凉州文化独特的历史贡献

一、五凉时期的典章制度是北魏和隋唐制度的源头。对此，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有比较系统的论述。主要意思是说，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凉州，在中原地区完全沦入北方游牧民族入侵、汉族人群大举南渡西迁的混乱之际（即史籍所说“五胡乱华”），因相对的地理优势，在凉州地区建立的五凉政权，坚持了一百多年，他们敦崇儒学，重视人才，加上一大批学术根底深厚的中原名士进入河西，对保存中原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使凉州成为重要的文化中心。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北方游牧民族精神，为中原农耕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之后，五凉时期保存的经凉州士人继承、发扬、创新，也包含着凉州文化成分的汉文化传统，经过北魏的统一又重新回到中原王朝，成为北魏立国的指导思想和各种制度特别是均田制、三长制建立的依据，“五百年间延绵一脉”，“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不仅促进了鲜卑族的汉化进程，而且成为隋唐制度的一个渊源。这是凉州文化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方面对中华文化作出的重大贡献。

二、前凉的王都布局是后世都城建设的模范。姑臧城在前凉时期扩建修筑的规模和气派都是相当宏大的，这显示了当时的繁荣和鼎盛。陈寅恪先生认为，张氏以“拟于王者”的京都标准营建的姑臧城，特别是市南宫北的都城规划布局，不仅影响到北魏旧都平城、新都洛阳和东魏都城邺城，并为隋唐的都城长安城的营建所继承，形成了中国古都建设的新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说，凉州姑臧城是中国都城格局的鼻祖。对此，陈寅恪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参见拙文《五凉文化的形成及其内涵与影响》相关篇幅）。

三、凉州乐舞是我国艺术领域的典范。音乐是一个民族情感的流泻，是一个时代精神的张扬，也是审美意韵和想象力的标志。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乐舞文化交流，往往是传递友谊、促进团结、加深了解的桥梁，因为乐舞可以突破语言、风俗的阻碍进行交流沟通。五凉时期，西域乐舞大量传入河西，后凉吕光将征西域时所获的“奇伎异戏”（即龟兹乐队）与前凉宫廷乐舞融会贯通，使影响中国乐舞一千多年的西凉乐舞正式出现，经后世不断创新，自成体系。从隋初的七部乐到隋大业年间的九部乐，再到唐代的十部乐，西凉乐一直处于显要地位，而且其他大部分乐舞都与凉州相关。

西凉乐是指以凉州为中心的河西音乐。凉州自古为多民族杂居之地，不论是古老的月氏、乌孙、匈奴，还是后来的羌人、鲜卑、突厥、吐蕃、党项、蒙古，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西域各国乐舞包括大量的西域乐器，如羌笛、筚篥、琵琶、羯鼓、胡角等传入凉州，加上中原雅乐正声的传入与吸收，使凉州歌舞种类繁多，盛况空前。古代许多诗人笔下无数次地描写凉州乐舞，北魏诗人温子升笔下的凉州是“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唐代诗人岑参的描写又是“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唐朝时期，凉州各地的地名都正式进入词牌，如《凉州令》《凉州曲》《凉州歌》《凉州行》《甘州》《甘州遍》《八声甘州》《敦煌乐》《敦煌曲》《酒泉子》《伊州》等，其中最为脍炙人口、流传千古而不衰的当属《凉州词》。《凉州词》从市井到宫廷，又从宫廷到市井，不断丰富，不断完善，在全社会广泛传唱，成为文人常用题材，也是教坊（音乐机关）和歌女们喜爱的曲子，尤以王之涣、王翰的《凉州词》冠绝天下。此外，以西凉乐为创作源头的大型乐舞《秦王破阵舞》《霓裳羽衣舞》和《西凉伎》（即狮子舞）《塞下曲》《陇头吟》《阳关三叠》也影响巨大。“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王建《凉州行》）、“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杜牧《河湟》），就反映了当时胡化之风盛行，西凉乐舞流传天下的盛况。可以说，《凉州词》和《西凉乐》《西凉伎》是唐代艺术的三绝。任何艺术都有其发生、发展、演变或消亡的规律，凉州乐舞也不例外。随着时代的变迁，一方面，凉州乐舞被后来各地区、各民族的乐舞所融合；另一方面，也有的因不适应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了衍化。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不可能从根本上割断与历史渊源的联系，必然会存在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今天，河西地区保留的许多艺术，其形式、风格仍然可以看出当年凉州乐舞的影响，如狮子舞、鼓舞、社火、民歌、说唱艺术等，而西凉乐舞、敦煌乐舞则是凉州乐舞的再现。仍然流行或保存至今的许多凉州乐器则大大丰富了中国乐器文化。凉州乐舞是凉州文化宝库中闪耀着奇光异彩的一颗珍珠，其艺术价值和文化魅力是不朽的。

