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紧张的工作，简朴的生活

● 来源《垂范》

● 作者史全伟

● 编辑袁有为吴力斌吴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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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中央机关进入中南海，刘少奇被安排住在万字廊。这是一幢旧式房子，共有3间，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做会客室，一间做卧室。因年久失修，房子很破旧，更谈不上有什么设备和装饰，连烧开水、做饭都是用煤球炉，一个很旧的小锅炉专供烧水洗澡，每周只能用两次。刘少奇却很满足，总是乐呵呵地说，这比以前好多了。

1952年，管理部门安排刘少奇住进中南海的西楼。这里仍然十分简单。

刘少奇在西楼的办公室是二楼靠西的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子。办公室里只有一张办公桌、一对沙发、一把藤椅，还有几个书架和文件柜，既没有地毯，也没有空调，更没有供欣赏的摆设。办公室的西墙壁上有4个大窗户方便采光，但夏天午后，太阳把室内晒得十分闷热，以至刘少奇有时只穿一件背心办公还热得汗流浃背；而一到冬天，西北风从窗缝直往屋里钻，室内温度常常上不去，刘少奇在屋子里还要穿棉鞋。

刘少奇办公时习惯跷腿，而按照办公桌的高度，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跷腿。有同志想给他定做一张新办公桌，但他坚决不同意，出主意让工作人员叫来木工，将抽屉下面的隔板挖了个洞，这样跷起腿来就顶不着上面的抽屉了。有工作人员嫌那样不美观，刘少奇却风趣地说：“我要的是适用、方便，不像你们年轻人那样讲究美观。要美观就要重做，那太浪费了！”

有一年，管理部门看到刘少奇办公室和楼道走廊的地板比较滑，走路容易跌倒，趁他到外地出差，就在办公室外的走廊里铺了一条地毯。刘少奇回来后很不高兴，叫撤掉。身边的工作人员向他解释说这是为了安全，不是为了排场。刘少奇说：“不管是不是讲排场，反正铺这个太贵、太浪费！”经大家一再解释，他才答应换铺些便宜的东西。管理部门把地毯换成了橡胶垫条，他走上去试了试，说：“这个好，这东西便宜，又结实耐磨，走路也不滑，铺这个就行了。”

刘少奇常常说：我们花的钱都是人民群众勒紧腰带节省出来的，是人民的血汗，公家的钱，不能乱花。

刘少奇的卧室更简单了。除了书架以外，就只有一张床和两个凳子，来几个人就显得拥挤。有天深夜，周恩来总理带着三四个同志到刘少奇的卧室商量要事，卧室顿时显得相当拥挤，有的人干脆就坐在床上，有的人只好站着。

一般情况下，刘少奇一天要工作十七八个小时。每天起床后，他先让秘书报告有什么急件和当天活动安排，然后浏览当天报纸。早饭后，如果当天没有会议或别的集体活动，就开始在办公室批阅文件或写东西，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左右才离开。回到卧室，还要盘腿坐在床上看当天的国内外参考资料，有时一看又是两三个小时。

为了适应毛泽东夜间通宵工作的习惯，刘少奇跟秘书们规定：“毛主席那里找我，你们要及时告诉我，不管我是在休息、睡觉还是开会，都要马上叫我。”为了不耽误毛泽东的时间，他还具体交代说：“如果我睡了，你们可以先要车，接着通知我起床，起来就走。”有一次，他连续工作很长时间，吃了安眠药刚躺下一会儿，毛泽东的秘书来电话通知开会，他马上又吃提神药，立即赶去参加会议。

除了工作，刘少奇每天主要的身体锻炼是睡觉前有几十分钟的散步，但在这个时间也常常不闲着，因为秘书们还要利用这段时间向他请示工作、报告情况，这成了刘少奇那里的一项不成文的制度。

刘少奇家庭人口多，仅靠他和夫人王光美两个人的工资，要应付全家的生活开支，再去掉房租、水电费和保育人员的津贴，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必须处处精打细算，省吃俭用，特别是在伙食方面，毫不讲究。负责刘少奇伙食的郝苗从1949年进中南海，给刘少奇做了18年饭。郝苗说：给少奇同志做饭非常容易，因为他从不挑剔，你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不论咸淡，不论酸辣。有一次，郝苗把菜做咸了，刘少奇二话没说，倒来一杯开水冲淡了就吃。

