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怎么解决“卡脖子”问题？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

解决“卡脖子”问题不是一个企业的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事

您是中星微集团创建人，成功地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市场的“星光中国芯”。您如何看待芯片研发中的制度因素？

答

芯片是网络信息产业的“心脏”。“得芯片者得天下”，能否开发出具有超高运算能力、符合市场需求的芯片，已成为网络信息产业豪强争霸的关键。

总体上，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芯片产业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所以，未来我们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不断赶超，特别是在芯片自主可控、国家安全、信息安全领域里需要更多自主创新的芯片成果。

不过，芯片不同于其他行业，不仅技术突破难度持续增大、投资回报周期很长、淘汰换代非常快，而且细分领域众多，产品种类多达几十万种。

所以，很多企业和风险投资机构觉得风险太大。我国专注于芯片研究的企业数量有限，而且总体的研发投入能力有限、持续创新能力较弱，迫切需要国家层面的支持，在产学研上理顺制度关系。

新型举国体制之“新”，在于理顺市场、企业、政府的关系

“星光中国芯”工程在研发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难题？如何得益于新型举国体制呢？

答

“两弹一星”等是传统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而北斗、高铁、“星光中国芯”等则是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案例。

“新型举国体制“新”在哪里？

答

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来说，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就一定会走向行政资源辅助社会资源。过去，传统举国体制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资源配置也是由政府大包大揽。新型举国体制则是在市场起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由国家利用科技产业政策以及其他一些手段，引导大基金等项目来引导市场，最终还是让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

以芯片大基金举例，是国家在推动，但也要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并不是过去行政资源为主，社会资源、市场资源为辅的模式。

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能在关键领域创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请结合您的专业经历，为我们解读一下新型举国体制的意义。

答

1999年，我响应祖国号召回国创业，在工信部（原信产部）、科技部、财政部和北京市的直接领导下，在国家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基金投资支持下，带领团队启动和承担了 “星光中国芯工程”，承建了数字多媒体芯片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在中关村创建中星微电子公司。

20年来，我们突破芯片设计15大核心技术，申请了3000多项国内外技术专利，推出“星光”系列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芯片，被苹果、三星、飞利浦、联想、惠普、戴尔等国内外知名企业主流品牌所采用，曾一度占据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60%以上市场份额。我们这两年相继推出的“星光智能一号”“星光智能二号”人工智能芯片，采用数据驱动并行计算架构，已经大规模应用在公共安全视频监控摄像头中，发挥出色的前端边缘计算能力。

20年前，我刚回国时，市场上的芯片基本上是国外的。现在，我们在一些领域已经基本实现国产化了。我自己所走过的20年道路，印证了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我们能够在芯片等关键领域创新、大规模产业化应用等方面取得突破。

新型举国体制下，芯片、人工智能等将实现“跟跑、并跑、领跑”同时进行

新型举国体制如何推动我国芯片研发创新？请谈谈您的预想。

答

第二，要在集中力量自主创新的同时，注重全球化技术生态的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技术要发展，必须要使用”。以研制芯片为例，不仅要做到自主原创，更要保持和全球化技术生态的融合与兼容。民用芯片只有在国际市场取得一席之地，才能成功。

第三，要继续加大对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的投入力度。5年来，中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年均增幅超过11%。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投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2017年国内投入最大的集成电路企业“中芯国际”研发投入为4.27亿美元，而同年美国英特尔公司研发投入提高至130.98亿美元。要改变我国部分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受制于人的局面，我们必须站在全球化的高度，加大对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投入，逐步攀登上高精尖产业技术的制高点，进而由点到面，带动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来源：长江日报

美编：刘 晶

原标题：《【人物】中国工程院院士邓中翰：新型举国体制，解决“卡脖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