此外，河西地区大量出土或发现的岩画、彩陶、绘画、书法、刺绣、雕塑、木雕、青铜器、碑刻、画像砖、钱币、简牍等文物，都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和高超的艺术价值，也是中国西部某个历史时期繁荣发达的标志，其中有些作品堪称是某个艺术领域的巅峰之作。这里又是大书法家张芝、张昶、索靖的故乡。

四、凉州是中国边塞诗创作的大舞台。边塞诗是中国诗歌的一枝奇葩，尤其是唐代的边塞诗更是中国诗歌中的精华。唐代的大部分诗人都创作过边塞诗，尤以岑参、高适和王之涣、王翰、王昌龄、李益最为著名，而他们的边塞诗大都与凉州相关。此外，骆宾王、陈子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建、张籍等也写过一些与凉州相关的边塞诗。据统计，全唐诗有近2000首边塞诗，且七成与大西北有关，而边塞诗中以“凉州词”为题或以凉州为背景的诗就有100多首。唐代以后，仍有不少冠以“凉州词”的边塞诗。这些诗人，不管是到过还是未到过凉州，凉州都是他们魂牵梦绕的用武之地和向往之地，他们凭着凉州的知名度，凭着浪漫主义的想象，总是充满深情地描写凉州。可见，凉州与边塞诗的关系有多么密切，凉州对诗人的魅力有多么强烈，凉州与诗人的感情有多么深厚！所有的边塞诗，将西北和塞外雄奇壮丽、辽阔苍茫的自然风光，将士们不畏艰险、驰骋沙场的豪迈精神，统治者贪功诿过、不顾前方将士生死的奢侈荒淫，征戍者和诗人们报国无门、乡愁与失志的愤懑等表现得淋漓尽致，想象丰富，格调高昂，气势奔放，慷慨激昂，表达了保家卫国，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和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充满着积极的浪漫主义情怀。诗人们通过众多的边塞诗，将国家命运、民生疾苦、军旅生活、边塞征战和儿女衷肠、征夫思妇的幽怨尽情抒写，大大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大大地提高了凉州的知名度。在众多的边塞诗中，尤以王之涣和王翰的《凉州词》最为著名，成为中国诗歌的绝唱，至今广泛流传。

五、凉州是我国早期佛教文化的中心。佛教的传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而佛教哲学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更是广泛深入持久。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过程，是中国文化与域外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交流与融合。凉州在佛教文化的传播中曾起过重要作用，为中国佛教文化写下了辉煌篇章。早在秦汉之际，佛教已通过大月氏人建立的贵霜王国向西域各国传播，当时的凉州是大月氏统治之地，佛教在凉州的传播应早于中原。霍去病打败匈奴休屠王，获得了匈奴的祭天金人，送交长安以彰显武功。有人认为这个金人就是金佛像。如果此说成立，凉州传入佛教比史籍记载的要早100多年。如果从传说中的印度阿育王时期建凉州姑洗塔、甘州万寿塔算起，则更早。《罗什寺碑》说“凉地建塔，始自于秦”。魏晋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空前发展的全盛时期。当时在凉州建立的五凉政权，大力提倡和推崇佛教，由官方和中外高僧参与并主持译经活动，开凿石窟，大造佛像，使佛教的传播极其普遍，而且使译经工作正式作为国家的宗教文化事业，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

凉州佛教兴盛主要表现在：一是名刹（包括石窟寺）遍布河西。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凉州罗什寺、白塔寺、天祝天堂寺、张掖大佛寺等在中国寺院、石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释迦牟尼圆寂百年后，相传阿育王在世界各地建造佛舍利塔8.4万座，其中中国境内有16座，而甘州万寿塔、凉州姑洗塔名列其中（《重修白塔碑记》），另有罗什舍利塔、萨班灵骨塔等。其他如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昌马石窟、西千佛洞石窟、东千佛洞石窟、榆林窟、五个庙石窟、亥母洞石窟等，也有一定的影响。祁连山绵延千里，石窟、寺院遍布河西，成为凉州最壮丽的一道宗教文化风景线，可以说河西是中国乃至世界独一无二的石窟寺的博物馆和艺术长廊，中国美术史上“凉州模式”、“敦煌画派”的发源地和示范基地。

