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九日，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二千五百余名爱国员工在香港宣布起义，十二架飞机离港北飞回归。与此同时，留港起义员工同美、蒋和港英当局开展了护产斗争，将大批航空器材、设备、油料抢运回内地。

选自国发[1983]

95号文件

舍命

这是一个没风的下午，1950年3月14日。一位年轻人悄无声息地离开香港尖沙咀附近的一个酒家，和来接他的同伴登上了一艘不起眼的小船。小船出了海，很快就优哉游哉地消失不见了。

毗邻庇利船厂码头危禁品区的海面上，停着一艘灰黑色的大货轮“帝国号”，从岸上望去影影焯焯。四时许，大货轮背对码头的那一侧垂下了一条软梯，原来小船早已悄悄抵达大货轮下边的海面，神鬼不知。那年轻人和同伴迅速地攀上软梯，几乎是悄无声息地爬上了大货轮。同伴简单地向英国船长介绍了这位年轻人，得知明日早晨六点货轮即将离开香港，与船长握手，然后下船离开。年轻人则悄然躲进了货轮的某个船舱。

傍晚，船长吩咐8位船员上岸采购食物，大家嘻嘻哈哈一路欢喜而去。十几个负责盯梢的便衣也随之下船，说是找地方去吃晚饭。夜幕刚刚降临，船长突然下令立即起航，而那些上岸的船员还没回来！这让刚从船舱溜到甲板的年轻人吃了一惊。船长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如果真的明晨起航就麻烦了，你就会被抓起来。”

年轻人叫戚少俊，公开身份是中国航空公司机务课液压股股长、港九民用航空事业总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庶务部部长。中航公司内部，直接存在着隶属中共华南局领导的地下党支部，支部书记胡理昌，是抗战时期戚少俊在中央飞机制造厂老同事、好哥们儿。而港九民用航空事业总工会对外以合法身份出现，实际上从成立之初就是受地下党领导的群众组织，18个执监委中有17个是两航员工。

送戚少俊上货轮的同伴叫陈耀宗。戚少俊就是从他那里拿到的货物装箱清单，负责押运。这批货物非同小可，是5977箱航材，共计3000余吨。秘密交货地点是远在北方的天津塘沽港。

一切神神秘秘。大家猜不到，戚少俊身上还藏了一瓶致命的氰化钾，这是他从中航公司的电镀车间里拿到的。几十年后，他对胡理昌的女儿胡飞霞回忆：“万一被捉到台湾，我首先是想办法把移交的清单烧掉销毁，而后就是用到这瓶氰化钾。”

这么多，怎么办！

1949年11月9日凌晨，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飞机12架脱离国民党政府起义北飞，拉开两航起义的大幕。这之后，在港英当局治下的香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退守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对两航留港资产和人员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台湾当局除了重新任命两航总经理，还派出特工人员，采用各种方式对两航员工威逼利诱，试图迫使他们改变立场，进而扭转被动局面。

两航留港资产数量是庞大的，除了没有参与北飞的71架飞机还停留在启德机场，单存放航材的大仓库就有好几处，此外位于黄大仙和广东道的工厂、加工厂、厂房、维修车间、发动机加工车间、电器车间、电动车间、液压车间等工作区域尚有15处。中航地下党组织很快组织了护产纠察队。港九民航工会首届监委黄国铨担任中航纠察总指挥。陈燕贻担任广东道厂区纠察，后来成为启德机场护产总指挥。另外，各工区的班组长也各司其职，担负起了纠察重任。据资料显示，护产纠察队初期有几百人，后来发展到上千人，24小时提供不间断警戒，一切措施都很严密。台湾委派的两航“新班子”很难进入办公区、机场、仓库、工厂等核心区域。据胡理昌回忆，在后期护产行动中，上级还曾派东江纵队的人员支援过纠察队。

然而局势还在复杂化。围绕两航财产的归宿，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台湾当局开始了一场著名的诉讼。1949年11月24日，港英当局法院颁布“禁制令”，冻结了两航财产。港英警察开始对两航各部门和基地实施监视。夜长梦多，按照中央指示，地下党迅速改变策略，将工作重点变成让航材及早回归大陆。

谈何容易！数量庞大的航材没长腿，自己动不了窝。怎么办？！

抢运

胡理昌1948年加入中共，同年12月接受地下党指派南撤香港，与何祖锐、姚敏潜伏于两航机务人员之中，后来担任了中航地下党基层支部的书记。为隐蔽身份，胡理昌代号“海燕”。而负责与他单线联系的华南局上线，是一个代号叫“海鸥”的地下党员。

与一般人的想象不同，早在1949年10月，也即两航起义实施之前，中航地下党支部就做好准备，将部分航材装箱，由负责航材仓库的魏应鹏等人实施。据中航工具仓库组长陈剑影回忆，在12架飞机北飞前的晚上，即 11月8日晚11点，80余箱器材和工具已经全部搬到仓库门口，等汽车运走。这些箱子上边已经被同事们写上伪装标签：至重庆、至昆明、至柳州、至台北……

