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香港问题的解决已成定局。可澳门问题怎么办，逐渐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10月3日，邓小平在京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澳门的一位团员提问，请教邓小平关于澳门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回答道：“澳门问题的解决也是离不开‘一国两制’，将会像香港一样，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方式解决。至于解决澳门的问题会不会影响其他，是早解决对香港有利，还是迟解决对香港有利，我还在考虑，现在想听下大家的意见。今天不回答这个问题，大家想一想。”

三天后，邓小平在接见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时，又指出，今后澳门也是按照解决香港问题的那些原则，如“一国两制”“澳人治澳”，只是不用着急。现在的情形是如何继续保持安定繁荣。关于澳门人特别关心的赌博业将来是否可以继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表示：赌业仍然可以继续办下去，这是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做法。

1985年5月24日上午，邓小平与来华访问的葡萄牙总统恩尼斯会见时说：“中葡之间只有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原则上在1979年已经解决。”会见之前，两国领导人以及外长级会谈，即已就解决澳门问题达成协议，并在5月23日发布了《中葡联合公报》。

双方同意于近期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双方取得广泛一致”

中葡建交后，双方的友好往来明显增加。

1980年3月，澳门总督伊芝迪应邀访问北京，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首位获得中国邀请以官方正式身份访华的澳门总督。同年9月，广东省省长习仲勋应邀访问澳门，这也是第一位以官方正式身份访问澳门的广东省省长。1981年10月，到任不久的新澳督高斯达应邀访问了广州和珠海特区。

此后，双方高层官员频频互访。

1985年5月，葡萄牙总统恩尼斯访问中国。期间中葡双方同意于近期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澳门问题举行谈判。

1986年3月，葡萄牙大选后，苏亚雷斯就任新总统，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派特使崔月犁及周南参加其就职典礼。苏亚雷斯表示，他在竞选期间曾对澳门广播公司发表过谈话，他将信守诺言，继续执行现行政策，同中国谈判，双方有条件能就澳门问题迅速达成协议。

3月18日，中国与葡萄牙在同一时间内，向新闻界公布了中葡谈判双方政府代表团的名单。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周南担任。

周南在后来的专访中说：“澳门问题有一条跟香港不同，就是主权问题。这在1979年建交公报也已写明：澳门主权属于中国，由葡萄牙暂时管理，收回的时间双方再商定，所以没有出现‘主权换治权’这一复杂的争论。但是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当时对方提出，‘中方给香港12年的过渡时期，我们葡萄牙人从国家尊严考虑，过渡时期也不能少于12年的时间。’还有一种议论就是，既然我们葡萄牙人已经决定把澳门还给中国，早点迟点都无所谓。那就可以考虑将葡萄牙人来到澳门460年或500年的时候把澳门还给中国，同时象征着一段历史的结束和另一段历史的开始。不过议论归议论，在前3轮谈判中对方并未将这些放在会上提出。”

1986年6月下旬，第一轮会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

周南说：“不久以前，我们到意大利的水城威尼斯，坐上一只叫作‘贡多拉’的小木船，那时潮水已经退下来，就在小船上听着那桨声，使我想起了一位中国诗人孟浩然的两句诗：“‘潮落江平未有风，扁舟共济与君同’，这真是种美的享受。所以我希望阁下和各位朋友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每次都有机会到我们国家参观一些地方，看看中国的景色。”

这次会谈一共谈了4轮，每轮正式谈判完了，中方都邀请葡方代表游历一个地方，一次看承德，一次看泰山，一次看长江三峡，一边看一边商量问题。有些在正式会议上板起面孔不好说的话，边走边聊就可以谈了，周南回忆。

第2轮会谈紧接着在1986年9月9日举行。

会谈中，周南举了晋朝书画家顾恺之倒吃甘蔗的故事：晋朝有个大画家，叫顾恺之，很喜欢吃甘蔗，而且吃法与众不同，是从尾部到头部，倒着吃的。有人问他为什么是这样的吃法，他的回答也很好，说这就叫作“渐入佳境”。

10月21日，第3轮会谈举行。

前三轮会谈双方虽有些争论，但总的来说比较顺利。葡方团长表示愿意接受《联合声明》的总意图和总目标，包括赞成中方将保持澳门在过渡时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以及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给予澳门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等的立场。口头上也表示不反对20世纪内将澳门交还中国。

在一些特殊问题上，双方也基本上达成了协议。比如“土生葡人”的国籍问题，中方同意采取比较宽松的态度，中葡可以按照各自的国籍法对待本国公民。澳门回归以后，原“土生葡人”可自由选择国籍。澳门自回归那天起，任何人不能因为和澳门的关系而取得葡萄牙公民的资格。同时，双方还同意在过渡时期内应解决澳门公务员的本地化、澳门法律的本地化、中文的官方地位“三大问题”。如第3轮会谈结束后发表的《新闻公报》所说：“双方就各项议程的实质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取得了广泛的一致。”

