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阿明·马洛夫，法兰西学院院士，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

原载于《塞纳河畔的一把椅子：法兰西四百年》，授权转载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跟他的前任相反，他对礼仪祭祀不会不耐烦和轻视。他用温情柔意的目光注视它们，使它们充满了美，他也兴致盎然照着做；甚至通过它们，解释年深日久的密码，努力理解人类社会。一切人类社会，没有例外，最贫弱与最辉煌的无不如此。

1974年6月27日，在圆顶下举行他的入院仪式时，他演说开头用了十分钟时间，详细比较法兰西学院庆典与加拿大太平洋沿岸美洲印第安人的接纳祭仪。这一种既挑衅也好玩的方式，把他一生信奉的信条告诉了新同仁：人类学家的任务不是研究“野蛮”社会、“原始”社会或“异国”社会；他的任务说得简单些，就是研究人；其中当然有不同之处，但是从深层次来看主要还是一致的，这要超过一切不相似之处。因为在“他”中有我，在“我”中有他，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意识，才会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

你们这个可敬的部落仪式—他对着惊讶的同仁概括地说—绝不因为它与某一个不知何时起源、不知依据什么、对伪装很自豪的族群相似而失去价值；恰恰相反，正因为如此，这些仪式更多了一种存在的理由、一种高贵的气势。“先生们，我来到你们中间，就像我认识的印第安老人，决心要为培养出他们的文化提供证明直到最后一刻，即使这个文化已摇摇欲坠，也不管有人说这个文化已回天乏术。”

列维-斯特劳斯从少年时代便对弱文化产生了温情。他自己的父母在他出生前夕度过一段惶恐与惴惴不安的时期。父亲是一位肖像画家，那时出现一门新艺术—摄影，正让肖像画成为落伍的东西，让他叫苦连天。一家人甚至为此决定迁往布鲁塞尔，那里有些显贵还是像从前那样，请人画上一张肖像画以示身份。这也解释了未来的院士1908年11月28日出生在比利时而非法国的原因。

整个童年时期，他看着父亲苦苦挣扎，后者要维持的这门高贵艺术而今被一项革命化发明压得奄奄一息。这也使他很早领会到进步的观念是复杂的，很难予以界定。变化并不总是一种进步，进步本身也有其两面性，一面光彩夺目，一面黯然失色。正因如此，他二十六岁时去巴西，发现亚马逊居民绝望地奋斗，试图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保持更长一段时间，这时他不是用昆虫学家的目光密切注视着一窝白蚁；他自然而然地觉得自己是他们的远房兄弟，对他们的焦虑感同身受。此外，1935年他在圣保罗第一次公开讲座，题目就是《进步的危机》，这也不是没有意义的。可惜这份讲稿已经散失。

这个主题当时已引起争议。在1929年金融崩溃以后，全世界都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衰退，迫使千千万万人堕入贫困生活，引起重大的政治骚乱。主张暴力的意识形态正在迷惑群众，每个国家都受到胁逼，刚刚脱离杀人如麻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祸害，如今又要被拖入另一场世界大战。所谓进步的光明前途又变成什么了呢？有人不是让中产阶级相信他们再也不会缺衣少食？不是说那次大战是最后一次吗？不是相信科学与工业将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从此一劳永逸地走上繁荣的道路么？

对于一个来自欧洲的青年人类学家来说，遇到了以“野蛮”与“原始”而著称的民众，这些问号都带来了一种特殊意义。列维-斯特劳斯具有强烈的道德意识和聪颖天禀，必然看到“文明”与“不文明”、“先进国家”与“落后民众”的分界线是模糊不清的。他深信不疑的，是不要混淆“物种进化的科学理论”与“文化进化的伪理论”。根据这个伪理论，人类社会经过不同的前进阶段，犹如一个人从童年长成青少年，然后到成年。“事实上，不存在童年民族；每个民族都是成年民族，虽然那些民族没有保存记录童年与青少年的日记。”他在《种族与历史》中这样强调说。

这篇论文是在1952年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而写的，其意图相当宏大。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由一个建立在种族主义基础上的政治运动挑动起来的。即使在战胜者这方面，白人至上的思想也根深蒂固，殖民主义与种族隔离仍然得到辩护；年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待该组织章程第一句交代的任务非常认真，即“战争源起于人们的思想，因此必须在人们的思想中树立保卫和平的意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科文组织委托一小批博学、德高望重的人物写文章，作为推广这个新世界观的基本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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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项使命，他们想到了列维-斯特劳斯，这也不足为奇。从其一生的阅历、对问题的敏感性和知识的渊博来说，他是当然人选。

