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经纬（上海博物馆馆员、人类学者）
动笔写这篇文章前，我去了一趟老港。
老港是上海最大的垃圾填埋场，从1985年起开始运营，负责处理上海每天70%的垃圾产出。它位于上海长江口的南侧，浦东机场南边。坊间的一个说法是，浦东机场能成为不占城市用地、填海造陆的典范，老港垃圾填埋场的作用功不可没。
老港垃圾填埋场（资料图）
我一直想去老港，一是出于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职业本能。人类学家关心社会生产、消费的各个环节。既关注粮食的种植、运输与分配，也希望了解社会废弃物的处理和再利用，毕竟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物质流动的生生不息的闭环体系。因此，我对垃圾、污水处理，始终抱以和婚礼、葬礼（从某种意义上讲，葬礼所要处理的对象，也是人类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遗弃物）这些人类习俗同样的兴趣。
二是因为垃圾分类行动最近在全国范围的展开。虽然垃圾分类早被提出，但一直未能切实施行，直到最近才终于紧锣密鼓地开动起来。
第三个原因则来自我十多年前看过的一本书——《垃圾之歌：垃圾的考古学研究》。这本书年代有些久远，和《格调》这本有关“消费与社会分层”的社会学普及作品同属一个名为“另类丛书”的系列。在那个社会学方兴未艾的时代，一本以“垃圾”为卖点的通俗作品，确实更符合“另类”这个标准。
[美] 威廉·拉什杰、库伦·默菲 / 著，
周文萍、 连惠幸 /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7月
其实，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讲，《垃圾之歌》一点也不另类。它来自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的一项研究——“垃圾发掘计划”。1972年的某一天，这个素来以革新性方法闻名的考古人类学院系开始了这项后来影响深远的研究，旨在通过社区中的垃圾样本，获得对人类行为更为客观的认识（比如，我们会为了炫耀而购买一些自己不需要的物品，但一般认为我们在处理垃圾时通常都比较诚实）。而随着人们对“垃圾”的兴趣在20世纪末与日俱增，这一计划最终演变为对当代人类垃圾填埋场旷日持久的挖掘兴趣。直至1991年，该计划一共在北美进行了13次挖掘（9次在美国，4次在加拿大），极大地刷新了人们迄今对垃圾的认识，也令我本人对垃圾刮目相看。虽然这是本20年前出版的旧书，内容又是关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一项研究，但其中讨论的主题确实“永不脱销和过时”。因为，自从人类诞生伊始，垃圾便与我们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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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的浦西到浦东，要换两趟地铁，费时一个半小时。地铁的尽头是原来的南汇县城所在地惠南镇，这里才是我的老港之旅的真正开始。
出镇没多远，路上的车辆骤减，两边出现农田和农家院落。路过一条岔路，边上是半新的房屋。司机说，从这里进去就是他家所在的村子。“你要去看垃圾场，你们城里才有垃圾，我们农村根本没有垃圾。在农村，稻草可以用来生火，剩饭可以喂猪、喂狗，砖头磨碎了可以做成掺料铺路盖房子，根本没有垃圾。”