由于工作紧张，刘少奇吃晚饭要在夜里12点以后。为了不影响炊事人员休息，晚上那顿饭就由王光美做。这顿饭非常简单，只要中午多做点儿，晚上就把饭菜倒进小锅里，放在炉子上热一热，来个一锅烩就行，所以，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开玩笑地称王光美是“烩饭厨师”。炊事员实在过意不去，几次提出晚上做点儿夜餐，刘少奇总是淡淡一笑，说：“反正我吃不多，有点儿东西填填，不觉得饿就行了。你们白天工作很辛苦，晚上应该好好休息，不应该打扰你们。”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看他日夜操劳，加上年事已高，身体欠佳，都觉得他的伙食应该改善一下，才能应付长期繁重的工作。

一次党小组会上，有同志提出：我们夜里工作到12点都有夜餐费，刘少奇、王光美同志每天都要工作到第二天清晨，当然也该有夜餐费。于是，大家讨论决定，按规定，每天补助给他俩每人5角钱的夜餐费，加到他们的伙食费中。刚开始那几天，大家心里总是惴惴不安。由于刘少奇家里的伙食开支是由炊事员和有关管理人员管的，他和王光美平时都不过问，所以，夜餐补助费的事，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知道。打这以后，刘少奇的伙食稍好了一点儿。不知不觉，3年过去了。有一天，这件事被刘少奇无意中发觉了。他立即让王光美去查伙食账。一查，发现每月的伙食费多了30元钱。

刘少奇很不高兴，马上追问这30元钱是从哪里来的？工作人员只好道出原委。刘少奇听了，理解工作人员的心情，没有多作批评，但十分严肃地说：“这样是不应该的。我的生活由我自己负责，不能要国家补助。请你们把补助的钱从我每个月的工资中扣除归还。补了多少，退还多少。”工作人员再三解释，认为过去的可以不扣，以后不补就是了，可是刘少奇坚决不答应，一定要扣还。在刘少奇的坚持下，工作人员只得照办。发这笔夜餐费已经过了3年多，加在一起，对刘少奇家的开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为了退还这笔钱，刘少奇家在经济上更拮据了，每月给孩子的零用钱也减少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为办错了事而感到内疚，心里很不是滋味。刘少奇却不以为然，对大家说：“一个人每天就吃3顿饭嘛！我白天吃也好，夜里吃也好，反正是3顿，何必再给国家添负担呢！”

刘少奇的日常用品也都是普通的大众用品。他在家里穿的都是布衣服、布鞋；衬衣总是穿到无法补了才肯换新的；手帕磨出了洞洞，也不让扔掉，继续使用；洗脸毛巾中间破了，就叫人从中间剪开，把两头对接起来再用；一条床单一用就是十几年。在许多照片中，我们常常看到刘少奇围着一条朴素大方的方格薄毛围巾。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王光英送给他的，是一条驼、灰两色交织的围巾，刘少奇一用就是十几年，上面的绒毛都磨光了。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做的一身深灰色华达呢制服和一身黑呢子制服，平常很少穿，只在正式集会或外事活动时才穿，往往一回到家就脱下来，换上家常衣服，还风趣地说：“这是工作服嘛，工作完了，就脱下来嘛。”

1960年，刘少奇去苏联出席国际会议之前，工作人员提出莫斯科天气寒冷，要用组织上按规定发给的置装费给他做一件大衣，可刘少奇坚持不让做。后来，大家只好“移花接木”，从旧大衣上拆下一条皮领子，缝到另一件厚一点儿的旧大衣上，他对此很满意。刘少奇常对家里的保育人员说，穿的衣服，能缝就缝，能补就补，能利用就利用，不要轻易扔掉。有时，保育人员把他们家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洗，别人看着那些补了又补的衣服，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是刘少奇和他的孩子们穿的衣服。

刘少奇俭朴的生活作风无处不在。他修改文章、签发文件习惯用铅笔，一则方便，二则经济。然而就是这等廉价的东西，刘少奇仍是分毫计较，连只剩下寸把长的铅笔头也想办法废物利用—安上个笔帽，继续使用。

原标题：《刘少奇：紧张的工作，简朴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