1939年，他在亚马逊进行四年研究后回到巴黎，立刻就被声名显赫的亨利四世中学聘为哲学教师。但是他没有能够上任。9月初，他已经应召入伍，驻扎在悲惨的马其诺防线一侧。最初几个月是“奇怪的战争”：当纳粹德国攻击东线时，法国军队不去西线从背后袭击他们，而是等待他们战事结束，回过头来打自己。法军立即兵败如山倒。列维-斯特劳斯士兵所属的军团往后撤，在公路上游荡了一段时间，然后进入蒙彼利埃一家兵营，慌慌张张，没有方向，无所事事。

这时候，发生一桩令人目瞪口呆的怪事，让这位人类学家到了暮年还是面带笑容向人叙说不已，但是这也说明他的一种精神状态，弄不好会带来严重后果。停战协定签字后，列维-斯特劳斯认为自己可以去亨利四世中学报到。国家此时分成两个区域，北方包括巴黎，由德国人直接占领；南方名义上是“自由区”，由贝当为首的“法国政府”管辖。为了重回中学，教师必须有国民教育部的特别许可证。他前往不久前被贝当元帅定为临时首都的维希，“教育部设在一座市镇小学内，中等教育处在一间教室里办公。那位负责人瞧着我不胜惊讶，他对我说：‘以您的姓氏来说，要上巴黎去？您想都别去想！’到了那个时刻，我才开始明白过来。”

对于这种“天真无知”，他供认不讳，让他自己也好笑，而且还可能把他送往死亡之地；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全神贯注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宇宙内，旧大陆的新闻几乎再也不上他的心。“我在亚马逊一位橡胶专家的茅屋里，看到落在地上的一张旧报纸，才知道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他还说出其他几条理由：给他搜集的人类学器物编号，这需要他全力以赴；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异；还有“没有政治头脑”。但是有一条理由他从来不提，对外界的观察家来说，这反而是最明显的理由：他的想法非常法国、非常共和、非常世俗，就是不要根据祖先的宗教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不要让这个因素影响对他的评论。他花了不少时间才接受下列事实：人不是完全可以自由确定自己的身份的，他人的目光也起了很大作用—有时还是悲剧性的作用。

幸好还有人保护列维-斯特劳斯，避免他这种高尚的盲目造成的后果。这位正直的维希官员，不论出于好意还是恶意，不让他去自取其辱，也可能使他免于一死。尤其有些朋友，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各处奔走，把他纳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一项计划中，该计划的目的是援助一部分受迫害威胁的欧洲学者，向他们提供到美国大学教书的机会。

这项计划真是天赐之物。不但保护他免遭不测，否则他留在法国，必然会得到这样的下场；此外还让他有机会接触这个时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这使他在不到几年时间内充分发挥潜能。

除了列维-斯特劳斯这个特殊例子外，自从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权以来，欧洲学者纷纷出走，前往大西洋的另一边，在全球造成持久影响。就在那几年，全球的知识与科学重心从欧洲转移到了美国。不用多少时间，这个国家的大学成为各行各业发明与创优的青睐之地，带来经济、政治、军事方面的重大成果。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离开柏林，永久定居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是最具象征性的例子；但是还有成千上万的其他人，分布在知识界的各个领域。

从三十二岁起，直到四十岁，处于这样令人振奋的环境中，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是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机会。他从巴西回来后，几乎还没有发表过什么作品。如果哲学教师的生涯如他所期待与希望的那样展开，他的亚马逊之行也不过是他的历程中一桩偶遇而已。历史触动到了他最神秘的内心深层，让他有机会发挥最好的自己。

他在1948年从纽约回来，那时已完成了《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这部书立刻给他确立了人类学家的美誉，也部分促成另一个知识大工程即结构主义的兴起，并把列维-斯特劳斯看成是创建者之一。他本人一直不愿意当一个思想学派的旗手；从他的观点来看，“结构”这词的概念是一种探索工具，不是一种学说基础。他善于与此保持距离，当结构主义之风一阵吹过以后，他个人的形象并不因此有丝毫受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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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出版一套丛书，其主题是反驳种族主义偏见，列维-斯特劳斯显然是理想的作者。他本人受过种族主义的迫害，那时就因为有一个犹太姓氏，被迫出国流亡；他具备必需的科学造诣，谈论这些问题带有权威性。还有，他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只是纸上谈兵式的学术讨论。他经常在著作中这样说，人类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一门普通学问，还是“对一种德智状态的修炼过程；这种状态起源于几世纪以前，被我们称为人文主义”。他于是兴高采烈、一丝不苟投入交代给他的工作。

