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必须过年？

最近一段时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一事沸沸扬扬、令人揪心，突如其来的疫情、细思极恐的联想，让全国人民的心都跟着纷飞的消息滴溜溜转。岁至年关，本应是欢天喜地普天同庆的气氛，现在却蒙上一层淡淡的阴郁。

但即便这样，四处开花的疫情也没有阻止中国人回家过年的步伐，人们依旧一往无前的奔走在回家的路上。即使是疫情中心的武汉，今天也预计将发送旅客10.2万人，踏上回家的旅途。Ps.祝福健康平安到家！

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人为什么必须过年？

如果节日也有鄙视链，那春节一定是站在最顶端的那一个。

同为节日，有的节日存在感弱，知之者甚少，例如上巳节；有的节日属于舶来品，难以掀起大波澜，例如复活节；有的节日知名度虽高，奈何不因节放假，体验感不强，例如腊八节。

春节就不一样了，土生土长，根正苗红，不仅影响力大、势力范围广，还能享有东挪西凑的七天超长豪华假期，实乃假中之最，节中之王。

“春节”在成为“春节”以前，曾被人称为年节、岁首、大年、元旦等等，直至辛亥革命之后，过春节才等同于过年。

相传，年最早兴起于虞舜时期，由年头岁尾的祭神祭祖演变而来，掐指一算，已是四千多岁的高龄。

古时，“年”多在农闲时节举行，并不固定在正月，夏朝是一月，商朝是十二月，周朝是十一月，秦统一六国后改为十月。直至汉武帝时，才正式以正月初一为岁首，自此后世沿袭不改。对汉武帝办的这件事，不知该咋评价，或许秋天里过春节，也别有一番滋味。

中国人顶重视过年，每年都要掀起一场候鸟般的人口大迁徙。北纬4°至53°、东经73°至135°之间的广袤大地上，一条条动线纵横捭阖，始于漂泊终于家，像极了流动的血脉。据不完全统计，2020年的春运旅客发送量将达到30亿人次，几近全球人口的一半，相当于整个欧洲人口整体迁徙四次，堪称“地表最强移动方阵”。

经历春运摧残的你我

古人过年回家更难，虽然不用挤成狗，但必须拥有一匹马。比如，有明一朝，清官海瑞若想从北京回海南过年，他要途径济南、徐州、合肥、南昌、赣州，直达广州湛江。然后换行水路，从湛江坐船到海南。8000多里陆路，100里水路，大概60天才能回到家。

按当时物价来算，马车一天300文钱、吃饭住宿100文钱，那海瑞仅回家的单程路费就要24000文钱，折合人民币1.68万元。多么痛的领悟！

考虑到海瑞还是个公务员，按明朝放假制度，假期结束时他还没走到一半，就得掉头返程上班了。

唐代公务员回家过年更是奢想。据唐玄宗发布的红头文件《假宁令》，唐朝春节期间可休假七天，但是大年初一这天，首都公务员要向皇帝老板拜年，地方公务员则要去衙门办公。晚唐时，七天的假期还要分单双号上朝、休假（总之是不能让你有时间回家过年）。

相比之下，宋朝的春节假期就豪迈多了，从农历十二月二十“封印”，到次年正月二十“开印”，时间长达一个月。当然，这相较于他们全年100多天的假期总长而言，也算不得什么。

唐宋后，农历新年由神秘色彩很重的祭神祀祖，转为带有欢庆意味的节日，拜年、买新衣、贴福字、吃饺子…一条龙生产线已与现代年俗相差无几。

百代之后，“年”终于成为所有节日中的扛把子，坚挺的姿态，一呼百应的气质，无节能出其右。

过年，自古便与农时节令分不开，是农耕文化孕育出来的、中国人骨头缝里的信仰。

甲骨文里，“年”字，上面为“禾”，下面为“人”，意为谷熟也。丰收之后，将一年的成果奉于天地间，感恩祖先馈赠，也向上天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粮食丰收。知恩思感，这是中国人过年的逻辑。

