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南66 | 马来西亚华人在哈萨克斯坦的认同困境

初雪降临,北京像极了北平。对生活在赤道周边的留学生来说,下雪的冬天更具有仪式感。初到北京留学,每一位都见证着自己在北回归线以北又一次的征服,努力实现留学梦之际也学习如何与雪共处。在这寒冷的季节里,望着窗外的我思绪则回到今年的盛夏北京只身前往哈萨克斯坦的故事与经历。

八月中旬,我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搭上即将往西边飞行的航班,长达六小时的航程把我送往哈萨克首都努尔苏丹,去参加由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和哈佛大学联合举办的国际关系专题会议。相比飞往东南亚和欧美,这是我见过中国籍乘客乘坐率最低的国航航班。步行于座位和卫生间之间,除了中国籍空服人员、两三排的中国乘客和几个零星一起参会的其他国家学生代表,其他基本都是哈萨克斯坦人。从他们交谈中,我隐隐约约听到陌生的俄语或哈萨克语(分不清这两种语言)。飞机落地后,我领取行李后则朝向接待代表的志愿者会合点。走着同时主动朝向四周,我多看几眼当地人的脸孔,再从光亮的地面的映射看到了自己。对,我就是这片土地上的客人或外国人。

此时,我看到不少出租车师傅在机场大厅内向我招揽生意, 说着“Taxi”和 “出租车”。尤其是后者,几乎每一个招生意的师傅都对我用汉语说出了“出租车”三个字,这可能涉及到两个缘故:第一,这是来自北京的国际航班;第二,这有关我的身份。在学校里,我几乎被大部分中外师生认为是中国人。加上在京生活学习的第五年,行为举止方面也受到影响。对于这个难得一来的国度,我突然想到以身份作为此次一行的主题,尝试从每一次的观察和互动中找到有趣的事情。

察彼察己一:欧亚中心地区的外国人

来往会场、住所和景区之间,出租车和公交车成为我在努尔苏丹出行的主要方式。乘搭出租车期间,我也注意观察一些出租车师傅。坐了几次出租车后,我看到前座的出租车师傅脸上基本没表露出什么表情,不受到我和另外三位中国、巴西、印度的朋友之间畅聊的内容所影响。一直到了准备下车前,我们分别用哈萨克语或俄语说“рахмет”(谢谢)或“Спасибо”(谢谢),他们的脸上表情才有所变化。不过,我也发现到每一位师傅在个别听到俄语和哈萨克语的“谢谢”后,脸部上的表情也各有差异。这背后相信蕴含着哈萨克国家建国后语言政策的故事,这里则不加赘述。

在乘搭公交的时侯,我不时一边查看手机上的当地导航应用程序2Gis,一边努力地辨别俄文或哈文字体以确认是否到达目的地。有趣的是,公交里的每一个人,无论男女老少都至少会往我身上看一眼,打量我这位带有些许紧张情绪的外国人。走在市中心的道路上,每次拿出手机后自己也习惯摸一摸裤兜里的护照。确保证件在身,自己接下来的每一步才走得比较踏实。

参会的缘故,我身边也有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路人”一起“勇闯”努尔苏丹,而其中一位是和我同住一间旅社的印度人。他叫阿比,来自印度北部斋浦尔(Jaipur),是一位努力学习计算机的年轻人。他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就给了哈萨克斯坦。每一天会后,我们在旅社碰面时不少都会闲聊几句,主题也围绕我在北京的生活以及马来西亚的情况。考虑到阿比是印度人,每当说到马来西亚部分时我会讲更多马来西亚印度人的情况,间中也向他“秀”了几个从马来西亚印度同胞所学的泰米尔语。突然,我提到“சாப்பிட”(吃)这词,就立马提议去附近的便利店买泡面来充饥。没考虑到外头的凉快,自己身着轻便的短袖短裤和拖鞋就冲向便利店。在微冷如北京初秋的夜晚一起吃着泡面,他突然问我穿那么少为什么不感觉冷。我就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即使在大冬天北京的房屋内基本也如此。方便面一口接着一口,我才意识到他是住在有四季之分的印度北部,而不是酷热潮湿的印度南部地区。根据大多数马来西亚印度同胞的先辈的足迹,他们大多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来到东南亚,大部分来自印度南部省份。口里带着面条一边闲聊着,自己也感觉到脑海中开始在思考着一些东西。

察彼察己二:你是中国人吧?

参会期间,主办单位为我们安排了案例研究环节,让不同国家的代表一起集思广益完成课题研究。我队里就有一位来自格鲁吉亚的成员玛丽就问我:你是中国人吧?我立马否认后,她脸上顿时露出差异表情并说到:一看你就以为是中国人呢,我在我家或者其他地方所看到的中国人基本就是像你长这个样子的,没多问你的话还以为你是中国人。我意外地发现到,除了我的中国朋友老师们,原来也有外国友人认为我是一名中国人。       