《种族与历史》一书引起的热情持久不散，这与其他出于同一目的的约稿不一样。它也引起了争议。主要的争议产生于他与未来的学院同仁之间。那是罗歇·凯卢瓦，当时的知识大家、小说家、散文家和社会学家，熟知拉丁美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是个部门负责人。大家因而以为，他应该赞同列维-斯特劳斯的想法。但是他显得非常气愤，因为他把这看成是对西方的嘲弄。他写了一篇长文《逆反的幻想》，刊登于《新法兰西杂志》，文中嘲笑那些人，“他们选择了人类学，因为心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挑衅心理，促使他们喜欢原始造型胜过夏尔特尔教堂的大门，喜欢爵士乐胜过莫扎特，宁可让他们不信仰的鬼神附身痉挛，也胜过对自己和祖先羞于信过的鬼神顶礼膜拜。”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对自己的文明极不公正，甚至忘了到目前为止唯有它创造了他们自身研究的物质与精神条件。唯有它才允许和创造了他们忘恩负义的文明。”

凯卢瓦要把嘲笑者拉到他一边，他确实成功了。列维-斯特劳斯被人指名道姓质疑，他在让-保罗·萨特的《现代》杂志里作出慷慨激昂的答复：“第欧根尼用走路证明行动，凯卢瓦先生躺着表示没有看见。他那个文明并不引起他良心的谴责，他希望这样不妨碍他怡然自得地观赏。”

这两位作家除了脾气大、能言善辩，他们论战的中心还存在一个历史与道德问题，至今无法作出结论，对此可以归结成这几句话：当前毫无疑问的是有一个文明，也就是西方文明，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典范文明；这个文明的发展造成的结果是把所有其他文明边缘化，有时还让它们灭绝。接着要知道的问题是这些文明中的人失去了他们的身份和生活方式，是否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了补偿。相关辩论正在进行，也会通过各种形式长期辩论下去。目前主要还得搞清楚，昨日的殖民化或今日的全球化，总结之下应该认为大体是积极的还是灾难性的。

对凯卢瓦来说，西方对全人类的贡献是那么杰出，涉及领域又那么宽广，只有愤世嫉俗或自怨自艾的人才会不予以承认。而列维-斯特劳斯则认为，一种文明，即使这是他自己的文明，即使它如何光辉灿烂，若在前进的道路上毫无顾忌地任意践踏其他文明，这也是不可接受的。而今就在欧洲中心地带，不久前遭遇了一场野蛮的浩劫，是那些声嘶力竭鼓吹西方和白种民族至高无上的人也难以想象的，怎么还能继续“怡然自得地观赏”呢？“野蛮人，首先是相信野蛮的人”，他以前这样写过。他的对手对此回答说：“这样一句话只能引出这样的结论：希腊人与中国人是典型的野蛮人，因为他们把自己说成是文明人，而四周的民族是野蛮的，尽管他们也有过他们的美德和荣誉。”

这两人之间的辩论在法国知识分子眼前持续了几个月，大家都密切注视，因为那时正处于去殖民化的折磨中：不久前越南奠边府一役战败后，法国失去了印度支那；而在阿尔及利亚，独立派也开始造反。后来辩论中断，不是双方和解，也不是厌战，而是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一部书《忧郁的热带》，改变了他的形象与地位，使他一夜之间变得无懈可击。

可是这部著作使作者遭受《种族与历史》出版时同样的批评。

他在书中像历来一样热情澎湃，宣扬他对亚马逊流域部族的一片深情。“西方文明的发展，对于这一大片无辜的人则是无妄的灭顶之灾”，他说，“西方文明是我们正在享受的美好生活的创造者”，但并不是没有付出相应的代价。“首先你们在旅游中给我们看到的是把垃圾扔在人类的脸上。”他敦请旅游者不要去亚马逊流域。“请把你们油腻的纸、打不碎的香水瓶、开过的食品罐头扔在欧洲最后的旅游胜地。它们遭到彻底破坏的日子已经不远，至少在这以前，你们要尊重这些山水，让它挟着滔滔白浪，沿着玫瑰色玄武岩山腰的石级顺流而下。”