二是高僧大德辈出。鸠摩罗什、僧肇、竺法护、竺佛念、浮陀跋摩、慧嵩、道朗、道泰、昙无谶、沮渠京声、玄高、师贤、昙曜、宝云、智严等本籍和寓籍高僧云集凉州，译经播道；凉州僧人宝云、智严还和法显一同前往印度取经求法，回国后一同译经。此后又有刘萨诃、玄奘、萨班、八思巴等高僧在此驻足弘法，又有章嘉活佛、土观活佛在此诞生。当代名僧辈出，学术成就斐然。

三是译经成就显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府对佛教设立专门机构予以管理，译经事业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和支持。据有关资料记载，大月氏僧人竺法护，客居凉州等地译经159部；凉州僧人竺佛念毕生从事译经工作，并培养了一批译经人才，被佛教界称为“译人之宗”；天竺僧人昙无谶、西域僧人浮陀跋摩与凉州僧人一起组成一个宏大的凉州译经团队，译出众多的佛经，许多佛经的原创性翻译就是在凉州的姑臧和敦煌完成的。凉州是全国藏经最多的地区之一，不仅有大量的汉文经典，还有不少藏文、回鹘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藏经。明英宗为凉州罗什寺颁赐汉文版大藏经1套，共4000多卷；清朝雍正年间，海藏寺主持际善法师，步行8年到北京求取明版大藏经全套，计6820卷，供奉于海藏寺无量殿。

四是禅宗发展的圣地。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凉州是禅学最盛行的地方……”他认为，中国禅法源于凉州，凉州是北魏时期禅宗发展和传播的圣地。宋代以后，藏传佛教传入凉州，对凉州佛教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禅宗是佛教的重要宗派，与藏传佛教（密宗）关系最为密切。

五是石窟之祖“凉州模式”的诞生地。凉州高僧昙曜在主持开凿天梯山石窟之后，带领一批工匠东下平城主持开凿了云冈云窟，对龙门石窟的开凿及其风格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中国石窟艺术史著名的“凉州模式”和“昙曜五窟”。

另外，凉州还是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东传的必经之地。除伊斯兰教、基督教在凉州至今不衰之外，祆教、景教、摩尼教、萨满教等古老宗教在凉州也有很深的足迹。唐代凉州的祅神祠规模较大。古丝绸之路上传来的这些宗教，虽然最终只有佛教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站稳了脚跟，它们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都对中国社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而对凉州文化而言影响则更大一些。