他说得在理，我无言以对。确实，垃圾构成了我们生活重要的一部分。人类的生活在历史上便与垃圾为伴。诚如《垃圾之歌》的作者所言，“特洛伊城居民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并非都把垃圾留在室内，而是把较大型的垃圾和碎屑物扔到街上去”。等垃圾堆到一定高度，就在上面撒一点土，压实变成新的路面，然后开始新一轮的垃圾倾倒。这样经过计算可以发现，“特洛伊城由于垃圾堆积，海拔高度每世纪升高4.7英尺”。于是，最初的城市遗存就被掩埋在地下很深的位置。或许我们可以认为，特洛伊城并不是被阿伽门农率领的希腊联军摧毁的，而只是因为垃圾堆积太高，被当地居民所抛弃、遗忘的。
细想一下，可以说，所有的考古学研究其实都是对垃圾的考古。这样一来，我们以往对“垃圾”的排斥都可以释然了。放眼望去，我们今天看到的古希腊、古罗马遗迹，事实上都是被古人“抛弃”的建筑垃圾。古人并非有意留下恢宏的遗址等待我们发掘，只是他们自己也待不下去了。人类通常会在他们的住所附近抛弃废物，等到垃圾实在堆积不下，便连同老旧的住所一同放弃，另觅一块新居，另起炉灶，以及另辟一块垃圾场。这样，不论是人类昨日抛弃的建筑瓦砾，还是生活废物，都构成了我们今日了解的历史本身。这一切甚至可以如此抒情——“只有在原始人类开始制造石器、留下制造过程剥落的石片和废弃的石器，让现代人得以用电子显微镜探索它们的秘密，并视为器物而非垃圾陈列在博物馆之后，我们才得以了解人类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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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程还有半小时，司机说起了他过去的工作。他年轻时是个电焊工，既参与过城区轨道交通的建设，也为老港的运输公司服务过。见我对他的工作颇感兴趣，他继续说道：“以前市区的垃圾都是运到老港填埋，装在很大的船上。每天一船船地运到这里，填掉埋掉。货船用得时间长了，很多地方就烂得裂开了，我们就要把破掉的地方重新焊起来。......什么？你问我什么感觉？那是装垃圾的船啊，就算空船维修的时候，也都要把人臭死了。”他的描述让我感同身受，自从“垃圾分类”实施以来，那个承载了整个小区湿垃圾的垃圾桶总是最让人退避三舍的。那么，对于“垃圾计划”的发掘者来说，那些埋藏在垃圾堆深处、历经岁月积淀的垃圾又是怎样的一番“风味”呢？
“嗡嗡作响的螺旋钻不断向下挖。片刻后它便伸出地面，放开挖出的垃圾。垃圾遇到秋天清冷的空气，冒出一缕白烟。气味有点刺鼻，有点甜，又有点难闻。”继续往下，几年前的垃圾开始重见天日，“食物垃圾和园艺垃圾像热狗、面包和剪草钳，都保存得相当好。报纸几乎毫发未伤。”直至30年前的垃圾层时，变作了“一团灰色的、散布着腐败气味的黏泥”，这种味道经久不散，几番清洗方才散去。
“垃圾发掘计划”的终极目的当然不是让人品味垃圾堆中那些历久弥新的味道，而是要解开我们心中关于垃圾的几个问题：一、那些垃圾是否都被分解了？二、占满垃圾场的罪魁祸首到底是什么？三、我们到底应该如何与垃圾共处？
第一个问题，从那个“嗡嗡作响的螺旋钻”钻出地面并带回第一批挖掘成果时便已揭晓。现代社会在一个多世纪前开始修建垃圾填埋场的初衷，首先就是为了杜绝有机废物腐败发出的气味。其次则是希望能借着厌氧菌的帮助，用生物分解的方式获得稳定的堆肥。然而，通过“垃圾发掘计划”发现，在垃圾进入填埋场后不久，生物降解过程就迅速下降并很快终止。填埋场内高压、恒温、恒湿的环境，是使那些埋藏物长久保持原貌的主要“功臣”。
有关古罗马时代垃圾场的考古发掘记录更是显示，“罗马帝国的许多垃圾至今尚未分解。......发现上述地点的那一天，1884年6月25日，气味十分难闻（在长达2000年的分解之后）。尽管我的挖掘工作者们身经百战，也无法消受，所以我不得不常常让他们休息一下”。
第二个问题，有关垃圾堆的内容，对于今天的我们更加重要。随着人口规模以几何级数增长，垃圾场的容量也日益不容乐观，关注垃圾中各类物品的比例，将有助于我们制定解决垃圾本身的对策。“一般人想象中填满填埋场的罪魁祸首——列举三个人们最深恶痛绝的：速食包装、聚苯乙烯泡沫胶（一般一次性餐具的材料）、免洗尿片”在公众心中的总量，差不多要占到填埋场垃圾总量的一半以上，“从不可思议的70%，到显然不可能的125%”。但是，“垃圾发掘计划”却告诉我们，在所有挖掘出的“14吨填埋场垃圾中，各种速食包装的总重量不到100磅......换句话说，从9个公立填埋场所挖出来的5年的垃圾（1985年到1989年）中，只有不到0.5%重的垃圾是速食包装”，而另两种人们深恶痛绝的垃圾，则各只占到垃圾总量的1%，三种加在一起不超过总量的3%。