《礼记·杂记》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子贡看到“蜡祭”后称，“一国之人皆若狂”，不明白人们过年为何如此高兴。孔子说：“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大意就是百姓忙活很久，才过这么一个年，你不是农民，你不懂。

耳聪目明如孔子，一语道破新年对于农民的意义——

春种夏耘、秋收冬藏，一年的辛苦劳作需要在这个时候集中“清算”，积攒了一年的热烈需要在这段时间集中释放。过年，是总结过去，更是向往明天。

作为天然的人类情绪调节器，过年是世上门槛最低的狂欢。管你皇亲贵胄还是贩夫走卒，此刻你我都众生平等地享有复制粘贴般的快乐，想独乐乐都难。

游子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回家过年是一年中最重要的高光时刻，小心藏匿的虚荣心都借此找到了宣泄口。所以这两年常能看到类似新闻：大年三十还有人冲进4S店，豪提新车，就为了开回老家，在村口来一声长鸣笛。

千万游子们，在近似的时间维度里，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跋山涉水，千里奔袭，只为和家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饭，这是一件多么浪漫和具有仪式感的事，仿佛所有的辛苦都能瞬间被慰藉。古往今来，一个“年”字，承载了中国人多少绵情蜜意啊。

但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新生代青年过年，不是一个“一言难尽”就能概括的了。

优雅应对七大姑八大姨的灵魂拷问是必备技能，父母催婚阵前装乖卖傻是保命指南，过年变成过“劫”，能否“节”后余生全凭运气。

一个正经问题被漫不经心地抛出：都2020了，还有必要过年吗？

历史早有答案。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自认为迎来了一个新时代，曾多次试图与国际接轨，废除旧历，改公历1月1日为新年，并要求“旧历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县灯结彩”。

民国报纸发表文章《废历春节的罪恶》

奈何，新历推行伊始就遭遇“便秘”，中国人拒不接受，百姓偷着过旧年，甚至出现了官府和民间各年的尴尬局面。最终，废止事宜草草收场，民国政府不得不承认，“民间风俗不宜过分干预”。

年，已深深与中国人血脉相连。

电影《过年》，曾讲了一个一地鸡毛的团圆故事。

大年三十了，赵丽蓉、李保田饰演的住在东北农村的程家老两口，殷切又落寞地等待着儿女回家过年，但五个子女各自有着心里的小算盘。他们各自在人生境遇里有着难言之隐，貌合神离地被摁在了同一张桌子上吃饭。最后，团圆饭以掀桌翻盘而告终。

电影《过年》剧照

满地狼藉的样子，同上一个新年如出一辙。

但即便这样，每每过年，老两口依旧想把一家人往一块凑。

这就是中国人对年的理解：再难，一家人也要在一起。即使一次次地对过年失望，也依旧对新年的美好心存侥幸。

家就是中国人最大的信仰

前段时间，微博上有个话题#为什么年味越来越淡了#，有个答案获得一众点赞：“不是年味越越淡，只是最快乐的人不是你了。”

现代文明在成长，我们不再需要贴年画、请灶王等繁复的仪式来告慰神灵。物质生活在进步，我们也不再满足于一件衣服、一个玩具、一口酥肉。那些年流传下来的文化符号慢慢消失，一年一度的期盼变成日常，年味，大概可能确实是，淡了。

但新的年俗也在产生，立flag、集五福、手机抢红包、吐槽春晚、网购年货…这些新的仪式感，不知不觉，成为了我们心里的新年味。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新的过年记忆，或许再过几十年，面对更新的技术生活，我们也会怀念曾经的此刻“年味”。不必强求，过年的理由一直都在。

生活不是电影，对于大部分的我们来说，“年”是我们的能量补给站，我们需要依靠过年回家这份短短的记忆，在来年的日子里继续温存。

无论年味再怎么变淡，回家的路再怎么坎坷，一家人齐齐整整吃年夜饭的场景，依旧是每个人心中的白月光。

万物肃杀的冬天里，好好过年，便是对家人最长情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