六、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我国西南和西北是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区域。战争是民族融合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凉州，一直是中原王朝与北方各游牧民族争夺的重镇。传统的民族格局与不断地迁徙变化，使凉州处于一个长期的民族不稳定地区。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最剧烈、最广泛、最深入的时期，通过融合，许多民族在史籍中消失了，作为一个民族已经不复存在。但这些民族并非灭绝，而是融合到了汉族或其他民族之中了。融合是以政权作为强有力的基础渐进的，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就是多民族融合的结果。长达100多年的五凉政权，对促进民族融合起了重要作用。隋唐两代是继承北朝政权，杨、李两家更是胡化的汉人。由于皇室的血统关系和与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传统的密切联系，致使隋唐的基本文化虽然是华夏衣冠文化，但风俗习惯则不免杂有胡风。唐太宗宣称：“自古皆贵中华（汉），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在凉州活动过的民族较多，先秦至汉初，有西戎、氐羌部落和乌孙、月氏、匈奴，其后有西羌、鲜卑，再后来有吐谷浑、突厥、吐蕃、回鹘、党项，这些古老的民族以及后来的蒙古族、满族，以自己的文明和生存方式影响着凉州乃至华夏历史的进程，成为汉族及藏、回、蒙、满、土、维、裕固等10多个民族的源头之一。在长期的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中，民族之间的融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融合使得不同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别越来越小，文化面貌日渐趋同；融合使得一些民族不再见于史籍，消融于以汉族为核心的民族熔炉之中。另一方面，也有不少汉人被“胡化”，融合于当地民族之中。在凉州这个民族融合的大舞台上，历史上曾涌现出众多的民族俊彦，如匈奴金日磾及金氏家族、月氏安氏家族、突厥契苾何力家族、吐蕃论氏家族、蒙古吴氏家族等，他们为我国古代政治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不遗余力，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多民族团结融合的杰出代表。可以说，凉州是多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河西走廊不仅是一条地理走廊、经济走廊、文化走廊，也是一条民族走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大格局中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七、敦煌学和西夏学的诞生地。敦煌学和西夏学是国际显学，也无异是凉州文化中最为耀眼的明珠。敦煌学自上世纪初兴起以来，其研究领域已由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三大领域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哲学、民族、宗教、天文、地理、医药、科技、文学、艺术、语言、文字、民俗等，时间上上起魏晋，下迄宋朝，历经千余年。敦煌设郡以来，在汉唐时期的千年当中多归属凉州管辖，而且一直是与姑臧齐名的凉州文化中心。尽管敦煌学、敦煌文化声名远播，但它孕育并诞生于凉州大地，植根在凉州文化的沃土中，同样也是凉州地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同儒学、孔学和管子学、齐兵学、稷下学一样，虽然是独立而博大的文化系统，但把它们置于鲁文化或齐鲁文化中进行研究并不有损于它的形象是一样的。

同样，西夏学也诞生于凉州。无论从武威学者张澍于1804年发现西夏碑并研究西夏历史算起，还是1907年黑水城发现大批西夏文物算起，西夏学不仅诞生于凉州，开展研究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文物遗址，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且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凉州出土的西夏铜火炮，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金属管形火器；西夏文经卷《维摩诘所说经》（下卷），是目前世界上泥活字印刷术的唯一实证。它们的价值远远超过西夏学本身。另外，凉州是传说中西夏王族的发祥之地，又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在西夏统治时期，凉州的地位仅次于首都兴庆（银川）。

八、简牍学的发源地。简牍学是继甲骨学、敦煌学、西夏学之后的又一门国际显学，对研究和认识古代历史、古代社会和汉字文化、科学技术、对外关系、民族源流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历史研究中真正的第一手资料，以其巨大的学术价值大大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自1900年开始，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在新疆、敦煌一带多次从事考古探险活动，相继从敦煌长城的烽燧遗址中发现了近千枚汉简。1914年，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通过多种渠道将这批汉简影照并加以分类考释，定名为《流沙坠简》正式出版，在考古界引起轰动。这是我国学者研究汉简的开山工作，标志着又一门国际显学—简牍学正式诞生。之后，在敦煌一带共出土汉简2.4万多枚。后来又在居延（今属内蒙古，古代属凉州）一带共发现汉简3万多枚，于是居延汉简驰名中外。1959年至1989年，先后在武威磨嘴子、五坝山、旱滩坡等地5次共出土汉简630多枚，内容有王杖诏令简、医学方剂、仪礼、杂占等。武威汉简数量不多，但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特别是尊老法律王杖简、医学宝典医药简、学术瑰宝仪礼简，填补了我国学术领域某些方面研究的空白。在河西其他地方也零星出土了一些不同时期的简牍。目前全国共出土不同时期的竹木简牍近8万枚，其中河西6万多枚（包括居延汉简），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82%以上。河西是我国最早发现简牍的地区，也是出土简牍最多的地区，且保存完好，内容丰富，构成中国简牍学的主体。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上个世纪是甲骨学的世纪，这个世纪必将是简牍学的世纪”。