作者对西方文明的抨击铿锵有力，对于伊斯兰文明也毫不留情。195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他出差到巴基斯坦，与伊斯兰文明有过接触。由于他不是说话打官腔的人，也不是日后被称为“政治正确”的人，他在书中的表述方式一如他平日作风，怎样想就怎样写。

他的做法与众不同之处，是经常把伊斯兰世界的缺陷与西方世界的缺陷对比来看。“面对尚处于我们管辖下的民族与文化，我们囿于同样的矛盾之中，犹如伊斯兰文明面对它的被保护人和外部世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有些原则足够保证我们自身的发展，却并不被其他文明看在眼里……比如伊斯兰文明在中东是宽容的倡导者，对于不皈依他们信仰的人却不轻易原谅，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信仰要比其他信仰不知崇高优越多少倍。”

更令人惊讶的是《忧郁的热带》最后一章附有这条建议，今天看来那么令人费解，以至于近几年来后出的几个版本在页脚加上了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注释：“不合时宜的考虑，犹如其他不少考虑一样；但是不应该忘记的是此书成稿于1954年。”那条建议是什么呢？那时候法国有四千五百万人口，“在权利均等的基础上”，把殖民帝国内两千五百万穆斯林也并入它的人口中。列维-斯特劳斯说，“如果它敢于这样做，跨出这一步，要比当年美国不愿一直成为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一个小省的做法还要大胆。当新英格兰的公民在一个世纪以前，决定同意让欧洲最落后地区和最贫困的社会阶层向国内移民，让国家淹没在这股浪潮下，他们是在进行一场赌博，而且还赢了，这一份赌注跟我们今天拒绝冒险投入的赌注同样大。”

但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建议证明了思想家的胆略、光明磊落的意图，以及高贵的天真。

这反正也没有引起什么大不了的争论。在《忧郁的热带》里有一阵清风、一种热忱、一份雅致、一片诗意，使这一类争论都显得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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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作品从某种程度上使列维-斯特劳斯名声大振，改变了他的器局。更有意思的是他是出于焦虑，在近于绝望情境下才写这部书的。

在他长期居留美国和发表《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以后，曾经接连两年申请法兰西公学院的教职，两次都没有成功。他愤怒、痛苦，深信在教育界不会再有任何前途，然而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下决心毫无顾忌地畅所欲言，从第一页起：“我恨旅行和探险家。”

他身边只有他的打字机和妻子莫妮克，在六个月内一口气写出了这部大作；莫妮克随时给他复读原稿。这部作品内容庞杂，有默想、杂文、旅途笔记、向星球倾诉自己的爱意、对环境破坏的愤怒。

这部书给他打开了所有他以为绝不会重启的大门。1959年，他凯旋进入法兰西公学院，在那里立即创建了他的“社会人类学实验室”。

“实验室”这个词值得在此多说几句，因为它显示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真正雄心壮志，这在他眼里是最重要的，但是大多数人并不领会，这使他很失落。当大家谈起他像谈起一位“诗人”，这也使他恼火，有点像克洛德·贝尔纳在一个世纪以前听人把医学描绘成一门“艺术”的反应。对于这位早年的先行者，他从事的这个学科应该绝对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要实验，要验证，要规范。列维-斯特劳斯在自己这个领域内也有同样的想法。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他要把他的人类学研究所起名为“实验室”。

他的观点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绝对需要转化成真正的科学，而现在一直还是在僭用这个名称。比如在亲属关系或语言方面，一旦涉及人的先天精神状态与某一特定的社会中获得的后天精神状态，能不能建立通用的守则呢？

但是列维-斯特劳斯要走得更远，要远得多。他写道：“我深信人类社会像个人，在它们的游戏、梦想或疯狂中，从来不以绝对的方式进行创造，而仅限于在可能重建的理想拼图中选择某些组合。”把观察到的所有习俗，把在神话中想象的所有习俗都列出一张清单，“将会画出一张周期表，就像化学元素表，在里面一切真正的与只是可能的习俗以家族分类，我们只要对社会真正接受过的习俗加以确认即可”。