“任何超越2000年后

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

可是，第三轮会谈之后，出了一些问题。

周南回忆说，“1986年11月17日，葡萄牙政府约请我去葡萄牙。对方接待的规格很高，外长德米兰达亲自到机场迎接。我们一轮会谈以后，对方也没有提出什么新鲜问题；接着总理席尔瓦请我吃午饭，谈话也挺融洽。下午，总统苏亚雷斯要单独和我会谈，而且排除其他人，只要我带上一名葡萄牙文翻译，就我们三个人。苏亚雷斯忽然说：本世纪内交还澳门，不合适，时间太早，应该考虑在下一个世纪，就是21世纪的适当时间，来解决澳门问题。我当场就反驳了他：贵国的谈判代表、特命全权大使，都同意了在本世纪内交还澳门，怎么你们又提出异议？苏亚雷斯说，如果我们的团长同意了，那他说的话不代表政府。这个更是岂有此理，我忍不住了，说：如果按照阁下这样的说法，今后我应该跟谁去谈判呢？苏亚雷斯答不岀来。当时谈判没有谈下去，僵住了，我就告辞了。我记得回来以后李先念主席见了我，他说：‘你做得对，就应该当场把他顶回去。’”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986年12月31日表示了明确的态度：“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10亿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

1987年1月6日，鉴于中国政府坚决的态度和立场，葡萄牙最高国务会议经过讨论后，原则上同意在1999年由中国在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月20日，葡萄牙外交与合作国务秘书阿泽维多·苏亚雷斯访问中国，正式向中方传达会议意见。当时，阿泽维多·苏亚雷斯对周南说:“我们经过最高国务会议的研究，同意贵国政府的意见，本世纪内解决澳门问题，就在1999年12月31日吧。”周南听完说道:“澳门也好，香港也好，葡萄牙也好，你们不是12月25日要过圣诞节吗？接着就新年放长假了，在放长假期间搞回归庆典，合适吗？是不是稍微提前一点? ”阿泽维多·苏亚雷斯表示他做不了主，得报告政府后决定。

过了两三天，他答复说:“我们同意让一让，让到12月20日。”

1987年3 月18日，中葡双方继续进行第四轮会谈。

在这轮谈判中，各项重大实质性问题陆续得到解决，只剩最后的协议文本审定了。

澳门进入过渡时间

1987年4月12日，中葡两国总理正式签署《联合声明》。这项联合声明中包含正文和两个附件。正文共分7款，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将在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二、中国对澳门执行的基本政策，包括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澳人治澳、保证澳门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基本不变、照顾葡萄牙在澳门的经济利益及依法保护澳门葡裔居民的利益等；

三、过渡时期澳门由葡国管理，中国给予合作；

四、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

五、土地契约规定；

六、各项声明与附件均将付诸实施；

七、联合声明及附件的生效日期与约束力。

两个附件分别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澳门的基本政策的具体说明”和“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

4月13日，经过两国立法机构的批准，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正式签署。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整个签字仪式历时12分钟，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12分钟，它标志着澳门历史旧的一页已然翻过，新的一页从此开始。

1988年1月15日，《中葡联合声明》正式在北京换文，至此，澳门正式进入过渡期。

根据《中葡联合声明》的有关规定， 为保证声明的有效实施并为1999年政权的交接创造妥善的条件，中葡双方将在《中葡联合声明》生效时成立中葡联合联络小组，联合联络小组根据《中葡联合声明》附件二的有关规定建立和履行职责。

1989年2月15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正式进驻澳门，直至澳门回归后的2000年1月。

12年过渡期内，澳门还将面临很多具体实际问题，解决这些问题还需依靠中葡联络小组。

在商谈解决澳门问题的过程中，葡萄牙对中方秉持着友好协商的态度，总体上较为配合。但在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内，由于双方对《中葡联合声明》的认识和理解不同，各自所站的立场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一些涉及实际利益的问题上仍会发生争执。

康冀民是中葡联合联络小组的首任中方代表（大使），他回忆，那时的许多葡方人员仍然保持着葡萄牙统治澳门时期的旧思想，葡方首任代表西蒙斯•柯埃略就是如此。

关于三大问题的提法方面，他对康冀民提出质疑：“我们不同意‘三大问题’的提法，比如公务员本地化，这是民族主义的提法。”康反驳他说：“目前澳门公务员全是葡萄牙人，你们这才是民族主义的表现。我们要求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状况，逐步适当增加本地华人在中高级公务员中的比例，是合理的。这是为政权交接创造条件。”柯埃略还说：“你们老提三大问题，像中文的法律地位问题，这是政治性问题还是技术性问题？”康答：“这既是政治性问题，也是技术性问题。中文是联合国确认的六大语种之一，然而在中国的领土，在小小的澳门就不被承认，这是政治歧视，你们还谈何民族平等？这就是政治性问题。澳门居民办一些事务性的事情，都必须用葡文书写，给他们造成极大的困难和麻烦，这也可以说是技术性问题。” 康冀民认为他未能理解《中葡联合声明》，葡萄牙政府后来更换了柯埃略。