而那些占据垃圾堆更大比例的废弃物包括：建筑与拆除垃圾占12%，塑料制品（包含泡沫胶、薄膜、硬塑料、玩具、餐具、包装）占16%以下，玻璃和金属合计20%，以及占了略多于40%的纸张。没错，比例最高的竟然是“纸”。垃圾考古进一步显示，“光是报纸一项，平均便占了填埋场的13%甚至更多，几乎与塑料旗鼓相当”。而其他纸张则有包装用纸、电脑报表纸、信纸（封）、纸盘（杯）、垃圾邮件、电话簿以及丢弃的杂志，其体积“相当于丢弃的速食包装与聚苯乙烯泡沫胶制品的总和”。
随着第二个问题答案的揭晓，第三个问题及其解答就呼之欲出了。那么，为了减少垃圾堆的容量，应该如何制订方案并做出具体实践的指南，便渐渐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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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旁的农田逐渐变少，大型车辆开始变多，一辆辆封闭式卡车有序地与我们的小车并排行驶在路上。有时扬起的尘土让司机不得不关上车窗。这些车辆明白地提醒我，我们差不多已经进入了老港的范围。
“这些车子都是去老港的。”司机的话证实了我的推测，“他们现在都是去填海的，浦东机场就是这么填出来的。”这句话又“佐证”了坊间的另一个说法。
我又问他，是所有垃圾都拿去填海吗？
“以前填海不怎么分，我们这里原先都是沙滩。先在海里筑一条海堤，挡住海水，然后就倒在海堤里面。填满了，再往外修一条海堤，继续填。原来我小时候海边可以抓到鱼，是梅头鱼，就是你们说的小黄鱼（我后来回去上网查了，并不是同一种鱼，老海民也犯错了——笔者按）。自从1985年修了垃圾场、开始填海后就没有鱼了。我们老港这边的空气都变臭了，水也变差了，只能打自来水，井水也不能打了。就算还有鱼也不能吃了。”
我对司机的回忆，只能以同理心，报以无奈的笑容。
“也就是现在修了处理厂，比以前好一点了。空气的味道小了很多。”司机过了半分钟补充的这句话让我稍稍振奋了一点。
他说的处理厂，全称叫“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这里使用的算得上是紧跟时代的垃圾处理新方式——将发酵后的垃圾送至焚烧炉内，使之充分燃烧。发酵过程产生的沼气及燃烧过程产生的热量都可以用作燃料发电，自给或输出公共电网。当然，这一措施离不开对城市生活垃圾的提前分类，即上海人早已耳熟能详的“干、湿垃圾要分类”。
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日焚烧处理垃圾总量达到9000吨，未来每年焚烧发电每年可达9亿千瓦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资料图）
或许你会说，这不就是人类最古老的垃圾处理方法之一——“垃圾焚烧（另一种就是垃圾填埋）”吗？一点也没错。可这种方法为什么直到眼下才被再次唤起呢？“垃圾发掘计划”的发掘者们再次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回到20世纪末美国的垃圾发掘现场，当垃圾考古学家信心满满越挖越深时，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出现了：“眼看就要挖出1920年至1950年的垃圾，大家自然都伸长了脖子，急于一探究竟。桶式螺旋钻也按照地图对准了方位。可是，一钻到正确深度，挖到的却只是一斗又一斗的焚化炉灰烬。”