如果不把这种看法视为一种幻想，则它代表了一位研究人员至今能够孕育的最富有雄心和最引人遐想的计划。他孜孜不倦做的就是这项工作。

由此可见，关于他确实有过一种误解，在他生前一直延续，死后也未尝消除。因为他的读者，主要还是他的同胞，喜欢他的首先是作家的一面—他的语言、风格、气质、雅致，以及他的文学艺术知识；其次是思想家的一面；最后才是学者的一面。而对于他本人来说，重中之重应该是科学研究课题。

当他在蒙泰朗自杀后成为第二十九号坐席候选人时，法兰西学院内部也是以这样的“等级表”来考虑的。列维-斯特劳斯的文笔给他带来了多数院士的支持；他的学术见解有几人是赞同的，但是也有不少保留意见；至于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在一部分人那里引起有礼貌的好奇，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则毫无反应。

投票结果是十六票赞成，十票打叉，表示拒绝。这场选举可以说顺利，但是战绩不及期待的那样辉煌。或者从另一方面来说，凡是在法国经历过20世纪至21世纪之交，见识过列维-斯特劳斯的巨大威望，以及他的同事每次提到他的名字都肃然起敬，无法想象当年选他居然不是一场全民公决。

他庄严的入院典礼也并非风平浪静。应新院士的要求，由他的老对手罗歇·凯卢瓦负责致答辞。这个想法非常高尚，在礼数上落落大方。可是，致答辞者又要挑起已经偃旗息鼓的论战，认为有必要在听众面前再说上几句，可是他又没能把话说得心平气和。“在1952年，您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要求写了一本小册子《种族与历史》，可能写得太仓促了一点。您在文中就文化的平等提出一些论点，后来也使您广为人知，这对于培养了您的文化与学科则有点忘恩负义。这挑起了你我之间的争论，我承认是我起的头。我对您每条论证的正确性表示敬意，但是我承认在我看来它们相互之间难以融会贯通，您的推论也不能自圆其说。您在反驳我的文章中，语调、内容、激情都非同一般，使用论战的方式也在讨论不同意见时极为少见，这在当时使我目瞪口呆，无以言对。”

这些吵吵嚷嚷不久也被人遗忘了。那些打叉、责备，其他种种也无不如此。这一家学术机构就是这样度过了几个世纪。遗忘的与记住的都同样不多不少。不论是第一轮就被选上，还是像维克多·雨果那样经过几次失败；不论是仅仅多一票当选，还是全体一致通过；当我们跨过舞台脚灯，到了学院的中心，过往的一切也只是些逸闻和故事情节而已，突然看到自己成了某一把椅子、某一位前任甚至是某一支族裔的继承者—这条脉络的形成，取决于死亡、投票、阴谋诡计、文学政治或其他环境的偶然性。

那天，在演说中，列维-斯特劳斯认为重要的是提醒他的同仁，他入选学院还伴随着一种归宗的要求：“对于每一位院士来说，你们也给予了他入谱的恩典，这个谱系是由三个半世纪以来坐过这把椅子的人组成的；端坐在这把椅子上的人，应该都感到无比光荣；这份谱系是半虚构的，但是人种学家知道，在世界上任何角落搜寻到的谱系，若上溯到久远一些的年代则无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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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椅子的第十八位座上客，比他以前任何一位院士都要长寿，他活到2009年10月30日，差几天就是他一百零一岁生日了。他德高望重，名声如日中天，可以说达到令人膜拜的程度，然而有关他的争议声也不绝于耳。有人质疑他鼓吹严格与系统性的反种族主义，也有愈来愈多的人从反面来批评他“保守偏航”。比如他在一次讲座中说过，“做到与众不同，并保持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这才会使各种文化百花齐放；为了这个目的，一切文化必须对自身忠诚，其代价是对不同文化的价值观装聋作哑。”

确实，相对于撰写《种族与历史》的时代，他观察的角度有了变化。在50年代，世界刚走出战争，各国竞相争取独立，他迫不及待要说的是：“我们大家都有权利要求同等的尊严，没有人应该洋洋得意于自己的文明要优越于其他文明。”后来他在生活中对另外一种威胁感到忧愁，并认为这更加险恶：卑躬屈膝的文化一致性。这种威胁一直存在于他的脑海中，他曾经带着愤怒写道：“人类陷入了单一文化，准备生产大批量的文明，如种甜菜一样，以后大家的日常伙食就只有这盆菜可以吃的了。”

从他的观点看来，任何文化都不应该消失——任何族群、任何文献、任何语言、任何艺术，不论是在亚马逊流域，还是在塞纳河沿岸。