这趟旅途中最有意思的莫过于认识几位哈萨克朋友。我也有幸认识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代表凯文,他邀请我和几位他在巴基斯坦认识的哈萨克朋友吃饭。凯文的肤色比我更黑,他朋友一跟我打招呼后还以为我是凯文的外国朋友,我就开玩笑问他们是不是以为我是中国人,他们异口同声说“是”。我和另外一位叫阿佐的哈萨克朋友,从他的回应中也印证了“我以为你是中国人”的观点。他住在距离新疆霍尔果斯边境仅一百多公里的哈萨克境内小镇,在家乡和旧首都阿拉木图生活中也常见到中国人的身影。另外,我也同在北大求学刚好回国过暑假的哈萨克同学阿罗见面,跟她说起了我在努尔苏丹被其他人以为我是中国人的趣事。她也就这么说到:在努尔苏丹的你看起来就是一位外国人。换作我是陌生人,你对我的第一印象肯定是一名中国人。

怎么被认为是中国人?对关系与权力的思考

无论面对哈萨克本地人还是外国友人,我从他们身上观察到自己的双重身份特质——外国人和中国人。然而,我在他们的初步印象中却没有其他可供联想的身份(比如日本人、韩国人、来自东南亚的或者具体至一个国家的人等等),反倒是中国人成为他们辨别我身份的首选。我的心中也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自己会被认为是中国人?

有关身份的思考其实在不同层次都有诸多讨论的部分也体现在不同的维度。从时间、空间和行为体结合来看,冷战后至今全球超越意识形态屏障的社会流动形态,形成了一种流动快速的全球关系链。社会流动高度进行时,身份问题或许就是一种碎片化的呈现。然而,身份意识仍然能在碎片化的世界中站得住脚。之所以形成强烈的你我之分,这看来不能不讨论权力在当中的作用。在互动的过程中所形成了关系,无论程度都在逐渐形成重要的权力资源。衔接关系与权力,秦亚青老师则在其过程建构主义中提出权力的关系性质的三方面:关系是权力运作的平台,没有关系就没有权力;关系可以放大权力,也可以制约权力;关系就是权力。关系就此成为权力互动的平台,同时印证了秦老师对过程建构主义所提出的第二个假定,即关系确定身份。即使是复杂且高度碎片化的社会,也因为相互之间关系促成“碎片化型”关系网络(Fragmented Relational Society),加上权力在当中的行使,有关身份的讨论并不会因此而式微。

结合以上的“关系-权力-身份”框架来解释我的经历,我被认为是中国人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首先,我的中国人身份认知是中国和哈萨克斯坦乃至与其他国家关系中权力互动的结果。我所处的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正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3年10月宣布“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点,中哈两国也在原先上海合作组织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深化。无论紧密的政治往来或安全互动,以及中资在哈萨克的投建以及天然气管道的铺设等等,这些都逐渐形成权力关系网络的一部分。紧密关系之下进一步推动人员以及资讯信息的互动,让两国人民之间的也开始互动起来,身份认知也就从此建立起来。第二,我的中国人身份来自于人员互动的主动性,而身份的辨识往往成为关系网络中的重要部分。这体现在我和格鲁吉亚的朋友和几位哈萨克朋友身上,他们在各地看见过的中国人形成了对中国人身份的基本认识,即使还没进入深聊的基础上也能建立对他人身份的初步辨别。当然,这也因为自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缘由,和其他海外华人拥有着和中国人极为相似的样貌。

超越权力关系不平衡现象:深化互动与交流修养      

“解锁”中国人身份后,我也在不断思考,当中发现到关系网络中的局限性。关系网络之所以会存在的权力关系,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中会导致部分偏袒或不平等现象,形成你强我弱的局面。如果不认真处理,这样的互动会给他人带来一种凌驾于至上且不平等的对话。对于如何避免这种权力不均衡关系,我认为需要从个人做起,深化互动和提升人与人之间交流修养。以我为例,在接下来与他们深入的对话中,我向他们分享马来西亚第四代华人的一些历史故事,他们也开始大致理解我身份背后的知识逻辑。同时,我也聆听他们对此的见解,包括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形象以及各国国内多元族群的关系。在换立场思考的过程中,我们彼此之间的权力关系正在进行互补的状态,这也产生了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让自己可以从中开拓视野,拥抱多元的国际社会。

至于那位印度阿比,我和他的互动中给了我看到自身对马来西亚认识的不足,尤其对于跨族群的理解仍然还是其中的重要软肋。这次的互动带给我最重要的,就是检讨并提醒自己不能以中国和马来西亚华人的关系框架一样看待海外族群和其祖籍国的关系。阿比给我上的课,就是要让我必须重新思考马来西亚印度人与印度人之间的关系,从民族性质、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文化层面剖析。       

最近在微信票圈读了项飙老师的文章,里头就有这么一句话:“我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的探索最终却促成了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我的印度朋友面前,我并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无论是在阿比、阿佐、玛丽还是阿罗的面前,我仍然选择保持成为一名陌生人,从互动中打破自身知识局限性的重要过程,超越权力关系中的认识束缚。彼此之间所呈现出差异性,体现了在这纷繁复杂的国际社会中巧妙处理权力关系的必要性,共同绘制多元包容的精彩图像。      

外头仍在下着雪,我决定吃掉放在柜子里最后一包从哈萨克斯坦带回来的泡面,让肚子与面条之间的不对等权力关系中慢慢重温在努尔苏丹的一切。

(作者介绍:何宜贤,马来西亚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8级硕士生,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燕南66优创团队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