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垃圾考古学家很快再次破解了谜题。人类历史上处理垃圾的方式，归根到底无非两种。第一种被称作“减量法”。人类最古老的垃圾处理方案，就是“减量”，即将废物中的可用部分取出，将不可用部分抛诸野外，任其腐败。这种抛弃垃圾的行为发展到今天，就包括对垃圾的回收再利用及不可利用物的填埋，我们看到的垃圾填埋场就是这种方案的一部分。第二种就是“焚烧法”。对于实在无法处理的垃圾，古人和今人都会采取一烧了之的态度。这就留下了前面看到的在垃圾发掘中填埋场最底部的“焚化炉灰烬”。
为什么人类不使用一以贯之的处理方案呢？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垃圾焚烧”最大的问题，就是无尽的滚滚浓烟，尤其当现代城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之后。试想一下，冬季农村焚烧麦秆、稻草的场景，足以让当代追求蓝天白云的环保大众紧皱眉头。于是，我们后来看到的垃圾填埋场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逐渐取代了整日散发黑烟的垃圾焚烧炉。因为眼不见为净的地下填埋，至少可以让公众看到天空。可是，当1/4个世纪过后，当年开放的垃圾填埋场渐次空间告急，原先那项已被人们搁置几十年的“焚烧”方案再次被提上了日程。
历史总是螺旋式地前进的。《垃圾之歌》告诉我们：“焕然一新的焚化炉连名字都改了，改称‘能源回收设施’。......能源回收厂的概念极为简单：它们不但烧掉垃圾，同时还提供附近顾客暖气或电力。除此之外，能源回收设施还装有复杂的污染防治设备。”调查也显示，这类焚化炉的存在对工作环境的要求度相对较高，需要依赖前期的垃圾分拣，垃圾进炉前，还需要经过磨碎，去除金属铁、铝，过滤沙土、玻璃、石块等步骤。
这种“能源回收”模式，更像是“减量法”和“焚烧法”的结合。而这一对传统处理方式的回归，也最终解释了当前遍布我所在城市每个小区中垃圾分类运动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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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把我放在老港垃圾填埋场门口，就去兜别的生意了。15分钟后，他又在垃圾场门口遇到了我。
垃圾场的前台接待告诉我，没有预约，就不能进入“生活垃圾科普展示馆”参观，人类学家也不行。而今年的预约已经满了，只能期待明年了。换句话说，我白来了一趟。我这趟一时兴起的探访也因此告一段落。有些失望但不令人气馁，至少爆满的预约人数让我知道，同样关心城市垃圾问题的人远不止我一个。
再次经过鱼贯成列、赶着去填海的重卡，虽有尘土，但没有生活垃圾的异味。再次经过路边的农田，司机告诉我，他岁数大了打算不再开车，老港的空气和水源不再像过去那么糟糕，回家搞搞种植也可以是个选择吧。我点点头，支持他的选择。
手中的那本《垃圾之歌》也差不多快翻完了。作者威廉·拉什杰（William Rathje）大概和我一样是对未来保持积极态度的乐观主义者。他在书中的结尾写道，“虽然后果如此严重，在历史上，大量制造垃圾却一直被视为经济与社会活力的一种指标”。前提是，我们需要鼓励更多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参与到处理垃圾的积极行动中。为了实现这项目标，他还给我们留下了十条可供参考的“垃圾箴言”，相信对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所启迪。
1.勿将垃圾问题视同危机处理。
2.不迷信不实万灵丹。
3.乐意为垃圾处理付费。
4.利用金钱诱导行为。
5.切勿轻信象征。
6.以大宗垃圾为焦点。
7.购买再生和可再生的产品。
8.鼓励小幅度调整家庭行为。
9.不要太在意风险。
10.教育下一代——清除迷思。
（原载于《信睿周报》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