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天府文化 游文旅成华 | 第5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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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华西坝，老成都人总会把它和“时髦”“洋气”画上等号，这个民国时期的“成都中心”承载着成都人的文化情结，可以说，华西坝之于成都，就犹如牛津、剑桥之于伦敦，清华、北大之于北京。

那么今天，

就来给大家讲一讲有关华西坝的人和事。

过去，地处华西坝的华西协合大学是西洋人聚集的地方，1905年，英、美、加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决定在中国西部创办一所"规模宏大、科学完备"的高等学府，地址定在四川政治文化中心成都，随即在城南购置土地，建筑校舍。1910年，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正式成立，这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综合性大学，也是中国现代高等医学教育的数个发端之一。兴建华西协合大学的地方土地平旷，北傍锦江，风景清雅，被称作 "华西坝"。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四川省人民政府决定收回私立华西协合大学，更名为华西大学，又称人民华大，刘承钊出任校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来自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洋教授们怀着复杂的感情陆续离开了成都。

一幅老照片记录了成都华西坝1951年10月6日的不平凡时光。那一天，“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载入史册，新的“华西大学”横空出世。在华西协合大学中西合璧的事务所屋顶大斜坡之上，一颗巨大的五角星屹立正中，火红的色彩与青年学子红扑扑的脸庞交相辉映。屋檐之下，“毛主席万岁”“人民华大万岁”的横幅标语透着庄严与喜庆。这是当年庆祝华西大学接办的场景，华西坝的摄影师赖云章和王瑞林用镜头记录了那一刻。几十年过去了，他们仍然对那时的情景记忆犹新：锣鼓喧天，彩旗猎猎，庆祝活动持续到了金秋时节的夜晚。数千人参加了焰火晚会，火树银花，群情激动，人们举着手中的火炬跳起了舞，那是一个让华西坝人彻夜难眠的夜晚。

“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教和科学来教育他们”。这是西方人在1890年发出的宣言式的文字。他们曾在风雨飘摇的近现代的成都点燃了西医的烛光，让世世辈辈服用中草药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医学，但是，他们欲取儒学而统治中国人的雄心，在1950至1952年的两年间，就像汪洋之中的一页小舟，被涛天巨浪无情地涤荡了。

1950年初，华西大学的洋人开始陆续离蓉归国。史学家冯汉骥的儿子冯士美先生时常在华西坝二广场附近看见一些洋教师出售家具等物件，他购买了中国口腔医学之父林则变卖的一个屏风。后来，冯先生将屏风捐献给了四川大学，如今，已经成为骨架的屏风被静静地收藏在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同时被收藏在岁月中的还有口腔医学专家王翰章关于林则的记忆：“1950年秋，一天上午，我在小天竺街见到林则博士。那时，天气已渐寒冷，他穿着灰色的西装，将两手插在裤兜里。我走向他，问他做什么，他说去办离境手续……”

美国人卓伟大约是1937年来到华西坝的，1950年初回国。在他晚年，这位美国老人对成都魂牵梦绕，留下遗嘱将他骨灰的一部分撒在华西坝。上世纪末的一天，卓伟梦想成真，华西坝月牙形的荷花池接纳了他的魂魄。对成都怀着别样情愫的洋教授不止卓伟一人，他们在离开成都前后的所作所为不断扣问着后人的思绪。

英国人徐维理曾担任华西协合大学理学院院长和化学系主任。1951年12月，归国之前的徐维理写下了一篇约7千字的长文《我的政治思想的转变》。文中可以窥见到基督教的博爱情怀与马列思想对他的双重影响。他认定：“中国人不反对外国人而是反对帝国主义”。归国后，他仍对成都情怀难遣，曾撰写出版过一本介绍成都民俗的书籍《龙骨》，并帮助过在英国求学的成都留学生。

加拿大人云从龙1932年到四川担任华西协合大学教育系教授。与许多洋教授一样，这位曾经当过皇家飞行员、身材高挑的加拿大人为自己取的中文名气派非凡。在崭新的人民华大，云从龙是为数不多的与学校关系良好的外籍人士，一度，他还被任命为学校的副教务长。他曾认真地写过一篇学习心得，题目是《我们华大要站在学习的最前列》。这篇文章刊登在《华大校刊》1950年第二期。文中说道：“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崭新的制度中，这个新制度把人民的利益看作最重要的事情，因此他不畏惧人民，只信赖人民”，“一个为了全体利益大家通力合作的社会……必需有根本不同的一套观念作为它的理论基础”。归国后，云从龙仍与华西坝友人保持着联系，还曾邮寄来他在加拿大故乡的照片。

曾任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是一位中国通，这位生于乐山长于成都的加拿大人说得一口流利的四川话，给学生讲授的时候，他总是先用英语讲解，然后再用四川话复述、补充一遍。他的医术和教学水平很高，一位中国同事曾评价他：“教得很好，内容充实，清晰明了”。那时候，面对华西坝的巨变，启真道并没有感受到灿烂的阳光，他先后四次提出了辞职申请。人民华大有人评价他“内心颓废”、“思想顽固”、“宗教思想相当保守”。1951年的某一天，启真道在给学校的一封信中为他的“顽固思想”辩护。他说：我们“心中只存着与中国人友好的念头，我们的唯一动机是为人民服务和传播福音……”1952年，离开成都的启真道就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

1952年初，一辆开往重庆的军用大卡车行驶在颠簸不已的成渝公路上，车上载着最后一批离开华西坝的洋教授，包括医学院院长启真道夫妇、文科教师孟克明夫妇、大学会计兼体育教师苏维廉以及教育系教授云从龙夫妇等人。他们将在重庆转乘轮船至汉口，再由汉口乘火车到广东出境。这是一条他们曾经奔赴成都的路径，现在，却要沿此路归去了，起伏不定的长江水伴随着这些洋人黯然的心境。启真道曾描述过他的内心：“华西协合大学不复存在了”。“当我们看见烧毁旧华大的校旗”以及“向华大新校长颁发新校印时，我们是带着怎样一种复杂的感情”。

1954年，随着最后一名在成都的西洋人任福根离川出境，华西坝以及民国时期成都西洋人的历史被中国人装订起来，载入了卷帙浩繁的档案卷宗。但是，懂得感恩的成都人不会忘记这些曾为成都的发展做出过贡献的外国友人。

来源：《沙河风》

原标题：《华西坝：消失的旧大学与归国的洋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