北飞后第10天，中航地下党支部就已经通知可靠的同事、积极分子连夜进入工区、车间、库房等地，秘密封装物资300箱以上，其中30箱是发动机，还有常用的附件、特设仪表、零备件、油料、涂料、飞机轮胎、工具等等。1949年11月19日，“湖南号”货轮载着这些物资（首批）离港北上，10天后抵达塘沽。

两航员工甚至还把剩余71架飞机上的关键零件、仪表等等都拆了下来，秘密封存转运。要装箱，箱子不够用，已有的尺寸也未必合适，需要重新锯木头做箱子。中航员工李继白回忆：“最急人的是锯木头时发出的巨大噪音，在夜间显得响声特别大，担心走漏风声被人发现，我们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 显然，极为庞大的劳动量就靠十几个党员是根本无法完成的。早在北飞之前，中航地下党就开办了“读书会”，吸收港九民航工会积极分子成为核心成员，再由他们带动各班组长、可靠的同事们。这样大家就拧成了一股绳，在起义策划、北飞、护产、抢运等行动中形成了值得信赖的强大力量。

航材物资封箱后，怎么转移是个难题。出入启德机场，或者囤货地点庇利船厂仓库，警察都设了检查关口。然而地下党组织事先已经做了铺垫。警察多数为中国人，两航护产纠察队和起义员工们不仅跟他们攀老乡聊天，塞钱送烟酒套近乎也是必须的。中国人的血汗不能让外国人渔翁得利，这样的道理讲出来，更是让有些警察流下眼泪。于是在英籍警察不上岗的时候，大批的货箱被运出启德机场。

为了避免敌人发现，各种规格的航材小到铆钉大到发动机，绝对不能用中航公司的原包装箱，包括带有中航标记的之前也在禁止之列。航材转运到庇利船厂仓库，全靠汽车，从机场出来要东拐西弯地绕上几圈，在确定甩掉尾巴后才驶向目的地迅速卸货，期间也用过不挂车牌或借用他人车牌等手段。在材料铁架、设备、木箱上，他们甚至用黄漆写上了UTC（友联公司）字样，用以迷惑敌人。

之所以选择庇利船厂的仓库，是因为仓库货区内有一个靠海码头，对海运十分有利。中航纠察队除了要支开值班警察，还要负责仓库内的倒箱掉包。堆积如山和原样别无二致的箱子里早已空空如也，航材早已经由驳船运到了上级地下党事先租好的海轮上。

仅以“帝国号”装运为例，所用驳船共有20多艘，每艘载重30吨。来自香港海员工会的海员们驾驭这些驳船，先把货箱运到外海，再装上“帝国号”，运输耗时10多个夜晚，极为隐秘。如此大规模运输任务，参与单位涉及两航和海员工会，如果没有上级事先规划协调，没有中航和海员工会地下党基层组织的无缝对接，单就保密而言也是不可能的任务。可是，地下党组织竟然能够做到在每艘驳船上都安排一两名地下党员。

瞒天过海

“帝国号”载着一船的秘密了出公海，第二天迂回至福建沿海一个荒岛附近抛锚。船长下令海员们趁着大雾用油漆涂改了轮船的外观标识，包括烟囱上的标记。与此同时，一艘与“帝国号”原涂装几乎一样的货轮正在经行台湾海峡，顺理成章地被国民党军舰追逐、扣押。

一位姓李的海员走上前，用粤语告诉戚少俊，一旦遇险，两人要互换姓名和身份。在台湾方面发现被俘的只是给台湾糖业公司运糖的货轮之前，涂装一新的“帝国号”先进海峡，然后绕道进南洋，再北行，辗转抵达塘沽。10天的海上颠簸，才终于过去了。

接下来的大规模海运还有两次。从1949年11月19日到1950年底，运输航材设备共计17 746箱、航空用油4 100余桶、技术资料24箱、各型汽车13辆，建起了上海、天津、太原3个飞机修理厂，构成新中国民航的物质基础。历次海运，组织极为周密，地下党动员港九民航工会、香港海员工会等单位的骨干，齐心协力完成了任务。

1950年9月，胡理昌完成任务，返回大陆，继续从事民航工作。但“海鸥”等同志尚在香港工作，身份绝不能暴露。于是他守口如瓶，在档案中都没有详细说明个人经历，甚至历经“文革”磨难，都没有透露半字。

“海鸥”的真实身份——欧阳维，广东宝安人，1911年出生，20多岁时就当了海员，参加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1996年逝世，是香港海员工会支援招商局起义、南船北归、两航起义等重大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他本人当时属华南局香港城工委书记陈能兴领导，负责香港海员工会工作，也是海员工会针对航空界的负责人，直接联系胡理昌小组。

有一幕，胡飞霞到现在都忘不了。50年代，天津，屋顶上垂下一根电线，一个用旧报纸做成的灯罩罩着灯泡。灯下就是家里那张唯一的方桌，爸爸胡理昌伏在桌边写材料。妈妈怜爱地在爸爸身后站着，两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肩上。暗淡的灯光把两人的影子映在墙壁上，很大，很大。

本文参考资料：

《两航起义亲历记》、

北京两航人员联谊会《联谊通讯》、

《航空史研究》鸣谢：胡飞霞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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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神秘的海运。一旦被捕，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