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底子

程之（1926年2月3日-1995年2月14日），原名程会春，字“春荪”，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祖籍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市，中国男演员。

程之相册

生活不演戏

简单的两句话，包含了多少深刻的道理啊，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

程之

一个人小时候的兴趣和爱好，往往和他长大了走什么道路很有关系。

我出生于一个戏剧爱好者的家庭，家里常年累月地处在锣鼓丝弦歌唱的气氛之中，可以说，我在娘胎里就“听戏”了。我父亲程君谋是老一辈京剧内外行所熟知的谭派须生名票，虽未正式下海，却以毕生精力致力于京剧艺术的研究。他早年拜过名师陈彦衡，青年时代辗转演出于武汉、北京、上海，有“汉口谭鑫培”之称。他还曾与程砚秋、荀慧生合作演出，给著名须生演员孟小冬、陈大濩、梅葆玥、孙岳、徐琴芳(电影前辈女演员，后改行唱京剧)、李永德等说过戏，灌有唱片，整理出版过多出谭派京剧演出本。

我在姐妹兄弟中排行最小，我和哥哥姐姐(包括叔伯、表哥姐)们在父亲的熏陶下都学会了唱、拉(胡琴)、打(锣鼓)。我六岁时自学拉玩具小胡琴，学会的第一支“曲子”是我堂嫂哄孩子睡觉的儿歌(曲调至今记忆犹新)。每天晚上我在隔室为堂嫂“伴奏”，这引起了父亲的兴趣和关注，便教我拉京剧曲调，教我怎样区别“二黄”和“西皮”的指法，教我拉各种“板式”，同时教我唱。我先学须生，后来父亲听我“嗓门儿”挺大，就教我唱花脸。开蒙戏是《二进宫》，陆续又学会了《李陵碑》、《空城计》、《捉放曹》、《御果园》、《锁五龙》、《盗御马》、《草桥

关》、《牧虎关》等。我除了跟父亲学，还跟唱片学(金秀山、裘桂仙、金少山等老辈花脸演员唱片)，此后就经常跟父亲出去“玩票”，成了“小票友”了。

程之、舒适《二进宫》

“玩票”是业余活动，可那时候我们却经常同专业、名家一道聚唱。丑角老票友孙履安先生的家里，是京剧界名流常去的地方。象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名须生谭富英、杨宝森，名琴师杨宝忠，名鼓师杭子和等前辈名人，经常是孙府的座上客。裘盛戎、艾世菊、张君秋当时还是青年演员，也常在孙家作客。每逢这种聚会，我和父亲都被邀请。记得有一次在孙家花脸轮唱，花脸老演员刘连荣、名丑马富禄(平时最爱唱花脸)，还有裘盛戎，也有我，每人轮流唱一段。孙老听得很高兴，打趣说:“今儿这四个大花脸，有个大小花脸(指马富禄)，还有个小大花脸呢！”(那时我才十来岁)

我第一次上电台播音，是和当时跟我父亲学戏的电影老演员徐琴芳合唱《李陵碑》，她唱杨老令公，我唱杨七郎。因我人小，够不着话筒(那时话筒用绳子四面绷着，不能升降)，只好站在板凳上唱。在候播室休息的票友们到播音间来观看，发现唱大花脸的是个站在板凳上唱的小弟弟，也戏呼我为“小大花脸”。我十一岁时，随父亲在上海一家“中国灌音公司”灌唱片，我和陈大濩也合灌了一张，一面是陈大濩唱的《李陵碑》，一面是我唱的《御果园》，司鼓是我父亲，操琴是我大哥程京荪。在试音时，录音师一再叫我离话筒远些，直到我背靠墙壁了，还嫌我嗓子太响，他只好笑了，说:“年龄不大，嗓子倒不小，真是个小大花脸哪!”后来“小大花脸”就成了我的外号。这张唱片到“文革”时曾作为“四旧”上缴，粉碎“四人帮”后还给了我，所幸未被损毁，保存至今已五十年了，颇有纪念意义。

程之《华容道》

我小时候有多次进科班学戏的机会，只是受封建礼教的约束，父亲都未能获准“下海”，我也只能望“海”兴叹了，但是向往粉墨生涯，想当演员的心愿并未泯灭。我中学时期便开始参加学生业余话剧演出，到复旦大学念书期间，瞒着家里，考进了职业话剧团体，终于当上了一名话剧演员。抗战胜利后，我转入电影界，成了一名电影演员。但京剧是我演戏的起点，又是我儿时须臾不离的第一爱好，因此几十年来，对京剧艺术的学习钻研及业余演唱活动一直没有间断。五十年代，父亲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了一些唱段和折子戏，其中有些是我操琴和配唱花脸。六十年代初，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父亲整理的《空城计》、《捉放曹》、《李陵碑》、《击鼓骂曹》、《举鼎观画》京剧曲谱演出本，都是由我记录和记谱。直到父亲七十高龄以后，还每晚在家清唱几段，我一边操琴一边为他录音，两年多时间陆续录成了十余出谭派名剧录音带。

上海戏剧 1985-06

图文信息来源：望夕阳、娱乐蜜语、宠物笑料、京剧道场

叙上海老底子事

忆上海老底子人

诉上海老底子情

以史明志，以启未来

原标题：《令人难忘的上海老演员：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