九、文化资源富集，旅游独具特色。凉州是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中国邮政标志驿使图的出土地和丝绸之路的黄金地段。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和演变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文化活动当属丝绸之路的开辟。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联结中原文明、草原文明和中亚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的纽带，对推动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丝绸之路，孕育和形成了极富地域特色和审美价值的文化旅游资源，沿丝绸之路形成了一批旷世名胜古迹，构成罕见的石窟寺院长廊、古城遗址长廊、风景名胜长廊和敦煌莫高窟、嘉峪关长城遗址2处世界文化遗产，武威、张掖、敦煌3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主要有莫高窟、榆林窟、东千佛洞、西千佛洞、马蹄寺、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文殊山石窟和罗什寺、白塔寺、大云寺、海藏寺、西来寺、圆通寺、圣容寺、天堂寺等一批驰名中外的石窟和寺院，有陇右学宫之冠武威文庙、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出土地道教圣地武威雷台、世界上最大的室内卧佛保藏地张掖大佛寺、河西最大的地主庄园民勤瑞安堡等人文景观，有金城关、乌鞘岭（洪池岭）、古浪峡、扁都口、肩水关、玉门关、阳关、嘉峪关等关隘要塞及长城烽燧和悬壁长城，有锁阳城、石包城、桥湾城、黑水城、黑水国城、骆驼城、昭武城、永固城、牧马城（皇城）、连古城、永泰城、姑臧城、休屠城等古城遗址，有祁连山（古代称天山）、焉支山、三危山、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居延海等名山大川及围绕其形成的若干水利风景区、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有亚洲第一马场—山丹军马场、天祝三峡、马牙雪山、黑河三峡、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张掖国家湿地公园、戈壁海市蜃楼、祁连山草原、七一冰川、鸣沙山、月牙泉和高原湖泊、大漠奇观、七彩丹霞、原始森林、峡谷溶洞等自然景观，有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马厂文化、沙井文化等古文化遗址和众多的古墓葬群，有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产生于西夏时期的活字印刷术实物敦煌回鹘文木活字印本、武威泥活字佛经印本，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凉州贤孝、河西宝卷、凉州攻鼓子、敦煌曲子戏、酒泉夜光杯雕、永昌元宵节卍字灯俗、天祝土族《格萨尔》、华锐藏族民歌、裕固族民歌和婚俗、服饰等，还有众多的待挖掘整理和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魅力独具的少数民族风情、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有馆藏文物丰巨的武威博物馆等……还有遍布于千里走廊的古郡重镇、文化名城（镇）、塔楼观阁、名居府第、壁画彩砖、金石碑刻、奇石岩画以及大量保存完整的经卷文书、文物典籍等文化遗存；有红军西路军高台烈士陵园、国际友人艾黎与何克陵园、东风烈士陵园等红色文化旅游景观。河西各地矿产资源、生物资源丰富，名贵药材众多，有人类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沙生植物园、濒危动物中心、沙漠公园、湿地公园、沙漠水库、国际狩猎场、国际滑翔基地、治沙景观等；有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玉门老城和新中国第一个核工业基地四O四厂，第一个航天城酒泉（即第一个火箭、导弹、卫星综合试验发射基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两弹一星”在这里升空，镍都金昌、钢城嘉峪关、陆上三峡（以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主的能源企业）崛起西部，跨入全国酿造葡萄种植大区和葡萄酒生产大区行列；是全国重要的粮食、蔬菜、禽畜产品生产基地，绿洲农业、旱作农业、节水农业和沙产业示范区，最大的制种基地；有城区、厂场、农区、牧区、林区和高原、草原、森林、湖泊、冰川、雪山、沙漠、戈壁、河川、峡谷、湿地等众多地貌构成的生态系统……所有这些，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凉州丝绸之路文化旅游景观。

在革命战争岁月，这里留下了红西路军精神；在现代工业文明中，孕育了铁人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还有那“生长一千年不死，死了一千年不倒，倒了一千年不朽，朽了一千年不烂”胡杨精神等等。这些文化资源，承载着丰厚的革命历史和感人的创业精神，象征着河西人民不畏艰险，坚忍不拔，顽强拼搏，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成为西部人优良的革命传统和巨大的精神财富。

总之，凉州文化以其独特的文化秉赋、鲜明的文化特征、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文化史上作出了特殊的历史贡献，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我们探讨、研究和借鉴，为今天的文化创新补充新鲜血液。

（摘选自《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大众文艺出版社2013年7月）

作者简介：王其英，甘肃省武威市人，1982年毕业于西北师大。主编出版《武威金石录》《西部明珠凉州》《可爱的凉州》，参编出版《邓小平理论学习与实践问题解答》《精神文明与“精神温饱工程”》《爱我中华爱我武威》，编著出版《凉州历史文化散论》《历代咏凉诗赏析》等多部著作，修订、统稿地方志和地方文献资料20多部，在报刊发表文章50多篇。曾获甘肃省地方志先进工作者、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

来源：凉州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