学评论者肯定，广入文学史，他接近齐白石风格的国画也日渐知名。但据说还是他的孙女汪卉厉害，有一天给他买了只小鸟的工艺品，问她为什么？觉得汪老画的鸟儿一点都不像鸟。汪家人哈哈大笑，笑得最大声的还是汪曾祺。

先生远去

1997年5月12日深夜，汪曾祺突然发病，吐血不止，连夜送入友谊医院抢救，经诊断为因肝硬化引起的食道静脉曲张而造成的弥漫性出血。五月十六日十点十分抢救无效而不幸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离世当天，他想喝口茶水，医生不让，他就“撒娇”：皇恩浩荡，赏我一口喝吧。医生勉强同意沾沾嘴唇后，他对小女儿说“给我来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但龙井尚未端来，他就已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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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纪念汪曾祺先生100周年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