“红花绿叶配”

12年来，中葡联合联络小组在总体上保持着良好的合作。

澳门回归前夕，为了给澳门的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中葡双方就关系到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接的各项议题进行了多次磋商。双方举行了不下几十次会议，联络小组下设的各个工作小组会议和专家会晤更是难以数计，都是为了1999年12月19日政权的顺利移交。

为尽早使已在《联合声明》中阐明的国家对澳门的基本方针得以具体化和法律化，全国人大决定成立有关委员会负责《澳门基本法》的制定，四年多的起草、制定与咨询得到了澳门绝大多数居民的支持和认可。

1993年3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同时敲定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图案。

澳门的区旗和区徽图案是从大量公开征集稿中层层筛选出来的。时任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宗光耀回忆，一部分委员认为应该用红色，这样和祖国的国旗颜色一致。筹委会副主任钱伟长建议澳门区旗、区徽以绿色为底色，理由是澳门周边环水、绿色生态好，加之绿色代表和平美好，正是澳门和平回归的象征。当宗光耀把他的意见向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姬鹏飞汇报时，姬鹏飞沉思了一会说：“如果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的旗面用红色，与国旗保持一致，当然没问题。但是谁也没有规定特别行政区区旗一定是红色或别的什么颜色。大家的想法和意见我都明白了，这件事还有时间，多听听其他委员，特别是澳门委员的意见。”随后，姬鹏飞自言自语一句：“国旗是红色，区旗是绿色，红花配绿叶。”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上，钱伟长的建议获得了委员们的赞成，“红花绿叶”的方案通过了。

在将《澳门基本法（草案）》送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前，宗光耀曾受委托向澳葡政府通报《澳门基本法（草案）》的有关情况。澳督韦奇立看过草案后认为，基本法序言里的第二句“葡萄牙占领了澳门”中，使用“占领”两个字不妥。他对宗光耀说：“中方领导人一再声称，解决澳门问题不算历史旧账，应该是着眼未来，向前看。然而《澳门基本法》序言一开头就表现出要算历史旧账的架势，那么1999年我和我的同事离开澳门后，大批的土生葡人怎么办呢？他们将成为‘侵略者’的后代，随时会受到惩罚，遭到打击报复，日子会很不好过，这是不公平的。宗光耀说，《澳门基本法》的序言虽然只有345个字，但内容却很丰富，16世纪中叶以后澳门被葡萄牙逐步占领是历史事实，无须争辩。而长达400多年的历史，用“逐步占领”4个字一笔带过，既叙述了历史的真实面目，又充分体现了不纠缠历史旧账，维护中葡友好的格局。序言中用的“占领”两个字，是相当中性的词汇，能想出用“占领”这样中性的、温和的字眼而非“侵占”“侵略”一类强烈的词语来概括澳门400多年恩恩怨怨的历史，是起草委员会的高度智慧和良苦用心。做到这一点并非轻而易举，更谈不上有日后打击葡人的伏笔。韦奇立听后频频点头，随即也止住了这个话题。

1999年1月16日，全国人大澳门特区筹委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使用暂行办法》。

五星红旗在澳门升起

1999年12月19日夜的澳门回归交接大厅里，正在进行澳门回归祖国的交接仪式。当1999年12月20日零点的钟声敲响时，整个交接大厅气氛庄严肃穆，在澳门飘扬了400多年的葡萄牙国旗下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徐徐升起。这一刻，葡萄牙管辖治理下400多年的澳门终于回到了祖国。

12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准时通过澳门关闸。正午12时，由编号ZA-00-01（即表示“驻澳”在澳门行驶的车辆，而Z字是取自“驻”的普通话拼音首个字母，A是取自“澳”的普通话拼音的首个字母）的军用吉普车与车上三名持枪礼兵带领驻澳部队，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顺利进驻澳门。从关闸到澳门部队营区，沿途皆是热烈欢迎解放军入驻的澳门市民。

历史，就这样匆匆走过了447年，又20载。

“回归那天起，澳门同胞就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主人，也是国家的主人。”澳门与内地的关系也呈现飞跃式发展，背靠祖国，昔日百业凋敝、人心浮动的澳门经济实力持续增强，社会始终保持繁荣稳定。

参考资料：

1.宗道一等编著《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

2.康冀民《亲历澳门回归》；宗光耀《澳门过渡时期的几个细节》；

3.张业清《访中葡联合联络小组中方组长韩肇康》；

4.姜秉正《澳门问题始末》等

本文由“广东共青团”和“国家人文历史”联合发布。

原标题：《澳门往事，回归前的4轮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